黄宗霑与中国电影的变革时期

“1929年是大家公认为电影技术史上最重要的时代”［92］，世界电影出现了巨大的时代转型，有声时代的到来，宽银幕影片的出现［93］，全彩长片（All-color Feature）的兴盛，电影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与好莱坞相比，1929年的中国电影业也处于一个特殊的变革时期。首先是商业竞争导致了电影的粗制滥造，电影业为了追求利润，普遍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这种流于粗陋的创作状况亟待变革；其次是这一年中国上映了第一部有声电影［94］，随着有声时代的到来，中国电影在技术上也亟须革新，才能与世界接轨。就在这一年，黄宗霑首次踏上了祖国的热土，开始了对中国电影的全面考察，用一种赤诚的“反哺”情怀，为变革时期的国产电影业指点迷津。

黄宗霑的这次中国之行，对当时的电影界来讲，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震动。他结合美国电影的发展趋势，分析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成就与不足，并对中国电影创作中的各种问题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尤其是他热情地向中国电影演员介绍化妆与摄影的关系，使中国电影界对化妆的作用开始重视起来。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技术变革对电影创作的影响，分析了“目前美国电影事业之发达，犹且注意各种发明与新发现之电影艺术及其科学”。［95］这些意见和建议，对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国电影业来讲，可谓切中肯綮。

当时上海有一本十分畅销的电影杂志《新银星》，该杂志从1929年3月第8期开始，连续刊载了7篇文章对黄宗霑的首次中国之行进行报道［96］，全面介绍了他的这次访问行程和对中国电影的希望。1929年4月11日，黄宗霑参观了大中华百合公司。该公司的经理朱瘦菊和导演王元龙亲自陪同，前往摄影场、洗片室和剪辑室等各个部门逐一参观。由于正赶上公司新片《劫后孤鸿》和《奇侠救国记》的拍摄，黄宗霑对摄制组在布景、摄影打灯等方面的运用手法给予了肯定和赞赏，同时他还亲自为这两部影片分别拍摄了数百尺内容。［97］

随后，黄宗霑参观了明星公司，当看到该公司资本雄厚、人才济济时，就表示了对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极大信心，还把自己从美国带来的几部新式摄影器材赠予他们，其中包括4个电影变焦镜头，是当时“东方所未有的”。［98］他还提议为明星公司拍摄“公司男女基本演员”的纪念影片，其中有赵静霞、汤杰表演的香艳滑稽剧，胡蝶、朱飞表演的爱情剧，王献斋、郑小秋、夏佩珍表演的提倡婚姻自由的家庭剧等。在拍摄时，“黄君或以远摄、或以近摄、或以特写等优美之角度摄之”，毫无保留地对明星公司的两位摄影师董克毅和颜鹤眠（颜鹤鸣）进行示范指导。这些小品影片后被黄宗霑带回美国放映，成了美国电影界了解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资料。［99］

20世纪20年代末，正是中国商业娱乐电影大肆泛滥的时期，而黄宗霑对电影艺术精益求精、严肃认真的态度，与当时中国电影界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参观明星摄影场时，正赶上《火烧红莲寺》拍摄“红姑夜探红莲寺”那场戏，张石川便让黄宗霑现场指导“夏佩珍在红莲寺墙外跃上高墙”的那个镜头。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黄宗霑要求二十架灯光全部打开，但他还是感觉光线不足。站立一旁的张石川不禁摇头叹息，事后还对人说：“一堂搭满整个摄影场的大布景，也无须二十双司泡脱（司泡脱，乃Spot的音译，即 ‘灯光’的意思）开足，现在拍这样短短几十尺片子的一个镜头，还嫌光线不足，吓坏老夫也！”［100］这充分说明了在摄影用光方面，当时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界的巨大差异，尤其是黄宗霑一直以来对摄影中的光线要求极为严苛，这也正是他当初能在美国电影界脱颖而出的最主要原因。

在电影摄影中，光线的运用极其重要，这一点黄宗霑了然于心。在好莱坞，许多著名女演员喜欢在他的镜头前表演，因为“黄氏对女明星的拍摄手法，是很有独到之处，他能够用特殊的方法，增加她们的美丽掩盖她们的缺点”。［101］他十分强调光线在摄影中的艺术表现力，曾设想写一本名为《光线应用之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Lighting）的参考书，来总结一下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心得。［102］他对摄影时的“用光”非常重视，“黄氏并不看重技巧的摄影，他所感兴趣的只是如何在正统摄影范围之内研求逐步的艺术化，极力研究气氛的加强，纯粹在光与影上设计，研求色调（Tone）与调子（Key）的最高境界”。他不赞成那种“全部清晰（Sharp OVE All）的摄影法”，他认为“‘简单’是摄影的首要条件，只有简单才能彻底表现主题，才能让人感到真实”。［103］黄宗霑是第一个发明用“低调”（Low-key）或者特殊效果的光线来摄制影片的人，他对光线在摄影造型中的强调，对当时中国电影界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1929年5月24日上午9时，黄宗霑搭乘“麦金莱总统”号返美。当日明星公司总经理张石川、副经理郑正秋、导演程步高、演员郑小秋和王吉亭、宣传部张韦焘、摄影师董克毅和颜鹤眠、《新银星》杂志主编陈炳洪一行9人前往码头送行，送别时董克毅和颜鹤眠分别用手提摄影机和照相机记录了这难忘的一幕。3个月的参观交流，黄宗霑对中国的电影事业有了全面的了解。返美后，他还曾数次写信给陈炳洪，反馈美国电影界的最新动向，尤其技术方面的新进步，建议中国尽快发展有声影片，赶上世界电影发展潮流。其中一封信中，黄宗霑谈道：

