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佩芬青銅器論集：揭秘上海博物館藏越族青銅器紋飾

這裏所談的越族器，是屬於廣義的，即古代越族或百越、甌越等地區發現的青銅器，將其作爲比較分析的標準來加以鑒定。吴、越相連，現在發現的、吴國政治區域内的土墩墓青銅器和越族地區的没有特殊的區别。吴後爲越所滅，從現有的青銅器資料來看，還難於從政治疆域上來區分吴、越的物質文化。吴是一個疆域較小的國家，從文化面貌來看，越的影響要大得多，吴和越差不多是同一系統的，我們這裏所稱的越器，因爲出土地點不明，當然也不排除部分出土於吴國疆域内的可能性。

在我國湘、皖、江、浙一帶，建國以來出土了數量較多、質量較高的青銅器，如湖南寧鄉出土的大禾方鼎^〔1〕、戈卣^〔2〕，湘潭出土的豕尊^〔3〕，澧陵出土的象尊^〔4〕，這些商代的青銅器都是被單獨發現的，而且是農民取土時所得，也有的來自廢銅收購站。而安徽屯溪出土的父乙尊、公卣^〔5〕，江蘇鎮江丹徒煙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鳳紋觥^〔6〕，儀徵破山口出土的獸面紋尊^〔7〕和大港母子墩出土的伯方座簋^〔8〕等一批西周青銅器，則是在土墩墓中出土的。這些青銅器從器形、紋飾和銘文來看，與中原地區出土的商周青銅器完全一致。這些精美絶倫的器物，何以在這些遠離商周王朝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地區單獨地出土？從考古學的角度，還不能作出滿意的回答。有的學者試圖暗示是當地鑄造，這當然可能性不大，因爲這些青銅器上所有的特徵都説明它們是屬於中原地區商和西周時代青銅文化系統的。有的青銅器銘文内容重見於中原的青銅器上，在當地，没有哪種歷史背景和生産條件能够創造出如此燦爛輝煌的青銅藝術。既没有萌生階段，也没有延續階段，而是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期出現的一種物質文化發展的現象。

這一地區土墩墓出土的相當一部分青銅器和單獨發現無伴存物的青銅器，則無論從造型還是紋飾來看，與中原地區所出土的商周青銅器都很不一樣，具有濃厚的地方特徵，如湖南湘潭、株州、湘鄉、瀏陽、醴陵、臨武、資興等縣出土的大鉦^〔9〕，江蘇鎮江丹陽縣司徒公社出土的鳳紋尊、簋、盤、瓿^〔10〕，江寧縣横溪公社許村大隊塘東村出土的大鐃^〔11〕，武進縣奄城出土的棘刺紋尊、三輪盤^〔12〕和安徽屯溪出土的鳳紋卣、棘刺紋尊、變形龍紋盉、簋^〔13〕，浙江長興縣出土的鉦和簋^〔14〕，紹興306 號戰國墓出土的銅質房屋模型、尊^〔15〕和安吉出土的獸面紋鼎、獸紋器足^〔16〕等青銅器，大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受中原地區的影響，而屬於當地土著民族的器物，有一些器物完全是當地所特有的。

在上述這些青銅器中，有的粗看容易與中原地區青銅器混淆，但仔細辨别，尤其是青銅器器形的某些具體特徵和紋飾，與中原地區出土的青銅器是有明確區别的，爲此我曾初步地整理了館藏的青銅器，發現有一些器與長江下游出土的青銅器器形和紋飾相同，應該可以斷定它們是越族地區的青銅器。

春秋獸面紋龍流盉（圖1）。高30.1、最大口徑14.8、流至把長39.2 釐米。

圖1　獸面紋龍流盉器形

盉敞口，作鈍三角形，直頸、袋腹，下有三足，流作龍形，以龍頭張口爲流口，以龍紋爲把手，蓋作覆碗形，蓋頂是一個蟠旋而出的龍頭，蓋邊和頸邊各有一鈕，應有短鏈相連。盉的頸部飾龍紋，肩部飾斜角雷紋，腹部是獸面紋。我們首先從這些紋飾的結構上來加以分析，然後與中原地區青銅器上的紋飾相比較，最後用出土的相同或類似的紋飾來説明。

