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佩芬青銅器論集-商代殷墟青銅器問題探討

關於商代殷墟早期以前青銅器的問題，首先涉及二里頭文化青銅器的年代問題。至今，一些學者仍堅持二里岡期青銅器是商代中期青銅器，則與此直接有關的是，二里頭文化是早於商代中期的早商文化。這一説法曾經成爲論斷的主導方向，而我們則一向不同意這個看法。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於五十年代，1960 年起，相繼發現了規模較大的宫殿遺址。^〔1〕二里頭文化的内涵極爲豐富，就青銅器而言，出土的有禮器、生産工具、飾牌和兵器。經過多年的調查發掘，查明二里頭文化集中分布在豫西和晉南一帶，在這些地區的一些遺址中，也相應地發現了青銅器。從河南鄭州商城，旭王、董砦和臨汝煤山、洛陽矬李等遺址發掘的層位關係證明，^〔2〕二里頭文化遺址壓在河南龍山文化之上，這一文化遺址又被二里岡文化遺址所叠壓。

考古界對二里頭文化和史籍記載的相應問題，歷來有不同意見。隨着田野資料積累的日漸豐富，討論和認識逐渐明朗，有的學者認爲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因爲發現的二里頭文化，其地域和史籍所載之夏人活動範圍完全一致，二里頭遺址經碳14測定，其數據與夏代積年相當，而且二里頭四期文化都有清楚的繼承關係。有的學者認爲它的前期屬夏文化，後期屬早商文化。其理由是二里頭的一、二期與三、四期文化不同，一、二期與河南龍山文化有繼承關係，一、二期遺址的碳14 測定數據，在夏的積年之内，而二里頭的三、四期文化與商代二里岡文化有很多相同之處，應屬商文化。也有學者認爲二里頭文化全部屬早商文化，其理由是二里頭文化與二里岡文化有繼承關係，因此，二里頭四期遺存都應該是商文化。^〔3〕這方面的爭論極其熱烈和複雜，是衆所周知的，在此不再一一贅引。

對二里頭文化多年來的考古發掘，在青銅器鑄造遺址出土的陶範表明，這一時期已能鑄造大型的器物，但目前所得到的是一批器形與陶器極相似的青銅禮器，形制多屬中、小型，如酒器中的爵、斝、盉等，也出土了一些飾牌、工具、武器等。二里頭文化的青銅器雖然出土數量不多，但它有鮮明的特點。

二里頭文化青銅酒器、樂器是使用陶質塊範法澆鑄成的，器上合範的接縫很明顯，尤其在青銅爵的鋬内、青銅斝的空錐足内可以看到尚未清除乾淨的範土殘留的痕迹。二里頭文化青銅器的器壁厚薄頗不一致，有的器比較厚，有的器比較薄。就目前所出土的器物而言，有幾件與陶器形制相同的爵和管流爵，器壁就比較厚，但個别也有相當薄的，如造型輕巧的爵，器壁就比較薄。它們都出土於二里頭第三期墓葬中，目前尚難以分辨時代早晚，但可分出工藝上的精粗。

二里頭出土的青銅器，没有以動物紋爲主題的裝飾，在爵和斝的頸部有時可以見到排列極不整齊而又疏淺的乳釘紋，有單排和雙排兩種形式。有時在斝的腹部有突出的圓餅形式作爲紋飾。

二里頭出土的青銅爵、斝、盉等器，側面都有一個大鋬，大鋬的做法與通常半圓形的不同，上面一段比較平直，而往下時彎曲度很大，這就成爲折弧形，可以達到90 度圓角這樣的程度。這一形式的鋬以後就不見了。

二里頭出土的青銅爵和斝，在口部大多有一對既細又短的釘形柱，而且兩柱間距離很近。在這以後，不僅柱較粗、高，而且柱頂也有裝飾，兩柱間的距離加大。

二里頭出土的青銅禮器是目前中國所發現的最早的青銅容器，考古界和博物館界有不少學者，傾向於二里頭文化應該是夏代晚期的青銅文化，我們贊同這一見解。一些國内主要的博物館在各自的陳列中，已先後標明這一文化是夏文化，而二里頭文化是商代早期文化、二里岡文化爲商代中期文化的説法，已逐漸不被采用。

幾十年來，對商代的考古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但是，商代的考古工作仍有許多問題有待於解决。其中最主要的是商代青銅器的分期問題。

