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经济学大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在认识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责任时，需要明确区分‘政府提供’与‘政府生产’。政府生产是指公共产品得以成为存在物的物理过程，政府可通过建立企业或直接投资等方式进行直接生产；而政府提供则指政府通过制度安排使消费者得到产品的过程，通常可以通过授权、资助、监督、预算或政策安排等方式将公共产品委托给私人企业或者第三部门进行间接的生产。”[5]而我国出版业公共产品的供给还一直不能摆脱“政府生产”状况，即所谓的政府单一供给机制。虽然我们知道，政府供给的目的是纠正市场失灵，但是，政府在供给决策时只以主观立场考虑实现政府意愿，民众的真实需求被无视或掩盖，另外，由于政府财政预算的限制和垄断供给也很难从质量和数量上满足民众日益高涨的公共需求。所以，单一的供给机制很容易造成“政府失灵”的现象，致使出版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浪费国有资产。
（1）经营性出版企业参与供给公共产品
通过项目委托或者政府采购的方式与经营性出版企业订立契约，使其有资格承接某些规模小、成本低的准公共产品的生产项目。另外，鼓励经营性出版单位通过一些公益活动无偿捐赠公共产品。就像“读书益民”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多个部门联动和对口帮扶等多种有效形式。比如：2008年北方出版传媒下属的万卷出版公司就向“农家书屋”工程发展基金会捐赠60万码洋新版热销的“家藏四库”图书。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努力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减轻国家负担，提高公共资源利用效率。
（2）第三部门参与供给出版产品
我国出版业第三部门运作的主体是出版行业协会，它运作的原则是必须从事公共性的事业，其收入不能用于个人受惠。鼓励出版行业协会参与提供可以防止政府与市场割裂而导致的公共产品供给缺位问题，使出版行业协会成为与政府、市场相区别而又相互关联的主要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构成出版业公共产品提供的“金三角结构”的主要支柱之一。出版行业协会的供给主要有三种方式。(www.xing528.com)
一是出版行业协会独立提供。在政府保证组织本身的独立性的前提下，通过民营资本捐赠或者自筹资金，依靠自身力量提供各种公共产品。
二是与政府合作提供。通过与政府签订委托合约，承包公共服务的项目，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另外，政府可以直接以资助或者付费的方式购买第三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政府结成合作伙伴关系。
三是与民营出版企业合作提供。第三部门通过一些具体的公益性的项目或者设立公共服务基金，鼓励民营资本投入或者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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