盉頸部的龍紋是狹條對稱式的，用平雕實綫的手法，不施地紋。龍張口，上吻有歧出的分支，没有明顯的角，目爲正圓形實點，額上有一刀形紋飾。對稱的兩龍，綫條不盡相同，而兩龍相間的是一個不很形似的獸面，中間有一目紋，形態爲上小下大（圖2）。龍紋在中原地區商周青銅器上是常見的主題，因此形式很多，與此形式相似的也有，但結構很不相同，如商晚期古父己卣口沿上的龍紋，形式與之相似，但龍的上吻没有歧出的綫條，但有明確的角，雙目呈橢圓形，尾部上卷，兩龍之間相隔的是一個獸面，上大下小，獸面有明確的角、目等部位（圖3）。此盉頸部的龍紋與安徽屯溪1 號墓出土的鼎口緣上所飾回顧形式的龍紋^〔17〕的頭部却是基本相同的（圖4）。

圖2　獸面紋龍流盉　頸部龍紋

圖3　商晚期古父己卣口沿上的龍紋

圖4　安徽屯溪出土鼎口緣龍紋

盉的肩部飾斜角雷紋，這裏的斜角雷紋有三個特點：

1.雷紋的轉折處向反方向歧出一支；2.兩個雷紋向兩側卷曲時，中間有一條自左至右斜形的綫條爲間隔；3.雷紋的卷曲鬆弛，在末端有一個圓形實心點（圖5）。這三點在中原地區出土商周青銅器上的斜角雷紋中都是没有的。但與江蘇江寧縣横溪公社許村大隊塘東村出土青銅鐃^〔18〕的側面紋飾（圖6）和浙江紹興306 號戰國墓出土銅質房屋模型^〔19〕屋面上的雷紋相同。

圖5　獸面紋龍流盉肩部斜角雷紋

圖6　江蘇江寧縣出土獸面紋鐃側面的斜角雷紋

圖7　獸面紋龍流盉腹部獸面紋

圖8　西周早期史尊腹部獸面紋和兩旁配置的鳥紋

腹部是三組大獸面紋（圖7），每一個轉折處的尖端都向上翹起，超過一般紋飾的高度。獸目的框，不作商周時代紋飾上的臣字形，而近似平行四邊形。獸面的腮旁有耳形紋飾，兩組獸面相間隔的地方，也配置鳥紋，但是形體比例和商周時代的類似紋飾不相稱（圖8）。這種特點的獸面紋綫條，在中原地區青銅器上是從未見過的。值得注意的是，獸面腮旁的耳形紋飾與湖南地區出土大饒的旋部、浙江長興出土簋^〔20〕耳的兩側所飾耳紋相同。根據以上的紋飾來分析，獸面紋龍流盉不是屬於中原地區出土的青銅器，而是屬於南方土墩墓出土的越族青銅器。

陳仁濤《金匱論古初集》^〔21〕搜集一盉，形式與此盉相同，稱爲龍紋盉，並將盉的時代定爲商周之際。七十年代初上海博物館的“中國古代青銅器”陳列中初次展出這件文物時，將其時代定爲西周早期，後來仔細研究了器上的獸面紋，覺得它與商周時代三叠層紋飾組織結構不同，盉的獸面紋顯然是繼承西周早期的獸面紋而有所變化，因此它的時代應晚於鼎盛時期，處於青銅器的轉變時期——西周中、晚期。但還是作爲中原地區的青銅器陳列。近年來，南方地區陸續出土富有本地區特色的青銅器，尤其在紋飾方面，有了比較多的、明顯的依據，證明這件盉不是中原地區的産物，而應納入越族青銅器系統，它的時代當更晚些。1974 年廣東信誼縣松香廠基建工地的光頭嶺小山上一個窖坑中發現一件獸面紋盉^〔22〕，器的形制和各部分紋飾與此盉非常相似，但鋬不相同，儘管如此，它們應是同一時期的産物。信誼出土的盉，鋬的製作方法，不是一般的陶質塊範法所能鑄造的。據報道所述：“鋬手由兩個鏤空的夔龍相合而成，兩夔龍之間有小圓柱相連，上部的小圓柱與盉身特鑄的一條小龍的口相連，構成鋬手，這種構造，具有相當的科學性。”報道將其時代定爲“至遲不會晚於西周初期”。這種鋬的鑄造方法應與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所出土戰國早期尊^〔23〕的鑄造方法類同，河南淅川出土禁^〔24〕的鑄造方法也是這樣，都是用失蠟法鑄造的。因此，獸面紋龍流盉的時代早於春秋早期的可能性甚小。

