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的形制、花紋、銘文在一件器上都要有統一的風格，都應該具備時代的統一特點。西周中期的青銅器上絶不可能出現商代殷墟時期的花紋，商代的獸面紋不可能出現在西周中、晚期獸蹄足鼎上，而竊曲紋、蟠龍紋一類的紋飾，也不可能出現在商和西周早期的青銅器上。
二十世紀初直到三四十年代，殷墟青銅器和相當於殷墟時期的青銅器，乃至所謂“戰國式”的青銅器，大量流向歐、美、日等國的古玩肆，因此“滿花器”和“三層花”器的作僞就興盛起來。“滿花器”是指器體滿飾花紋的商器、西周早期器和戰國器。“三層花”是指有三個層次高浮雕的商和西周早期器。主體紋飾是一層，作爲地紋的雷紋比主紋低又是一層，眼睛部分高於主體紋飾又是一層。當時以作僞銘爲主，而不善於鑄造精細花紋的山東濰縣贋品作坊漸趨衰落，而善於鑄造精美花紋的蘇州周梅谷作坊和北京地區鑄造僞器的作坊迅速興起。這些作僞的作坊兼修配古玩肆的銅器。當時僞造的青銅器是以“生坑”爲主。所謂生坑，是略經去銹，基本上保持出土面貌，不塗蠟的青銅器。
蘇州周梅谷作坊仍是使用失蠟法，技巧精湛，大大超過濰縣的水平，能僞鑄近乎殷墟精麗風格的青銅器。北京的僞器作坊，發展了用漆料調和色彩，在僞鑄的或拼湊的青銅器紋飾上做底色和銅銹，幾可達到維妙維肖的程度。其他的一些作僞者，如吴世昌等也大體上以化學材料做底色和堆銹爲主。各種做法表面效果相似，所使用的材料則各有秘法。
僞刻青銅器的花紋，大都是根據圖録上的紋飾，再與器形相配，有時部位、條件不同，就要作局部增减，有些圖録本身的紋飾已變了形，因此照刻的就更不成樣子。上海博物館搜集到一件西周時代相侯簋（圖47），頸部及圈足的紋飾是仿照《西清古鑑》
描繪的紋飾圖像僞刻的，一望而知，與西周器的花紋結構完全不同。
圖47 西周早期 相侯簋（器形）
花紋仿照《西清古鑑》描繪的紋飾圖像僞刻，是早期僞刻紋飾的實例之一
青銅器紋飾作僞的手法比較複雜，大體上可以分爲以下幾個方面。
（一）整器皆僞。此種作僞往往不是一般器，而是特殊精美的器，紋飾奇異。所見有一商末周初的方尊，紋飾富麗，結構合乎一般規格，但是在尊肩上裝飾有西周中期的獸頭，其上細花紋作旋轉翹起的形狀。此種紋飾只見於西周中、晚期較精緻的器上，而絶不會出現在商周之際的青銅器上。這尊紋飾作僞的破綻，就在這個獸頭上暴露出來了。整器皆僞做得較精的，是蘇州的周梅谷。上海博物館在五十年代曾徵得一批數十件周梅谷的僞鑄青銅器，紋飾皆精，其破綻之處，在於有些紋飾張冠李戴，但一般水平遠勝於其他地區所造的僞器。在綫條的挺勁和細部的變化上，或者覺得呆滯，或者交代不清，强加審察就可發現。
（二）素器上鑿刻紋飾。由於鑄造細麗紋飾的器非常困難，因此作僞者不得不選擇素面無紋飾的器鑿刻花紋。這類手工藝有的非常精湛，幾乎可以亂真。因爲除了花紋以外，器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商周原物。這種伎倆對古物的破壞很嚴重，如西周早期
