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为您呈现《陈佩芬青铜器论集》

我國的青銅時代延續的時間很長，從夏代開始，經過商、西周到春秋末期，大約有一千五百年左右的歷史。商周青銅器是古代文明傑出燦爛的成果，它的鑄造技術反映了當時生産技術的先進水平。青銅藝術是商周藝術的精華，但是，商周青銅器的大量鑄造和廣泛使用，和奴隸主等級制度的禮俗有關。不同等級的貴族，使用青銅器的規模和數量不相同，並且愈益發展爲一種制度，成爲表現貴族地位和財富的不可缺少的手段。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使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和青銅藝術得以持續發展。從政治角度來看，青銅器主要是禮器；從文化角度來看，青銅器則是高度的藝術創造。中國的奴隸社會，大體和青銅時代相當，中國青銅器鑄造的歷史，有一個發生、發展、達到高峰、變化、再出現高峰，然後衰退而成爲一般的手工業的過程。

二十世紀以來，考古工作者爲了尋找商代以前的古文化遺址，曾做了很多工作。1953 年在河南登封玉村，第一次發現了不同於鄭州二里岡期商文化的遺址，揭開了夏代考古的序幕。1959 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在發掘二里頭遺址中，發現了鄭州二里岡期商代灰坑打破洛達廟類型文化層，和洛達廟文化層叠壓於河南龍山文化層上面的現象。從層位關係上確定了這類文化晚於河南龍山文化而早於鄭州二里岡期商文化的相對年代；從放射性碳14 測定的年代數值，也證實了這一問題，從而解决了在二里岡期商文化和龍山文化之間脱節的問題。

1973 年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第三層堆積層中出土了幾件青銅爵，它們是時代最早的、而且有明確出土地點和層位很清楚的青銅容器。有一種爵完全是模仿陶器的式樣，鑄作原始、粗糙，而另一種爵却比較精緻，造型也美，説明爵的形式也有一個發展過程。上海博物館的傳世品中，就有與前者相似的青銅爵，無論從器物的造型原始還是從鑄造技術粗糙來看，都應該與二里頭出土的青銅器相同，應是夏代晚期的器物。

商代早期，相當於考古文化的商二里岡文化期。這一時期據碳14 年代測定，是公元前1600 年左右。據考古發現屬於二里岡期的器類有飪食器鼎、鬲、甗、簋，酒器爵、觚、斝、罍、盉、壺和水器盤等。這些器物的共同特點是，器壁匀薄，器物的口沿多有一層加厚的唇邊。三足鼎、鬲等器，一足必與一耳垂直，在視覺上有不穩定感。

商代早期青銅器的紋飾，多爲變形的獸面紋，空心的連珠紋和雲雷紋，鑄造手法多爲平雕，連珠紋大多作爲主紋的邊緣。商代早期青銅器中還未發現過銘文。本書所收録的獸面紋斝是袋足式的，這與一般高體和低體的形式不同，是商代早期較晚的鑄品。

商代晚期是指盤庚遷殷後的殷墟文化，這是青銅器發展的高峰，無論在器形、紋飾還是銘文方面都有很大的變化。器形除了商代早期所有的形式以外，酒器出現了一些新的形制如角、觶、尊、卣、方彝、觥等，這與商人的宗教觀念和嗜酒成風有關。

商代晚期青銅器的紋飾繁密華麗，一件器上的浮雕表現爲幾個層次。如以獸面紋爲例，除主體紋飾外，還有細密的用雷紋組成的地紋和突出的雙目。本書所收的古父己卣、亞㝬方罍等都屬於這一類紋飾。

商代晚期青銅器的銘文，大多爲氏族的徽記和被祭人名的日干，也有記事形式的較長篇的銘文出現，字數最多可達二三十字。

西周早期包括武王到昭王，這一時期的青銅器繼承了商人的遺風，但也有前所未見的器形。如方座簋，簋的形式完全是繼承商代晚期的，所不同的是簋的圈足連鑄一個方座。周初武王時代的利簋和天亡簋，都是方座簋，本書收録的甲簋、鄂叔簋也都屬於這一類。鼎的形式由深腹逐漸變爲淺腹，三足亦由粗壯的柱足變化成較細的三足，在足的上部還飾獸面；方鼎的形式與圓鼎相同，本館所藏德方鼎及厚趠方鼎都是西周早期的式樣。