春秋獸面紋大鉦（圖9）。高65.3、舞縱24、舞横34.3、于縱30.8、于横44.2釐米。

圖9　獸面紋大鉦器形

這裏所稱的大鉦，通常的著作中稱爲大鐃。主體是獸面紋，鼓部（借用鐘的類似部位的名稱）的中央是雙尾龍紋，旋部是耳形紋。所謂獸面紋，實際上可以辨認的只有雙目，中間直綫，下端分向兩邊歧出，以此作爲中綫，兩側紋飾作對稱式排列，没有明確的角、眉、鼻、嘴和體軀可言，而所謂的獸目，也是由不規則的外形和雷紋組成，没有通常的目紋應有的瞳仁和眼框，而且整個獸面紋綫條的結構是渾圓的。中間高突而向兩側傾斜，綫條的轉折處或頂端，在相反方向會多出一個小歧枝（圖10）。而常見的商代鐃如中鐃，器壁整體飾獸面紋，獸面有角、鼻、雙目，目中有瞳仁，外有眼框，嘴及雙耳都很明顯（圖11），可資參照。

圖11　商晚期中鐃器壁獸面紋

圖10　獸面紋大鉦器壁獸面紋

大鉦鼓部飾雙尾龍紋，它的結構，中間是一個獸面，其上有雙目，緊靠獸面兩側，又各有一目，這一龍紋共有四目。兩旁龍的體軀向上拱起，然後彎曲向下，尾部上卷（圖12）。而中原地區西周早期或父癸方鼎口部的雙尾龍紋，中間是一個龍頭，由龍頭直接向兩側延伸彎曲的是體軀和上卷的尾部（圖13）。這類雙尾龍紋在西周早期很盛行，它的形式呈帶狀，特别適宜於狹長的頸部，因此所延伸的體軀，波曲較小。而此鉦的雙尾龍紋，無疑是仿照西周早期的形式而有所變化，這一變化就形成了地方特色。

圖12　獸面紋大鉦鼓部的雙尾龍紋

圖13　西周早期或父癸方鼎口雙尾龍紋

龍紋沿邊的兩側，各有一道在越器上常見的刀形紋。刀形紋是吴越青銅器紋飾的特點之一，在其他各族的青銅器上是找不到的。

大鉦的旋部飾耳形紋，這種紋飾在中原地區的商周青銅器中尚未見過，而浙江長興出土的簋^〔25〕上，頗多這樣的耳形紋。中原地區出土的青銅鐃，不僅没有耳形紋，而且鐃柄上連旋部也没有，僅有直柄。

這類獸面紋大鉦，南方地區出土甚多，據高至喜同志研究：“湖南、浙江、廣西、福建、江西、江蘇六省均有出土。”^〔26〕其中數量較多的獸面紋大鐃，以湖南寧鄉出土最多。1983 年湖南寧鄉月山鋪公社發現一件獸面紋大鐃^〔27〕，高103.5 釐米，重221.5 千克，這是我國目前爲止發現的最大的青銅鉦，而鉦上的獸面紋與此大鉦的風格相同。這類大鉦從未見於中原地區商周系統的青銅器。最爲奇特的是大鉦的發現往往没有伴存物，如果像一些著作中斷定它爲商器，則這一地區應該有與此風格相同、鑄作水平相同的商周青銅器發現。但是，迄今爲止，還没有證據。

春秋獸面紋鐃（圖14）。高34、舞縱12.5、舞横18.2、于縱15.1、于横25.6釐米。

鐃的紋飾，有兩種不同的變形獸面紋，主體和鼓部各一，旋部有耳形紋。

主體的變形獸面紋，比較明確的僅有雙目，此外，都是連珠紋，並且用細綫勾劃出獸面的各個部位，如角、眉、耳、嘴、體軀等，但都不明確，形式很抽象（圖15）。細綫在此鉦上還有兩個特點，那就是在回旋形綫條的結束處，有一個較大的、實心的圓點，幾處細綫的起點有刀形紋飾。

