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日之光透光镜：西汉中期器，背面饰有明文和连弧纹

我國在齊家文化時期，人們開始用銅鏡照面。據考古發掘材料，1975 年甘肅廣河齊家坪墓地和1977 年青海貴南尕馬臺25 號墓都出土過四千年以前的青銅鏡，但爲數甚少。青銅鏡的普遍使用當在戰國時期。漢、唐時代的青銅鏡更是大量出土。在爲數衆多的青銅鏡中，僅有幾面是與衆不同的。它們的外形與一般青銅鏡没有什麽區别，但當鏡面放在陽光下，反射光照在牆上，竟出現與鏡背花紋字迹相應的明暗相同的圖像，好像光綫能透過金屬的鏡面，從鏡的背面射出來一樣，這在古代著作中稱爲透光鏡。

“見日之光”透光鏡是西漢中期器，它的直徑爲7.4 釐米，最薄處爲0.35 毫米。背面圓形鏡鈕突起，外圍圓形鈕座，内區爲八曲連弧紋，每一曲有一直綫與鈕座垂直，外圍有帶狀銘文“見日之光，天下大明”八字，每兩字之間夾一個或◇符號。銘文兩側有細鋸齒紋，最外圍以寬邊。

鏡的正面平滑光亮，仍可鑒人，但在陽光或直束光綫照耀下，能在平面上反映出與鏡背紋飾相對應的亮暗圖像，這就是透光鏡。

歷史上對透光鏡的形象描繪，最早見於隋唐之際王度的《古鏡記》，後見於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及《雲煙過眼録》卷上。金麻九疇《賦伯玉透光鏡》詩收入《中州集》，明郎瑛《七修類稿》及清徐元潤《銅仙傳》等也都有記載。

關於透光鏡的鑄作方法，宋沈括《夢溪筆談》、元吾丘衍《閑居集》、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八、清鄭復光《鏡鏡詅癡》卷五等都作過探討。綜合起來，有以下幾種見解。

一、鑄造時因冷却速度不同所致。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談到，有人探討鑄造透光鏡的原理是：“鑄時薄處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後冷而銅縮多，文雖在背，而鑒面隱然有迹，所以於光中現。”但沈括對此却産生疑問：“然予家有三鑒，又見他家所藏，皆是一樣，文畫銘字，無纖異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樣光透，其他鑒雖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别自有術。”沈括的意思是鏡的透光原理應該是鑄鏡過程中鏡背的厚薄冷却速度不同所致，後冷處銅收縮得多，造成鏡面隱然有迹，這種隱迹能顯現於光的反照中。但是，並不是所有薄鏡都能透光，所以他想象古人還另有其他鑄造方法。(www.xing528.com)

二、清鄭復光《鏡鏡詅癡》卷五“作透光鏡”條，對上説作了重要的補充，他認爲由於鑄造時冷却速度不同，銅的收縮率不一，形成鏡面隱然有凹凸不平的現象，這種凹凸不平不易在刮磨時消除，雖“照人不覺，發光必現”。他以爲透光是和在牆上反出“瑩然動”的水光道理相同。他在這裏指出了光程的放大現象。

三、填補鑄入法（或鑲嵌法）。此説見元吾丘衍《閑居集》，他提出在已鑄成的鏡面上鏤刻與鏡背相同的花紋，然後以“濁銅”填補鑄入，上面加以鉛：“向日射影，光隨其銅之清濁分明暗也。”他認爲因補的材料不同，反光效應也就不同。明方以智、清徐元潤都主此説。

十九世紀初，國外的學者也開始研究透光鏡。英國的普林塞柏（J.Prinsep）、布魯斯特（D.Brewster），日本的伯森，意大利的哥維（M.Govi），法國的伯爾坦（A.Bertin）和博施克（J.DuBoseq），英國的布拉格（W.H.Bragg）等都用不同的手段研究過透光鏡的鑄造方法。他們對透光鏡的透光效應作過種種推測：有的認爲是密度不同所引起的，有的認爲是因後縮而造成，多數認爲是凸形拋光面的曲率有微小的差别所致。他們利用日本人的方法鑄造的透光鏡，透光效應是用一種棒形的工具在鏡面上刮磨出來的。歐洲人還用加熱的辦法使鏡背浮雕圖案顯示出效應，用鏡面加壓的辦法顯示類似的效應。

見日之光透光鏡能透光的原因，經過模擬試驗，主要是與鏡背面花紋結構有關。鏡背凹凸的紋飾和銘文造成鏡體厚薄不匀，在鑄鏡凝固時，鏡體花紋厚薄不同造成冷却速度不一致。薄處先凝固，其次爲紋飾和銘文，外圍厚度大的鏡環最后凝固收縮，産生應力，迫使鏡體向鏡面方向拱起。而在加工研磨鏡面時，會産生壓應力，這些應力叠加因素能引起鏡面曲率變形，於是整個鏡面形成了與紋飾相應的起伏不平。有紋飾的地方厚，拱起小，鏡面平坦；没有紋飾的地方薄，鏡面拱起大。這個凹與凸相差數量極小，據測量，有的僅5.7 微米，因此用肉眼是不容易察覺的，更没有手感，但通過光程放大作用便顯示了出來。拱起處使光綫漫反射，形成暗影；凹陷的區域能够聚光，反射光集中形成亮影。這種暗影或亮影，反射在物體上，就産生與鏡背花紋相應的效果，出現了類似透光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