西周早期青銅器的紋飾，大都承襲商晚期的式樣，而無大的變化，但鳳鳥紋的使用比商代頻繁。鳳鳥紋作爲器物的主紋，形式很多，如本書中的甲簋，全器分别飾以多種鳥紋，皆各具姿態。

西周早期青銅器已出現字數較多或長篇的銘文，如武王時代的天亡簋、成王時代的何尊和康王時代的大盂鼎、小盂鼎等器，都是鑄有長篇銘文的青銅器。有的器銘雖不長，但能證實和補充歷史，如本書所收的小臣單觶，銘文記載了成王滅武庚禄父後，返至於成周這一史實。

西周中期包括穆王至夷王，這一時期的青銅器在器形方面有了很大的變化。酒器的數量和品種，大幅度减少，而食器的形制有了很大的改變和發展，並出現了一些新的式樣，如簠、盨；鼎和簋的形式也有較多的變化，簋大多有蓋。此外，青銅樂器有了很大的發展，陝西寶鷄竹園溝出土三枚成編的甬鐘，這是至今發現最早的編鐘。在水器方面，這時開始出現盤、匝組成的盥器。

西周中期的青銅器紋飾變化很大，以前盛行的獸面紋已逐漸衰退，而在早期曾出現過的長冠獸頭鳥身的紋飾却大爲盛行，大多用帶狀的紋飾，裝飾在鼎或簋的頸部。此時，鳳鳥紋已爲各類青銅器的主要紋飾，還有波曲紋、變形動物紋和鱗帶紋也大量出現，横條溝紋則在簋上所見甚多，是中期流行的紋飾。(www.xing528.com)

西周中期的銘文，形式多爲册命的記録，内容爲封官、王事的寵榮、世襲的錫命之辭，訴訟的勝利，换田的記録，乃至祖考的追孝，等等。館藏倗生簋和書中的師遽方彝、大克鼎、克鐘等就屬於這一類的銘文。倗生簋銘文記録了格伯用四匹好馬與倗生交换得三千畝田，是反映西周時代土地制度的材料。師遽方彝的銘文是師遽參與王舉行的酒宴，受到王的稱美，並賜以玉器，師遽因以作器。大克鼎銘文是克祭祀他的祖父師華父的重器，銘文記載周王重申對克官職的任命，並賞賜禮服、土地和奴隸。大克鼎銘文提供了西周王臣世官世禄的材料，反映了克的家族世代享受着特權，占有財富。克鐘的銘文記載了克接受周王的命令，到周王指定的地點去巡視，克很好地完成了任務，受到王的賞賜這一事件。

西周晚期包括厲王到幽王，這一時期青銅器的形式，是西周中期的延續，許多器形、紋飾和銘文的風格都是相同或相似的，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器形，如食器中的鋪、豆等形式。本書所收師㝨簋弇口有蓋，蓋和器上的横條溝紋和圈足下飾三個短獸形足的形式，是西周中期簋形式的延續。虎簋的方座，也是沿襲西周中期的形式而更爲雄偉。但總的來看，西周晚期青銅器的形制雖有一些變化，但已逐漸簡單，處於停滯的狀態。

西周晚期青銅器的紋飾，前期流行的鳳鳥紋已極爲少見，波曲紋、鱗紋、環帶紋是這一時期常見的紋飾，同時出現了龍或獸的變形紋飾和較爲生動的圖像。這一時期對青銅器附飾的裝飾作用，似乎特别强調，如本書中師㝨簋和虎簋的雙耳都以雄健的龍爲裝飾。