圖14　獸面紋鐃器形

圖15　獸面紋鐃器壁獸面紋

連珠紋在中原地區商周青銅器上，一般作爲邊緣紋飾，它完全是空心的，大小大致相同，而此器除邊緣外，大量的、有規律地放在主紋地位，這在中原地區的青銅器上從未見過。江蘇鎮江大港母子墩出土的扁壺、卣^〔28〕以及安徽屯溪出土的卣和尊^〔29〕，都有以連珠紋作爲邊緣紋飾的。丹陽司徒公社出土的簋^〔30〕，是以連珠紋作爲地紋的。但這些連珠紋有的是在圓圈内設點，也有的是實心的點外圍以圓圈的連珠紋，是模仿中原的連珠紋而加以改變，因此，都不是中原的形式。至於細綫條末端有一個實心圓點的做法，與前述獸面紋龍流盉肩部的斜角雷紋末端也有一個圓點的形式相同。這種圓形的實心點，在鎮江大港母子墩出土的扁壺^〔31〕上也有發現。至於綫條的起點有刀形的紋飾，這在上述出土的扁壺、簋、卣和鉦的紋飾上都有，安徽屯溪出土的卣^〔32〕上也出現過。刀形的紋飾，在中原地區殷墟的早、中期和西周早期的青銅器上都曾出現過，如殷墟早期獸面紋尊（圖16），刀的形式用列旗的手法表示，但每一刀都是用較粗的綫條來表示，刀的主綫與刀刃連接在一起。而此器的刀形紋飾與南方出土青銅器上紋飾相同，主綫是連接在刀形的脊背上。雖然鑄造者極力在模仿古制，但終究會留出一些痕迹，形成不同的結構，這是吴越地區青銅器紋飾的特點。因此，鐃的時代最早也不會超過西周晚期。

圖16　殷墟早期獸面紋尊腹部獸面紋

圖17　獸面紋鐃鼓部變形獸面紋

圖18　鎮江丹徒出土獸首耳簋腹部變形獸面紋

獸面紋鐃的鼓部，是完全用突起的雙鈎細綫條，組成變形的獸面紋（圖17），甚至連目也省略了。這種對稱式僅存兩角而分辨不出其他部位的獸面紋，鎮江丹徒大港母子墩出土獸首耳簋^〔33〕上曾有過（圖18）。此外，湖南寧鄉黄材^〔34〕、江蘇江寧縣塘東村^〔35〕等地都有鐃這一類器形出土，因此它的産地應該是在南方地區，這一類紋飾是吴越地區青銅器紋飾的標志之一。

旋部的耳形紋，與前述獸面紋大鉦旋部的紋飾相同。

春秋雷紋鐃（圖19）。高39.7、舞縱14.6、舞横22.2、于縱18.2、于横28.3 釐米。

鐃的左右兩側各有枚三排，每排三枚，全器共三十六個枚。枚的製作方法是近底部較大，逐漸向上盤旋收縮，呈扁圓形，中間有一個凸起的小圓點，而且每一排在三個枚之間，尚有兩個紋飾。紋飾的構圖不一致，有似目紋，也有似刀形紋（圖20），這是中原地區任何有枚的鐘上所未見過的。枚與枚之間的篆部飾雷紋，鼓部飾交叠式的雷紋（圖21）。這一類鐃的出土地點有：1975 年湖南湘鄉縣金石公社黄馬塞、1972 年湖南株洲縣太湖公社、1979 年湖南長沙縣望新公社板橋大隊、1980 年湖南耒陽縣夏家山、1978 年福建省建甌縣小橋公社黄科山西坡、1959 年浙江長興縣草樓村、1969年浙江長興中學、1976 年廣西灌陽仁江鐘山、1962 年江西新餘市主龍山山坡^〔36〕等地。有的由於圖版模糊，未知細部結構是否全同。

