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來，金石在一切文物中，具有獨特的地位，金石學家研究的重點是文字，當作歷史文獻對待的青銅器銘文，在以文物當作商品的時代，往往有很高的經濟價值。那個時候，收藏家們對青銅器的搜集，往往偏重在銘文方面。晚清是銘文作僞的主要時期。
古代青銅器銘文的鑄造，是另做一塊銘文範，嵌入主體内範中。有的銘文範嵌得很平整，周圍没有明顯的痕迹，也有的嵌得很粗糙，突出器的表面，如都
器組的銘文皆如此。古代鑄造長篇銘文，有的還要劃好綫條或打好格子，所以一般銘文横行、直行都比較規整。
由於範上的銘文是陽綫條，因此範上空隙的陰綫在刻劃時不免要微呈底狹面寬，在鑄成青銅器後，銘文陽綫翻成陰綫，倒過來成了底寬面狹，這必需精細的觀察才能發現。同時在字口内具有磨砂玻璃那樣的無光感，字體筆畫的轉折處，呈非常自然的圓勢。而後刻的銘文，有的是有所本，字體比較拘謹、呆板。有的用翻砂法製造的青銅器，泥料顆粒比較粗，因此銘文筆畫的表面與細膩的範土鑄造不同，後者表面相當光滑。
僞刻銘文可以分成以下幾種情况。
（一）整器皆僞。這一般都是仿西周時代的名件。如晉侯盤，是一件絲毫没有根據的、雜湊的設計。銘文無論從書體還是從辭意的時代特點來看，是一件早期著名的僞器。另外，毛公鼎傳世有幾種僞拓本，大貌相同，僞銘水平比晉侯盤高得多，但長篇僞刻，具體核對字迹，容易看出破綻。曶鼎在早年燬於兵火，器已不存，唯獨留下一紙拓本，後世曾僞造過一些拓本，最近還見到一件曶鼎，其銘文（圖19）也是模仿原曶鼎拓本而鑄的。
圖19 僞 曶鼎（銘文）
銘文是模仿原曶鼎拓本，但筆畫呆滯
（二）真器僞銘。即原器没有銘文，爲了售得高價而在真器上僞刻銘文。這類情况在兵器劍、戈類中發現較多，因平面容易刻鑿銘文。
除平面器外，大口的器如鼎、簋之類後刻銘文也比較容易。上海博物館所搜集的作僞標本有商晚期蛇紋簋（圖20），器形和紋飾與銘文不屬同一時代的風格，此器爲真器是無疑的，但腹内底五行銘文（圖21）則是早期僞刻。西周早期龍紋簋（圖22），腹内底銘四行（圖23）爲後刻。此銘文曾歷見著録。早期僞鑿銘文不注意銹斑的連續特點，腹内底有銹斑，而字口内却没有任何銹斑。而自然形成的銹斑，往往在器表和字口内分布得很自然。西周早期鳥紋方座簋（圖24），腹内底刻西周中期的銘文六行（圖25），風格不一致，銘文顯然後刻。西周早期獸面紋簋，腹内底銘文三行，作己侯簋（圖26），上海博物館藏有一西周中期己侯簋，銘文（圖27）可作比較，前者銘文是抄襲後者，但是用了一件西周早期形式的器。西周中期異仲壺，上海博物館原藏一器身，蓋後配（圖28），銘文後刻（圖30），今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標本室已將原蓋撥贈與上海博物館（圖29、31），原蓋銘文可作比較。西周晚期重環紋鼎，腹内側刻銘四行（圖32），銘文的横竪筆道都是用同一寬度的小鑿子鑿出來的，因此字口寬狹都相等，極爲呆板，這也是早期刻鑿僞銘的特點。西周晚期龍紋鬲，口沿上僞刻銘文爲魯伯愈父鬲（圖33），今將上海博物館所藏春秋早期魯伯愈父鬲銘文（圖34）與之比較，真僞立顯。西周晚期龍紋鐘，僞刻兮仲鐘的銘文（圖35），上海博物館所藏西周晚期兮仲鐘銘文（圖36）可資比較。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禾簋，蓋爲後配（圖37），今將原器的銘文（圖38）與後配蓋的銘文（圖39）作一比較，後者是根據前者刻的，很明顯是可以分辨的。