西周晚期青銅器，傳世有不少長篇的銘文，如毛公鼎、散氏盤等。内容除一般册封官職以外，對西北玁狁入侵的鬥爭和對南淮夷的控制和征伐，在銘文中反映得很突出，證實了西周晚期國内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真實情况。本書所收的師㝨簋，銘文是周厲王命令師㝨征伐淮夷，得勝紀功之辭，而通常的銘文，大都是爲祖考作器。

春秋早期的器形，絶大部分與西周晚期相同，僅有方甗的甑、鬲作分鑄，是新的形式。中期有較多的發展，在尊的形式中，出現了一種特殊形式的獸尊。春秋晚期在食器中還出現了一種敦、有提梁的盉、方缶和飾蓮瓣蓋大獸耳的方壺。水器中出現了大型的鑑，樂器中出現了成套的編鐘。本書所收的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的犧尊和鳥獸龍紋壺就是一種新型的式樣。同治初年山西榮河縣后土祠旁出土的郘鐘，傳世共十三枚，上海博物館藏其十枚，每枚鐘均有銘文八十六字，銘文稱爲大鐘，這是一套數量較多的編鐘。本書刊登了其中的一枚。

春秋時代的青銅器紋飾，存在着新舊交替的過程，早期有形和形的動物紋。西周中、晚期盛行的横條溝紋、波曲紋，有些地區尚在繼續行用。春秋中、晚期已改變早期抽象的龍蛇形象，而恢復較具體的形象，動物的頭部及體軀比較明顯；同時出現蟠蛇紋、蟠龍紋和龍蛇交纏的紋飾。

春秋時代青銅器的銘文，早期的與西周晚期相同，中期的銘文有重要内容但爲數較少，而多數爲所有者標記式的銘辭和婚媾陪送的媵器之辭，如本書所收録的齊侯匜，就是齊侯爲虢孟姬良女而作，虢孟姬是齊侯的夫人。銘文中往往有鑄器人明確的國别、族氏，間有一些諸侯之名，能與史籍相聯繫。晚期青銅器的文字有較小的、規整的，也有比較草率的，有的甚至很疏陋，筆畫常有錯誤，排列也不大規整。長篇銘文一時又成爲社會風氣，銘文的内容除記事外，都爲習見的套話。本書所載郘鐘的銘文，字數就比較多。

戰國時代的青銅器與春秋晚期基本相同，但形式更爲豐富多彩。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器物有大型成套的編鐘，大型龍耳方座簋，有蓮座的壺和可懸置冰鑑的尊缶，等等，特殊的器物都是用失蠟及焊接等多種方法鑄成的。春秋時代一般的器形，在戰國時代仍有保存。到了戰國時代，有的青銅器已超越了禮器的範圍，形制精巧，紋飾華美，有的已成了“弄器”。

戰國時代的紋飾，早期仍沿襲春秋晚期的各種類型的龍紋，但更爲精細、繁瑣，有的成了極爲精細的圖案，如羽翅紋，在一件器上竟可飾數千個小圖案，這是一種類型。另一種則是描寫人物活動的圖像，如宴樂、采桑、狩獵及戰爭場面等。本書所收的宴樂畫像杯，就屬於這一類紋飾，但它是用鋭利的尖刃刻鑿而成的，在製作方法上與一般紋飾還不相同。戰國時代還出現了一種精細的雲紋、菱紋、勾連紋及各種幾何形紋飾，排列很有規律，圖案又富於變化。這種紋飾還用金、銀、紅銅絲及金銀片、螺鈿、緑松石、紅寶石等作爲鑲嵌物，更增加了器物的華貴，如本館所藏鑲嵌三角雲紋敦，就屬於這一類。到了戰國晚期，素面的青銅器大量出現，如鼎、壺等器，有的僅施一道弦紋。

戰國時代的銘文，都具有地方性特徵，一般記事式的銘文已大爲减少，大多數的器上没有銘文，也有在器上刻有銘文或容量的。

漢代是青銅藝術的衰退時期，中國這時已成爲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青銅器不再是權力的象徵。器物的形制大多沿襲戰國晚期的素器，但在局部地區，銅鏡上的紋飾，還是具有一定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