圖19　雷紋鐃器形

圖20　雷紋鐃枚間紋飾

圖21　雷紋鐃鼓部雷紋

以上三種紋飾的樂器，能够知道確切出土地點的都在南方，它與中原地區出土的鐃是完全不同的。中原地區出土的鐃，形體小，似鈴而稍大，口部呈曲弧形，横截面呈闊葉狀，兩側角尖鋭，底部有一中空管狀的柄，與體腔相通，柄中可置木段。河南殷墟墓葬中，曾出土過三個成組的鐃，大小相次，殷墟婦好墓出土了五個成組的鐃^〔37〕，這是至今發現組合最多的鐃。今將中原地區和南方地區出土鐃的不同之處，列表於下：

鉦和鐃都是打擊樂器，有一個兩側尖鋭的、扁體形的共鳴箱，口向上，下面有一個可執或可植的柄。據《説文》：“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又“鐃，小鉦也”，段玉裁注：“鉦、鐃一物而鐃較小，渾言不别，析言則有辨也。”《周禮·地官·鼓人》“以金鐃止鼓”，鄭玄注：“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可知，鉦的形制大於鐃，但究竟多大可以爲鉦，則史籍未載。湖南寧鄉月山鋪公社出土的，固然可稱爲鉦，而且是大鉦。因此，高度在六十釐米左右的，一般都可稱爲鉦，三四十釐米或更小的，則應是鐃屬。

關於鉦和鐃的時代問題，過去一般的認識是，青銅樂器中最早的是鉦和鐃，鐃是鉦發展到鐘的中間形式，鐘是後起的，鐃在殷墟墓葬中屢有出土。樂器中的鉦、鐃似乎只有商晚期和西周早期才有，因此，將湖南、浙江、江蘇、廣西、福建、江西等地出土的鉦、鐃時代都定爲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還有學者將它定爲殷墟晚期略早些，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些樂器没有直接的出土伴存物，因此，所斷的時代主要是出於推理。根據我們的分析，這些樂器的出土，有相對固定的地域特徵，其紋飾的一些方面，也有强烈的吴越地區紋飾的特點。因此，可以肯定是這一地區所特有的青銅樂器。從紋飾演變來分析，它是仿照中原地區西周時代的紋飾而劇烈地變形的，從商周時代的獸面紋，發展爲面目全非、僅存對稱抽象的綫條，要有一個相當的時期。那種認爲商末和西周早期是青銅器紋飾的盛行時期，此時已出現了它的變形的推理，是難於取信的。鑄造這種青銅樂器，要有極高的生産技術，而在同一地域的其他青銅器上却無所反映，這是不合乎生産鑄造實際的。有了鑄造大鉦、鐃的技術水平，那麽它的相同的技藝和風格不能不有所體現，但是我們所能找到的却是像四羊方尊、象尊之類紋飾風格完全不同的器物，它們不可能是同一時期、同一工藝水平的産物。在越式青銅器紋飾中，無論是獸面紋、連珠紋、雷紋還是刀形紋飾，都像中原地區的紋飾而又不完全相同，有時形式相同，但實質却不一樣，這是越族的土著民族模仿中原西周時代的紋飾，在漫長的時期中形成地方風格而鑄造的産品。

旋上的耳形紋，在青銅器上最具有特徵的是浙江長興出土的簋^〔38〕，整個器上全是這樣的紋飾，這在商周時代的青銅簋上是完全看不到的。這件簋中有一個黽形紋飾，此類紋飾在商周器上專見於盥器的盤心，在簋上是没有先例的。這件簋耳小而精緻的做法，和屯溪出土的某些器耳做法相類似，因而也可以認爲是越式的，則簋上的耳紋和鐃旋上的耳紋都是這一地區特有的紋飾。

春秋龍耳尊（圖22）。（一）高39.1、口徑35.4、底徑32.2 釐米。（二）高38.5、口徑35、底徑31.7釐米。

尊爲高體大型的容酒器，器壁厚重，大口、廣肩、鼓腹，腹的最大部分在器的上部，接近肩部，腹兩側有特大的龍形把手，尊的肩部飾斜角雷紋，寬大的腹部滿飾横條溝紋，圈足飾雷紋。