殷墟的發掘工作始於1928 年，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是我國最早進行考古發掘的地點之一，爲中外考古界一致公認。殷墟文化是商代盤庚遷殷以後273 年間的故國遺址，早已成爲定論。在青銅器的斷代工作中，殷墟文化屬於商代晚期，這個説法在相當長的時期内得到了廣泛的引用。

五十年代在河南鄭州二里岡發現了早於安陽殷墟遺址出土的青銅器，鄭州的人民公園、白家莊、南關外等地也發現了這一類青銅器，考古工作者稱之爲二里岡文化。最初將二里岡文化歸屬於商代中期，後來持二里頭文化爲夏文化之説的學者，將二里岡文化斷定爲商代早期文化。

長期以來，在二里岡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間是不是能直接銜接起來的問題上，主要存在着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爲二里岡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兩者完全緊密銜接，一脉相承，從而商代的分期問題也就從根本上解决了。持這種意見的學者，把商代青銅器分爲早、晚兩期，早期屬二里岡文化，晚期屬殷墟文化。與此意見相近而稍有修正的另一種意見是：二里岡文化期雖接殷墟文化期，但是在殷墟武丁之前的這段時間屬於商代早期而統稱爲早商，殷墟武丁之後則爲晚商。^〔4〕史載商代積年大約有六百年左右，上述這一説法若按王世粗計，早商大約有四百年左右的時間，晚商則爲二百年左右。以如此懸殊的年代來劃分早商、晚商，不免失之偏頗。隨着各地青銅器的陸續出土，學者們提出了二里岡文化期實際上並不能和殷墟文化期直接銜接，而是另有一個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輪廓開始不清楚或者不很清楚，經過多年的考古工作，到目前爲止，各地已經發現和積累了一定數量的器物，這些器物的特點不屬於二里岡期，但與二里岡期有繼承關係；這些器物基本上不是殷墟時期的，但與殷墟時期青銅器的特徵有某些聯繫。從類型學的角度考察，這是一批從二里岡期到殷墟早期之間過渡時期的青銅器。本文的目的就是把這一時期的器物清理介紹出來，證明二里岡期和殷墟期並不是直接相聯繫的物質文化前後發展的程序，兩者之間可能有相當大的缺環，這些青銅器正好填充這段缺環。

河南鄭州二里岡遺址發現於五十年代初期，這是早於安陽殷墟的商代文化，鄭州的人民公園、白家莊、南關外等地也相繼發現了早於殷墟時期的商代文化，它的分布甚廣，大體包括了陝西、山西、河北、山東、安徽、江西、湖北等省的一些地區，在這些地區之内所出土的青銅器，儘管帶有某些地域特徵，但它們的基本形式和風格，還是相同或相通的。

以下，筆者將歷年來各地出土的這一時期主要青銅器的器形和紋飾，作些類比分析：(www.xing528.com)

1953 年安徽嘉山泊崗出土爵、斝、觚、瓿四件青銅器，據報道稱，這一組青銅器的時代“應屬於安陽早期或較安陽早期的銅器還早一些，而僅晚於鄭州銅器的時代”^〔5〕。

1957 年安徽阜南朱砦區出土觚、爵、斝各兩件，龍虎尊、獸面紋尊各一件，共八件。報道只認爲這些是“殷商時代青銅器”^〔6〕。

1963 年湖北黄陂盤龍城墓葬出土青銅器三十四件，其中禮器有鼎二、斝四、鬲一、爵五、觚二等十四件，報道認爲：“盤龍城遺址的時代，大約屬於商代二里岡期，最遲也不晚於安陽小屯早期。”1974 年盤龍城出土青銅器六十三件，其中禮器有鬲、甗、簋、爵、斝、觚、瓿、盉、盤等。報道認爲：“盤龍城青銅器的時代，應屬商代二里岡期。”^〔7〕

1965 年河北藁城臺西曾出土鼎、爵、斝、觚、瓿等七件青銅器。1972 年又出土鼎二及斝、觚、瓿各一件。報道認爲：“這批遺物雖然没有經過正式發掘，估計很可能是商代奴隸主的墓葬中的隨葬品，關於墓葬的年代，從銅鼎、瓿、斝、觚等部分器形的特點看，我們認爲它們相當於殷墟文化早期。”^〔8〕