返美后耳目所见闻与余离美时情景大不相同矣。随处皆为有声影片。余知不久所谓默片者将成为古物。荷莉坞与纽约之摄影场，家家日夜赶制有声影片。所不能推测者为中国或其他国家将如何处置默片。余以为唯一方法即从速鼓吹电影事业于中国。［104］

在写给陈炳洪的另一封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发展有声电影的热切期盼。他不但给陈炳洪邮寄了几本美国新近出版的关于有声电影摄制法的新书，而且还在信中探讨了有声电影、宽银幕及彩色片的前景等内容，足见他对电影技术发展的热情态度：

我夹着寄上一张福斯公司所出的新影片做葛兰大影片的，你留心听的话，声音是在影片的旁边，那细小黑点是声浪，就是发出声音之处。片中景物几与立体无异，放映时候是在广阔的白幔，比现在影戏院银幕要大两倍有半。此种片子能普及与否，还不能断定，但我相信将来电影之改进是在于放映的面积与效力。若这种片子要普及起来，那么所有现时电影的一切都要改变了，如摄影机、放映机、冲洗器具等。目下最应时的就是有色的有声片，这是已经很得观众所欢迎，声片带着色给了片中景物一个生的表现。从前我们只可看到黑白影子唱着说着，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彩色更加逼真玲珑了。试想有一出中国有色的声片，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柔软与辉煌色彩的中国衣服怎样美丽悦目了，那岂不是要抬高我们的事业千倍吗！［105］

黄宗霑在华期间，热情地支持和推动中国电影业对有声电影制作的尝试。在明星公司参观时，他与摄影师颜鹤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的启发和鼓励下，颜鹤鸣发明了“颜苏通”（后改名“鹤鸣通”）录音设备，并尝试拍摄了中国第一部使用自己国产电影录音设备制作的片上发音的影片《春潮》（郑应时导演，1933），他为中国电影技术的变革起到了重大的助推作用。当战后中国电影尝试彩色片创作时，黄宗霑再一次伸出了友谊之手，为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的拍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06］

1929年的上海电影界，迎来了许多好莱坞影人的光顾，除了黄宗霑之外，还有道格拉斯·范朋克、摄影师施密斯等。黄宗霑的中国之行，为变革与迷茫时期的中国电影带来了一束光亮。他不仅给混乱无序的电影市场打了一针镇静剂，用好莱坞的制片标准引导中国电影的创作，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在有声时代的变革指明了方向，鼓励技术改进，不断与国际接轨。这种“反哺”情怀，体现了黄宗霑这位华裔离散影人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的怀乡之情。作为一位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黄宗霑的两次回访也体现了一种“旅居者”的身份转喻。

［92］［美］刘易斯·雅各布斯.美国电影的兴起［M］.刘宗锟，等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468.

［93］宽银幕影片的出现：电影史上第一部70毫米的宽银幕电影《大追踪》（The Big Trail），1929年拍摄，由拉乌尔·沃尔什导演，约翰·韦恩主演。(www.xing528.com)

［94］ 这一年中国上映了第一部有声电影：1929年2月9日（农历除夕），上海夏令配克大戏院放映了美国片上发音有声片《飞行将军》，这是中国第一次公映有声电影。

［95］佚名.黄宗沾君：所望于中国电影界［J］.新银星，1929（11）.

［96］这些文章是：《美国电影之内幕（一）》（黄宗沾，第8期）、《黄宗沾君参观大中华百合公司》（碧云吾，第9期）、《美国电影之内幕（二）》（黄宗沾，第9期）、《美国影界之合作》（黄宗沾，第10期）、《所望于中国电影界》（黄宗沾，第11期）、《黄宗沾君来函（一）》（黄宗沾，第12期）、《黄宗沾君来函（二）》（黄宗沾，第16期）。

［97］碧云吾.黄宗沾君参观大中华百合公司［J］.新银星，1929（9）.

［98］蕙.明星欢送黄宗沾赴美［J］.新银星，1929（10）.

［99］陶.我华明星与美国明星相见［J］.新银星，1929（10）.

［100］罗建琨.影坛回忆录：黄宗霑吓坏张石川［J］.一周间（上海），1946（1）.

［101］燮圻.好莱坞名摄影师：黄宗霑［J］.军中娱乐，1947年（新）（1）.

［102］佚名.世界最佳摄影师黄宗霑谈摄影技术［J］.电影世界，1941（19）.

［103］邹冽.摄影导演：在美国的著名摄影师［J］.影剧春秋，1948，1（4）.

［104］黄宗沾.黄宗沾君来函［J］.新银星，1929（120）.

［105］佚名.美国通讯：节译黄宗沾君之来函［J］.新银星，1929，2（16）.

［106］侯任，黄一庆.颜鹤鸣：为胡蝶掌控镜头的摄影师［J］.档案春秋，2010（11）：3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