一些小口的器，要刻鑿長篇的銘文比較困難，早期的做法是在原器上鋸片刻鑿。上海博物館搜集的一對春秋早期鱗紋壺（圖40），器内壁自口沿至頸腹處有銘文三行廿四字（圖41），爲仿刻易
簋，銘文最下面幾個字，目察已經困難，後經拓片與著録校對，行款字數完全相同，但文字精神却大不一樣。易
簋屬西周時代，而此壺的器形和紋飾已是春秋時代，經仔細察看，發現壺的頸部有很多泥土和假銹，而腹部却很少，將泥土去除後，在壺口至頸腹間顯示兩道銲接痕迹（圖42）。原來當時作僞者，是將該器自口至頸腹間截下一塊，刻鑿文字後再銲接上去的。
（三）僞器真銘。這是因原器已殘缺，有的只剩下了器的銘文部分，而古董商借此配了一個僞器。對於這種僞器，如稍粗心就會上當，因爲有些銘文還曾見過著録。
圖20 商晚期 蛇紋簋（器形）
此爲真器，但銘文僞鑿
圖21 商晚期 蛇紋簋（銘文）
爲圖20 器僞鑿銘文，筆畫粗細一致，是早期僞鑿銘的特點
圖22 西周早期 龍紋簋（器形）
此爲真器，但銘文僞刻
圖23 西周早期 龍紋簋（銘文）
爲圖22 器的僞銘，器底有銹，而字口内没有真銹斑。銘文筆畫有粗細，起止皆鋭，是近代僞刻較進步的實例之一
圖24 西周早期 鳥紋方座簋（器形）
此爲真器，但銘文僞刻
圖25 西周早期 鳥紋方座簋（銘文）
爲圖24 器僞銘，筆畫呆滯，過於均匀
圖26 僞 己侯簋（銘文）
此銘文係按圖27 真拓本所刻，而刻鑿未精者
圖27 西周中期 己侯簋（銘文）
此爲真器，銘文原拓，與圖26 相比，自可分辨
圖28 西周中期 㠱仲壺（器形）
此爲真器，蓋爲後配
圖29 西周中期 㠱仲壺（器形）
此爲真器，蓋爲原配
圖30 僞 㠱仲壺蓋（銘文）
此銘文係鑿刻，雖技巧較好，然銘文仿製尤未精
圖31 西周中期 㠱仲壺蓋（銘文）
真器原拓
圖32 西周晚期 重環紋鼎（銘文）(www.xing528.com)
銘文筆道是用同一寬度鑿子鑿成的，因此字口寬狹相等
圖33 僞 魯伯愈父鬲（銘文）
鬲的銘文刻鑿部位在唇口，甚爲方便，故刻鑿較精，但因字多，新刻字口毛糙，故往往將其器表面磨去一層，再做色，故也容易鑒定
圖34 春秋早期 魯伯愈父鬲（銘文）
真器原拓
圖35 僞 兮仲鐘（銘文）
鐘銘作僞者甚多，因其刻鑿較易。早期刻鑿僞銘，字口較光潔，一般不作厚的假銹。此銘是按真銘刻鑿，是早期僞刻較好的實例之一
圖36 西周晚期 兮仲鐘（銘文）
真器原拓
圖37 戰國 禾簋（器形）
此爲真器，蓋爲後配
圖38 戰國 禾簋（銘文）
真器原拓
圖39 僞 禾簋蓋（銘文）
傳世禾簋無蓋，此蓋係後配，銘文係刻鑿，且筆畫有錯，如亥字和乍字
圖40 春秋早期 鱗紋壺（器形）
此爲真器，銘文係僞鑿
圖41 春秋早期 鱗紋壺（銘文）
仿易
簋銘文刻鑿
圖42 春秋早期 鱗紋壺（頸部）
壺頸内刻銘不便，作僞者截下一塊，刻完後再焊好做假銹。圖爲假銹清除後顯露的截痕