方鼎，原是一件樸素無紋的方鼎，在上海博物館搜集這件作僞標本時，已經滿器鑿刻了花紋（圖48、49），面目與當時大不相同。該器口沿部分的鳥紋、腹上部回顧鳥紋、下部三角蟬紋均爲鑿刻，主紋與地紋都是平花，腹下部的三角蟬紋，三角形的綫條太規整，不自然。整個後刻花紋的氧化層與未刻花紋處的氧化層不一致。前者經過磨礪，後者尚屬原來本色。在同一件器上，同一個面上，有這樣兩種完全不同的氧化層，也是不可能的。
圖48 西周早期 
方鼎（器形）
此爲真器，但整體花紋僞刻
圖49 西周早期 
方鼎（花紋）
原爲素器，花紋都是後刻。仔細看綫條過於規矩，寬狹完全一致，且没有鑄造範綫痕迹，三角蟬紋的地邊都呈斜坡狀，素地應是平整的，此爲晚期僞刻花紋的特徵之一
上海博物館有一對商晚期光角（圖50），原來是素器，作僞者刻上各種鳥紋，遍布器體。當時經濟價值是大大提高了，但原器却被破壞了。現將其後刻的紋飾，留存的破綻分析如下：
器的外表呈黑色，很光滑，没有一點銹痕，而器的口内及内腹却保持了真銹，真銹周圍的氧化層與外表完全不同。一件器内外的氧化層不可能懸殊過大，這是因爲加刻花紋後，曾用木炭反復摩擦，以致有的地方露出銅胎，經腐蝕處理後成爲黑色或黑灰色，而未露銅胎的氧化層仍呈緑色，這是銅器表層磨擦處理過的特點。
圖50 商晚期 光角（器形）
此爲真器，但整體花紋僞刻
圖51 商晚期 光角（花紋）
紋飾雖甚精緻，但安排不妥。花紋結構不符合一般規律，角尾部鳥尾破綻更爲明顯(www.xing528.com)
角和爵的鋬一樣，有的是素的，也有在鋬上端飾一獸頭的。一般器所飾獸頭一定會突出於鋬的表面，而此角的鋬如從側面看，獸頭厚度與鋬相當，説明這獸頭是在素鋬上加刻的。爲了顯示獸頭有突起的感覺，於是在鋬的面上與獸頭間鑿成斜坡，這種情况和
方鼎差不多。鋬内在鑄造時要放置銘文陶範，脱範後内向應該是毛的或是方形的，因爲這些地方是陰面，一般在脱範後不用修飾，但實物已將它磨得非常光潔。
這角的形式相當於商代殷墟晚期，這一時期青銅器滿花紋飾的特點是有層次的，俗稱“三叠層”花紋。因此，角的紋飾應該是主紋（鳥紋）高，地紋（雷紋）低，而鳥的眼睛突出更高。由於這角原是素器，在平面上鑿刻花紋，就不可能産生這一效果。
角的尾部飾鳥紋，鳥紋的尾部設計成
形，鳥冠的裝飾和爪的形式都是任意設計的。爲了不使整個紋飾有空隙，又在大鳥尾部安置一小鳥。由於空隙地位過寬，鳥的體部就顯得太肥，神態不自然（圖51）。鳥的雙目是用圓圈表示，應該是突出器表，説明是在平地上加刻的，但僞刻花紋有時雙目也會突出器表，這是用鉛或錫點上去的。
整個角的紋飾是用小鑿子鑿成的，這樣花紋的綫條過於均匀，顯得呆板，這也是作僞者所暴露的重要破綻之一。全部紋飾都是刻鑿的做法，首先起於北京，之後上海古玩肆也用此法作僞。這類紋飾作僞的器常有發現，破綻處的規律都差不多，故特詳述如上。
（三）增刻紋飾。是指原器僅有簡單的紋飾，若器形合適或表層堅固，則作僞者就要考慮增刻花紋的可能。這種增刻紋飾的設計，一般與原有的花紋相稱。如西周中期的鳥紋尊（圖52），原來只在肩上有一條鳥帶紋，中間各有一獸頭，因爲這件尊青銅質地尚好，作僞者在尊的頸部和腹部加刻了大面積的蕉葉紋和鳥紋，使原有的鳥紋反而處於不重要的地位。僞刻紋飾破綻之處，被真器轉移了注意力，而且這一類鳥紋也正是西周中期所流行的，作僞的水平相當高，即便有經驗的鑒定者，也難免大上其當。此器兩種紋飾經仔細察看，彼此雖然很逼真，但仍可分辨出一些刀痕，而中腰帶狀紋飾，則純係範鑄。