圖22　龍耳尊器形

斜角雷紋是在一個長方形的區域内，以斜角綫爲界，成爲兩組角狀的雷紋交錯，這是中原地區商周青銅器上習見的。而龍耳尊肩上的斜角雷紋結構鬆弛，有些地方，尤其是接近尖角處，簡直無法交代，就用曲折的綫條以作充填（圖23），這與商周時代比較嚴謹的斜角雷紋是不同的。腹部的横條溝紋凹凸比較明顯，凸起處棱面較鋭利，中原地區西周中、晚期青銅器上横條溝紋很盛行，但凹處都作弧形，與此器不同。更特殊的是在雙耳部位的龍頭，雙目下作形綫條，如商周時代獸面紋目框之半（圖24），這與中原地區所出土青銅器獸面紋上的目框完全不同。1978 年安徽青陽縣廟前公社汪村出土一對龍耳尊^〔39〕，形式與此相同，器形大小約是這對龍耳尊的三分之二，與尊同出土的器物尚有鐃四、四穿戈、柳葉形矛、附耳矮足鼎、羊尊、雙耳盤和甗的下半部。從武器的形式和鼎、盤的紋飾來看，這一批器已屬春秋時代，同出土的龍耳尊也應屬於同一時代。上海博物館所藏龍耳尊的時代，也很可能略遲於西周晚期。

圖23　龍耳尊肩部斜角雷紋

圖24　龍耳尊耳部龍的目

春秋鑲嵌棘刺紋尊（圖25）。1962 年上海市松江縣鳳凰山出土，殘高36.3、口徑24.9 釐米。

尊侈口、高頸、鼓腹，圈足下部殘損，腹部的紋飾按直行分列十二條，以寬條的獸體變形紋和棘刺狀的紋飾相間隔，腹部的上下欄各有一圈實心的連珠紋，頸部的下端和圈足的上部紋飾與腹部相應，也列十二方，是方格形雷紋和寬條形的獸體變形紋，但與腹部紋飾作交錯排列。在頸部紋飾之上和圈足紋飾之下，各飾鋸齒紋，上緣的鋸齒向下，下緣的鋸齒向上。

棘刺紋（圖26）在中原地區的青銅器上是從未見過的，它的組成是在一個圖案單位内，産生一條細而短的青銅刺芒，作密集展開，形成大面積的棘刺紋。在安徽屯溪^〔40〕、江蘇武進奄城^〔41〕和丹陽司徒公社^〔42〕等地都出土過具有這種棘刺紋的青銅尊，而這種青銅尊的形狀都是腹部特别扁而鼓出，這種扁腹而鼓出的尊與安徽壽縣蔡侯墓^〔43〕出土青銅尊的形制相同，是春秋晚期器。

尊腹部的獸體變形紋（圖27）是用雙鈎勾劃而成，綫條較粗，中間有黏接物，可能原有石質鑲嵌物。湖北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44〕所出土的一套簋和升鼎上，腹部紋飾都有鑲嵌石片，而部分石片已失落，失落石片的現象與此尊紋飾相似，所以這一類紋飾的時代不會早於春秋晚期。

關於棘刺紋，有人以爲這類紋飾是後來蟠蛇紋和蟠螭紋上蛇和螭的突出的眼睛。實際上中原地區青銅器上的這類紋飾，是有它清楚的發展過程的，它們都是由卷龍和交龍的形象，由具體而逐步縮小，成爲蟠螭紋或蟠虺紋，而不是從吴越文化發展而來的。

圖25　鑲嵌棘刺紋尊器形

圖26　鑲嵌棘刺紋尊腹部棘刺紋

圖27　鑲嵌棘刺紋尊

腹部獸體變形紋

戰國變形獸紋盂（圖28）。高6.1、口徑13.5、腹徑17.6、底徑10.4 釐米。

盂翻口、寬肩、折腹、圈足，腹兩側有扁形的耳。肩及腹部各有一道較寬的變形獸紋，這類變形獸紋的結構，是用雙鈎的形式，屬於横向兩層交連連續排列。它的每一個單位是兩個變形獸，一正一倒，它的變形已不辨首尾（圖29）。這一紋飾的所有直綫條皆成分歧狀，在中原地區的青銅器上從未見到過，但安徽屯溪^〔45〕曾出土過與此相同的青銅盂，形制和紋飾基本相同。此外，安徽屯溪1號墓出土的盤^〔46〕足部、鎮江丹徒大港母子墩出土雙獸首耳簋^〔47〕的口部、丹陽司徒公社出土簋^〔48〕的腹部和浙江紹興306號戰國墓出土銅質房屋模型^〔49〕的底邊，都有這一類紋飾。中原地區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紋飾中，有一種卷龍紋（圖30），與此紋飾較爲相似，它是變形的、多叠式的卷龍紋。這種紋飾經過仔細辨認，可以看出其頭部和體軀，吴越器上的變形紋飾，與之相比較，要劇烈得多。