（四）真器增刻僞銘。有的器原來就有銘文，但有些古董商人認爲價值不高，因此在真銘的前後增刻了僞銘。在鎮江市金山公園内有一件西周大鼎，腹内壁銘文十二行一百三十三字（圖43）。從銘文拓本來看，無論書體、文義均不合常規，内容與虢季子白盤略有相似處。後經查對著録，知該器係道光末年秦中出土，原有銘文二行九字：“遂啓諆作
叔寶尊彝。”爲蘇兆年所得，後屬張二銘，張當時請人在原銘文的上下加刻了一百二十四字。道光二十四年，張將此鼎以三百金售與葉志銑（東卿），然而當時金石學家劉燕庭與鮑康都收藏有二行原拓本，因此葉東卿不高興，將鼎送往金山寺，置之金山。該鼎原銘二行，《攈古録金文》卷二之一第32 頁、《愙齋集古録》卷六第13 頁均經著録。又如上海博物館有一件西周晚期重環紋盉，口沿部分後配，原有銘文已缺失，剩下“子子孫孫用享”六字，古董商在後配的口沿上加刻“父乙册作寶盉”六字（圖44），使真僞結合。這一些都是在原來真銘的上下增刻僞銘的實例。
（五）鑲嵌僞銘。這種銘文作僞方法，是將銘文刻在銅片上，在器的内壁挖一相應凹框，把銘文銅片鑲上。上海博物館有一西周中期龍紋方鼎，腹内側的銘文（圖45）就是用這一方法做成的。
（六）腐蝕。在近代，後刻銘文爲了避免露出刀痕，也有用腐蝕的方法來做假銘文。方法是在青銅器表面塗上蠟，留出文字部分，將文字用化學物質如三氯化鐵之類腐蝕後，再去掉蠟，銘文部分就會出現凹陷的字口。上海博物館搜集的一件標本，是西周晚期竊曲紋鼎，腹内側刻一篇師趁鼎銘文（圖46），在銘文筆道中没有任何鑿刻痕迹，這是用腐蝕方法做的僞銘。
圖43 西周晚期 遂啓諆鼎（銘文）
原銘二行九字“：遂啓諆乍
叔寶尊彝。”其餘都僞刻。仔細辨認，字體風格都不相同
圖44 西周晚期 重環紋盉（銘文）
“父乙册乍寶盉”，是在口沿後配部分鑿刻的。“子子孫孫用享”，爲原鑄銘
圖45 西周中期 龍紋方鼎（銘文）
銘文刻在銅片上，鑲嵌於器壁，僞銹去除後露出原形
圖46 僞 師趛鼎（銘文）
此銘非刻鑿，是用腐蝕方法做出來的僞銘，筆畫粗細不同，也没有刀痕，但起止皆笨拙，而缺少變化
商和西周時代的青銅器，絶大部分的銘文是用範鑄的，但也有極個别是刻的。自春秋晚期起，青銅器上出現了整篇是刻的文字。原刻和後刻的銘文，應該是能够分辨的。原刻是當時青銅器脱範後不久刻的，因爲那時没有鋼刀，刻銘文是用做玉器的小轉輪琢磨出來的，字口比較光潔，而不會有刀痕，但也没有筆意；而後刻的銘文是用刀刻的，長筆竟要刻三四刀，那就一定會留下刀的痕迹。此外，青銅器經過若干年，表面已經生成一層氧化層，原刻和範鑄的銘文字口裏也同樣應有氧化層，而後刻銘文就破壞了青銅器的表面腐蝕，在字口上會出現爆裂的現象，有的在字口内還會露出青銅的本色。爲了掩蓋這一缺點，作僞者就要做假銹。假銹的顔色一般是用漆調成，有的是用牙刷將“銹”填進去的，因此，點子是圓的。這種假銹時間長了就發暗，與表面的真銹無法接氣，這一現象一般是容易分辨的。
鑒定青銅器銘文的真僞，除了要知道各種作僞的方法外，還要懂得各個時代銘文的風格、書法結體、語彙文法等。另外，要掌握大量的標準字形，掌握得愈多，判斷也就愈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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