圖52 西周中期 鳥紋尊（器形）
此爲真器，肩部的鳥帶紋和獸頭是原來的，頸和腹部紋飾都是之後增刻的
（四）改刻紋飾。是指器上原有極簡單的紋飾，後將原綫條作廢，重新改刻。如西周早期獸面紋鬲（圖53），原來只有簡單的獸面紋，僅有雙目和眉，就在這個部位，改刻了比較複雜的獸面紋，因此在額頂及雙目旁等處，都多出了好幾道交代不清的綫條。當將此鬲清洗後，很清楚地看出了原來的綫條和後刻綫條（圖54）。
圖53 西周早期 鬲（器形）
此爲真器，腹部花紋改刻
圖54 西周早期 鬲（花紋）
此鬲原有簡單粗拙的紋飾，作僞者將原來紋飾大體磨平後，全部刻上獸面紋。經過仔細辨認，可見在獸面紋上還有原來紋飾未磨盡的綫條
（五）後加鑲嵌物。是指在原來花紋上加鑲嵌物和後刻花紋上加鑲嵌物兩種，鑲嵌的物質有金銀絲、金銀片和緑松石等。上海博物館搜集的殷墟早期獸面紋加鑲嵌物壺（圖55）紋飾爲原有，但不應該有鑲嵌物，後人在粗綫條中加嵌緑松石，反而成了一件真僞摻雜的器。
圖55 商殷墟早期 獸面紋壺（器形）
此爲真器，花紋亦是真的。原器没有鑲嵌物，後人在花紋縫隙中填嵌了緑松石，造成了一件真僞摻雜的稀見品
對於古代青銅器上增刻或改刻紋飾的鑒定方法，首先必須認真看清紋飾及其周圍是否是原來的表層。這一點很重要，因爲後刻的花紋必須要破壞原來的表層。由於花紋是刻鑿的，質地較差的表層，必然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爆裂；質地較好的表層，紋飾的槽口將會出現翻邊或毛刺。以上兩種情况都對作僞不利。唯一的辦法是鑿好花紋後把它打磨一遍，達到一定的光潔度。因此，加刻或改刻紋飾的舊器，表層非處理不可。處理後的表層與原來的表層絶不相同，既無原來表面的光澤，也無原來的氧化層。一般經過大面積打磨，然後再用化學方法浸泡器物，使新的表層腐蝕，加上呈色劑，顯示出斑斕的緑地，以冒充舊的表層。但是打磨腐蝕的光澤與原來的不會一致。
後刻花紋所選擇的往往是商代晚期、西周早期和戰國時代的青銅器，這類後刻紋飾是找不到範綫痕迹的。滿花器的範痕是無法修飾的，因此若發現紋飾單位接縫處没有任何範痕，就應注意是否僞刻。
商周青銅器的獸面紋，是獸面的正視圖像，因此中間突出的是鼻。鼻的中綫原是陶範拼接處留下的範綫加以裝飾的結果，突起的兩邊各有横綫條。這綫條應該是上下交錯的，因爲一組獸面紋的左右是分置在兩塊範上刻的，在澆鑄前才將它們合在一起，在合範時不可能絶對精確，在烘烤陶範時也會産生某種程度的收縮變形，不可能完全一樣，以致形成突起鼻部的兩邊，出現横綫條交錯的現象。鼻的左右兩側是目，目旁有耳，額頂有角，它們雖然都是在對稱的地位，但高低大小全有差次，都是這些因素造成的。後刻的獸面紋兩側比較對稱，左右是翻版，很規整，因此顯得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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