戰國變形獸面紋匜（圖31）。高8.7、全長15.8、口最寬10.2 釐米。

匜的内外壁都有紋飾，包括底部的内外亦是，紋飾大多由雙鈎綫條組成。器外口沿及底邊飾三角雷紋，流的下面有一環，近流部飾獸面紋，腹部飾雲紋，並間有目紋（圖32）。底部橢圓形，兩頭飾變形獸面紋，中間是雷紋組成的圓圈，外圍三角雲紋（圖33）。器内腹壁是變形獸面紋，内底紋飾亦同（圖34）。(www.xing528.com)

圖28　變形獸紋盂器形

圖29　變形獸紋盂腹部變形獸紋

圖30　春秋早期秦公簋腹部卷龍紋

此器紋飾中有六個獸面紋，除流部一個尚能辨認外，其餘均爲對稱的綫條，紋飾中綫條的起迄處，多處出現刀形紋飾，綫條的轉折處又出現凸起的一塊，這和前述獸面紋鐃紋飾的特點是相同的。

這種匜無足，器身短，腹部特寬，是典型的戰國式匜。它的紋飾全部都是越式的，不過很規矩、精緻，較之一般土墩墓出土青銅器的工藝，有過之而無不及。越式器的工藝有的確實很精，如浙江紹興306 號戰國墓中的銅質房屋模型外部紋飾，是非常精緻的。

圖31　變形獸面紋匜器形

圖32　變形獸面紋匜腹部雲紋和目紋

圖33　變形獸面紋匜外底變形獸面紋

圖34　變形獸面紋匜内底變形獸面紋

戰國雷紋建築構件（圖35）。殘長24.4、最寬8.2 釐米。

這是建築物上的構件，一頭稍有殘缺，整個器呈曲尺形。中間是雙層雷紋。雷紋卷曲鬆弛，綫條是中間爲粗綫，兩邊圍以細綫，上下兩層雷紋間似有斷裂痕迹，四周用倒順交置的小獸組成長帶狀（圖36）。構件上的主紋，是在兩條雷紋中間有一條交叠的間隔綫，而且雷紋的外圍轉角處，有突出的一塊，這是很典型的越式花紋。這件器周圍的一圈回顧式小獸，則可以充分説明它是戰國器，這種小獸紋是從中原地區青銅器紋飾中移植過來的。

圖35　雷紋建築構件器形

圖36　雷紋建築構件上的雷紋和小獸紋

以上是對上海博物館所藏越器的初步整理。通過出土資料的對比分析，我們明確了鉦和鐃是南方地區的樂器，從出土地點來看，是百越族地區，甚至達到甌越地區，吴直接統治的地域内很少見。上海博物館的藏品，雖然不知出土地點，從銅銹的表面腐蝕情形來看，是南方地區青銅器的特點，也可以確定其爲百越之器。至於鉦的時代，其紋飾雖可大别爲雷紋和變形獸面紋兩類，但是紋飾的内容和風格與土墩墓出土的青銅器是相同的，因而其時代差距不應過大，極少可能是商或西周早期之器。

從對獸面紋龍流盉紋飾的具體分析，越器的特點多處可以看到，但是同類的三件盉，都是模仿西周早期式樣的，鑄作相當精美。由此可以知道，越族鑄造工藝水準的高超。也許正因爲有這樣好的工藝基礎，才能成爲合金配比極佳的、鑄造兵器的名邦。這類仿西周式樣的器，在長江下游的土墩墓出土的青銅器中有一定的數量。

土墩墓和少數土坑墓中出土的器物，具有濃厚的地方特徵，雖然時有發現，但整體來看數量不算多，品種也不算豐富。從我們初步整理藏品的情况看，所發現的越器的品種中，還有一些是在考古工作中未被發現的，可以補充種類，擴大視角。

