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健全首都出版业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表达机制
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赛缪尔·亨廷顿说:“一个拥有高度制度化的统治机构和程序的社会,能更好地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8]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公共政策过程是以公共政策问题的确立为逻辑起点的。一项利益诉求如果不能顺利地通过政策输入途径到达政策制定系统,就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9]就首都出版业来讲,可以从两个方面建立利益表达机制。
第一,建立有效的意见收集机制,并将公众的政策建议确立为政策议程的常规程序。
第二,积极培育首都出版业非政府组织。出版业非政府组织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的重要渠道,与政府直接面对公众的反馈平台不同的是,非政府组织可以将分散的公众意见整合为系统的公众意向。所以,要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出版业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规范其运作,为出版业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空间和制度保障。尤其重点扶植弱势群体的出版非政府组织,比如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就成为农民文化需求的利益表达机制。使农民这个文化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文化政策及时地反映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
(2)健全首都出版业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妥协机制(www.xing528.com)
政策制定的过程启动以后,就会面临不同的利益群体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利于自己的政策,为了平衡利益偏好,就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利益群体谈判、妥协的制度平台,通过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商找到利益共同点,形成能够为冲突双方共同接受的政策方案,达到政策方案的最优化选择。
(3)健全首都出版业公共政策供给过程的参与机制
公民广泛地参与公共政策活动的过程,是体现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之一。从一般意义讲公民参与就是普通的公民通过各种合理、合法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行政政策和决策以及与政府活动相关的行政外部行为。公众参与对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的广泛讨论,有利于减少政策的随意性与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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