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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

时间:2023-07-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国的出版业公共服务谈得上体系的时代大体来说应该从改革开放以后算起。以时间角度划分,我国的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随着一系列政策的推出,我国出版业构成了政府完全宏观管理下的,并提供有限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体系。1997年1月,国务院发布《出版管理条例》。在这个阶段政府解放思想,尝试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出版业经营体制,初步构建了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

中国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出版业公共服务谈得上体系的时代大体来说应该从改革开放以后算起。正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开始有意识地使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发展出版业。以时间角度划分,我国的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2年):政府完全宏观管理并提供有限公共产品的阶段

1978—1987年既是我国经济巨变的几年,也在这一阶段开始了拨乱反正。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国的经济找到了新的出路,提出改革开放的目标框架。1982年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三种管理(即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4年明确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政策变迁的轨迹明确显示出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我国的出版事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出版界对出版业也进行了重新认识,首先出版界开展了对“两个估计”的拨乱反正,并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事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总结。1981年由国家出版局起草的《关于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的汇报提纲》中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主要问题有:我国的印刷生产能力远远不足;发行方面还是新华书店的一统天下,渠道过少,供销矛盾尖锐;仓库不足,大批图书积压不能发出。汇报中明确提出以上问题的解决依赖资金的到位,而出版单位的资金不足,国家这方面的投资又比较少,所以政府的投资和相关财政优惠政策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不二法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部门对出版业开始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一方面为出版公共产品买单,比如1978年3月,经中央批准,国家出版局动用国家储备纸,拨出大批纸张安排京、沪等地出版社紧急重印了35种中外文学名著和社科、科普、儿童读物、词典工具书等,于五一劳动节和国庆节期间集中发行,这对于缓解十年浩劫造成的严重“书荒”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还有对语文词典的拨乱反正等政策的出台,都是重振出版业的良好开端。另一方面,在政策方面又试图循序渐进地推动出版业从事业体制向企业体制转变。这个阶段在出版政策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个政策,一个是1983年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会议决定“今后出版系统所得利润纳税率由55%降为35%……,要改变文化事业靠国家补贴的状况……”;另一个是著名的“长沙会议”对地方出版社出书方针进行拨乱反正,大大调动了中央和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促使出版事业走向繁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体制方面,1982年5月,国务院决定国家出版局改为文化部出版局。文化部在召开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的基础上,打破了延续多年又争执多时的出版社只管出版、新华书店包发行的体制,将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目标归结为“一主三多一少”,即在全国组成一个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明确要大力支持出版社自办发行,改革购销形式,在发展集体书店的同时,积极扶持个体经营的书店、书摊。随着一系列政策的推出,我国出版业构成了政府完全宏观管理下的,并提供有限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阶段(1992—2002年):构建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出版业宏观调控体制

为了认真贯彻十四大精神,布置1993年的工作,把新闻出版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闻出版署于1992年12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要求在出版与发行两个重要环节上进一步深化改革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极大地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使我国的改革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1月,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作了《坚持方向、深化改革、实现新闻出版工作的阶级性转移》的报告,认为出版业已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即从规模数量的发展向优质高效转变,从总量增长型转向质量效益型。要深化改革,加速转移。在这期间,出版业的迅速发展要求规范管理,政府做了大量转换出版体制的工作,并且推出了许多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做到了“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 ”。在治散治滥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出版体制。1987年1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1988年5月,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改革的主要内容:放权承包、放开批发渠道、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大力发展横向联合,简称“三放一联”。发行体制改革拉开帷幕;1989年,以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的名义颁发了《关于录音录像管理分工问题的通知》,最终确立了“一家归口三家交叉共管”的音像管理体制;1994年初,新闻出版署党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动出版工作实现从总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性转移的思路;199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新闻出版署党组的工作汇报,肯定了阶段性转移的工作思路,并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性和原则性的指示和意见。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等散滥问题,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1997年1月,国务院发布《出版管理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出版管理行政法规。在这个阶段政府解放思想,尝试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出版业经营体制,初步构建了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2001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升格为正部级 ;2001年8月24日,中办、国办转发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已从试点阶段进入整体推进阶段。

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为适应出版业的发展要求开始构建完备的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

在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形成初期,政府以出台政策为主要调控手段;在规范的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形成阶段则主要是政府对出版业法律法规的调控。在我国版权法的修订和颁布可以追溯到1990年,2001年第一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在近代和当代中国版权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1997年国家版权局的著作权法修改小组草拟了著作权法修改稿(第一稿),开始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为目的对著作权法进行修订。

这一阶段我国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另一个主题是政府出台相应政策推动出版业的集团化、公司化。2002年,总署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实施细则》及 8个配套文件,明确了中国新闻出版业改革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应把握的总体要求、基本格局并就集团的建设、跨地区经营拓宽融资渠道、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改革,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出版单位内部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

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又将我们国家的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柳斌杰署长的《新闻出版业最终要形成两个格局三大体系》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通过推进改革发展管理服务,实现中央对新闻出版业总体要求,新闻出版业最终要形成两个格局、三大体系。即形成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闻出版产业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开放格局;构建宏观调控依法管理的行政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覆盖全面传输快捷的传媒体系。重点要推动三大转变:一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由权力型、审批型政府转为服务型政府。二是推动机制体制转变,加大改革力度,要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转企改制任务。三是推动增长方式转变,由粗放型、数量型、扩张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效益型、科技型增长方式转变。这就为出版业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宏观蓝图,也为我国完备的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实践依据。

目前,我国出版体制改革已初步取得成效,我国出版业的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大型国有出版企业改革已进入产权制度层面;出版管理中的法制建设有了明显进展,管理力度加大;出版技术手段发生革命性变化,引起出版组织变革;出版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分层次、多方面探索的、渐进的、不断深化的过程,扫除了阻碍我国出版业产业化进程的体制障碍。经过这三个阶段我国的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初步构建,明确了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的主体;深化了对政府职能的认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逐渐成熟;出版业集团化、公司化虽仍有困难但成果显著。在我国政府的整体规划的蓝图指引下我国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一定会稳步发展。(www.xing528.com)

【注释】

[1]巫志南:《现代服务型公共文化体制创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04期,第110页.

[2]苏峰:《略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7/2/25/57316.html,价值中国网.

[3]乔东亮,陈勤,张养志:《首都出版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52页.

[4]蔡辉明:《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均等化的制度设计》,《老区建设》2008年第10期,第47页.

[5]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代理论在政策中的应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6]乔东亮,陈勤,张养志.首都出版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3页.

[7]《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人民日报》2006年01月12日.

[8]柳斌杰,落实《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推动新闻出版业发展,http://www.ce.cn/cysc/newmain/jdpd/zjxw/200909/29/t20090929_19721825.shtml,中国经济网.

[9]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解读:振兴文化产业不能一刀切,http://www.gov.cn/jrzg/2009-09/28/content_1428753.htm,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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