1972 年陝西岐山京當在一個窖穴中發現五件青銅器，器形有爵、斝、觚、鬲、戈。報道稱：“爵與安徽省嘉山縣出土的銅爵相似，觚、戈與鄭州銘功路的相似，斝與殷墟文化第二期的相似，根據以上情况，這批銅器的時代應屬於商代晚期前段，即殷墟早期階段。”^〔9〕

1973 年江西清江吴城正塘山發掘了一座商代墓葬，出土青銅斝一件。報道認爲該器時代“應相當於殷墟早期”^〔10〕。

1975 年江西清江横塘出土商代青銅鼎兩件，報道稱：“兩鼎腹部的主體紋飾雖和中原相似，但饕餮紋的組合和中原不完全相同，而和1974 年吴城商代遺址中出土的鳳首青銅蓋花紋作風完全相同。因此，横塘銅鼎的時代應和吴城第一、二期文化接近。”^〔11〕

1976 至1981 年陝西城固縣、洋縣出土青銅器有鼎、簋、觚、壺、尊、瓿、盤等，數量甚多。據報道器物的時代有商代早期的和商代中、晚期的。^〔12〕

1977 年湖北隨縣淅河出土了一批青銅器，包括酒器、生産工具和兵器共十三件。酒器僅有爵、觚、斝三種形式。據報道這批青銅器“形制和紋飾的主要特徵，都與湖北盤龍城所出商代二里岡期同類器物基本相同……斝的底已較前凸出，觚的腰變得細高……花紋變得精細……總之，這批青銅器看來比盤龍城二里岡期器物要晚些，其時代應當在二里岡和殷墟之間”^〔13〕。

1977 年北京市平谷縣南獨樂河劉家河出土的青銅器，有鼎、鬲、甗、爵、斝、瓿、卣、罍、盉、盤等十六件。報道認爲“劉家河商墓的年代，相當於鄭州二里岡上層，即商代中期，約與藁城臺西村的商代銅器羣相差不遠，其下限年代不會晚於殷墟文化一期”^〔14〕。

1982 年河南鄭州北二七路東側發現三座商墓，是被壓在二里岡上層的文化層下，M1 出土九件青銅器，其中禮器有鼎、爵、觚、斝四種形式。M2 出土五件青銅器，其中禮器有爵、觚、斝三種形式。據報道稱：“一、二號墓出土的青銅器從器形上看，和鄭州地區以及其他地方出土的商代中期青銅器有不少相同或相近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鄭州北二七路一號和二號墓是屬於商代中期，即商代二里岡期上層時期的墓葬。”^〔15〕

1982 年河南鄭州向陽回族食品廠基建工地窖藏坑，曾出土青銅器十三件，器形有大方鼎、圓鼎、觚、尊、壺、瓿、盉等。報道認爲：“這批青銅器應屬於商代二里岡上層時期，相對年代應早於安陽殷墟出土的青銅器。”^〔16〕

殷墟是商王盤庚遷都於殷，立都二百七十三年的都城。自從殷墟發掘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學者們在這以後就提出了殷墟文化的分期問題，主要是以文化層叠壓關係和陶器的變化爲根據。但在出土陶器的同時，還出土青銅器，因此，對青銅器也須作些必要的分析。在安陽殷墟墓葬中M232 和M333 是公認的殷墟早期墓葬，其中出土的青銅器有鼎、爵、斝、觚、尊、瓿、盤等形式，這些青銅器的時代有二里岡期的、殷墟早期的，也有部分是殷墟早期以前的。此外，還有M331 和M338 等出土的青銅器，器物的壁面厚與薄並存，器物的紋飾簡單與複雜並存，觚的形式粗體與細體並存，爵和斝的底部平底與凸底並存。也就是説，這些墓出土的青銅器，和以上歷年來在各地出土的青銅器，從器形和紋飾來看，都不單純是一個時期的器物，它們包括商代二里岡期、殷墟早期，或是介於上述兩期之際的器，各方面在引用這些材料時看法也不一致。由於青銅器出土很分散，器物又少，有的是窖藏出土，也有的在遺址中出土，如果不作綜合比較，光看器形和紋飾，很難判斷，不能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綜合這些發掘材料和一些傳世品，在二里岡期到殷墟早期之際青銅器的形式，不外乎鼎、鬲、甗、簋、爵、斝、觚、盉、壺、尊、瓿等幾類。在紋飾方面，主要是獸面紋。現在將各種青銅器按類排列，以器形特點和裝飾紋樣，綜合分析這些器物的時代，以證明商代二里岡期到殷墟早期之間，確實存在着一個承前啓後發展的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