（原載《上海博物館集刊》1987 年第4 期）

【注释】

〔1〕高至喜：《商代人面方鼎》，《文物》1960 年第10 期。

〔2〕高至喜：《湖南寧鄉黄材發現商代銅器和遺址》，《考古》1963 年第12 期。

〔3〕何介鈞：《湘潭出土商代豕尊》，《湖南考古輯刊》第一輯。

〔4〕熊傳新：《湖南澧陵發現商代銅象尊》，《文物》1976 年第7 期。

〔5〕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安徽屯溪西周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4 期。

〔6〕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丹徒煙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銅器》，《文參》1955 年第5 期。

〔7〕王志敏、韓益之：《介紹江蘇儀徵過去發現的幾件西周青銅器》，《文參》1956 年第12 期。

〔8〕鎮江博物館、丹徒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銅器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5 期。

〔9〕高至喜：《湖南省博物館藏西周青銅器》，《湖南考古輯刊》第二輯。

〔10〕鎮江市博物館、丹陽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丹陽出土的西周青銅器》，《文物》1980 年第8 期。

〔11〕南波：《介紹一件青銅鐃》，《文物》1975 年第8 期。

〔12〕倪振逵：《淹城出土的銅器》，《文物》1959 年第4 期。

〔13〕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安徽屯溪西周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4 期。

〔1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長興縣出土的兩件銅器》，《文物》1960 年第7 期。

〔15〕牟永抗：《紹興306 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1 期。

〔16〕浙江安吉縣博物館：《浙江安吉出土商代銅器》，《文物》1986 年第2 期。

〔17〕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安徽屯溪西周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4 期。

〔18〕南波：《介紹一件青銅鐃》，《文物》1975 年第8 期。

〔19〕牟永抗：《紹興306 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1 期。

〔20〕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長興縣出土的兩件銅器》，《文物》1960 年第7 期。

〔21〕陳仁濤：《金匱論古初集》第135 頁，香港亞洲石印局承印，1952 年6 月初版。

〔22〕徐恒彬：《廣東信誼出土西周銅盉》，《文物》1975 年第11 期。

〔23〕隨縣擂鼓墩一號墓考古發掘隊：《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 年第7 期。

〔24〕張劍、趙世剛：《河南省淅川縣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 年第10 期。

〔25〕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長興縣出土的兩件銅器》，《文物》1960 年第7 期。

〔26〕高至喜：《中國南方出土商周銅鐃概論》，《湖南考古輯刊》第二輯。

〔27〕盛定國、王啓明：《寧鄉月山鋪發現商代大銅鐃》，《文物》1986 年第2 期。

〔28〕鎮江博物館、丹徒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銅器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5 期。

〔29〕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安徽屯溪西周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4 期。

〔30〕鎮江市博物館、丹陽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丹陽出土的西周青銅器》，《文物》1980 年第8 期。

〔31〕鎮江博物館、丹徒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銅器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5 期。

〔32〕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安徽屯溪西周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4 期。

〔33〕鎮江博物館、丹徒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銅器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5 期。

〔34〕熊傳新：《湖南寧鄉新發現一批商周青銅器》，《文物》1983 年第10 期。

〔35〕南波：《介紹一件青銅鐃》，《文物》1975 年第8 期。

〔36〕高至喜：《湖南省博物館藏西周青銅器》，《湖南考古輯刊》第二輯。

〔37〕中國社會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婦好墓》圖版六二，文物出版社1989 年。

〔38〕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長興縣出土的兩件銅器》，《文物》1960 年第7 期。

〔39〕筆者在安徽省博物館陳列室所見。

〔40〕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安徽屯溪西周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4 期。

〔41〕倪振逵：《淹城出土的銅器》，《文物》1959 年第4 期。

〔42〕鎮江市博物館、丹陽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丹陽出土的西周青銅器》，《文物》1980 年第8 期。

〔43〕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科學出版社1956 年。

〔44〕隨縣擂鼓墩一號墓考古發掘隊：《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 年第7 期。

〔45〕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安徽屯溪西周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4 期。

〔46〕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安徽屯溪西周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4 期。

〔47〕鎮江博物館、丹徒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銅器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5 期。

〔48〕鎮江市博物館、丹陽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丹陽出土的西周青銅器》，《文物》1980 年第8 期。

〔49〕牟永抗：《紹興306 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