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陪伴，陳佩芬青銅器論集

1952 年，我高中未卒業就踏入社會，投身上海博物館。經過培訓，聽了楊寬、蔣大沂、蔣天格等教授們講授的各種歷史、文化和文物的專業課程後，被分配在陳列室做保管工作。不久後我轉至保管部編目組工作，具體接觸了文物，認識到此處可以得到很多知識，發現這是一所很好的學校，又可結合工作實踐，覺得在這裏工作比在學校讀書更有趣味，這樣，就一頭扎進了上海博物館。

經過1952 年到1958 年六年的學習和工作，我對博物館工作有了初步的認識，由於我學習和工作都比較有自覺的要求，所以工作相當穩定。

1959 年上海博物館由南京西路跑馬廳總會的第一座老館搬到河南南路中匯大樓的第二座老館，同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和上海博物館合署辦公，彼此相同的職能部門合併，原編目組成爲徵集編目組，由年長的吴樸堂先生任組長，我任副組長。徵集編目組是文物進入博物館的第一道關口，也是最後是否能進入博物館的篩選場所，有不少在鑒定、編目中的學術和技術問題需諮詢有關的專家來解决。我所擔任的是文物編目工作，從中得到的各種知識，往往是在書本上學不到的。

1960 年博物館領導有計劃培養青年人，我當時是入選的四個學生之一。館裏指定蔣大沂先生單獨爲我提高文化和文物知識，每天中午授一小時課；此外，休息日、節假日都在蔣先生家上課。其間曾讀過古代文獻和《史記》、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蔣先生的授課方式是先由我準備，再去向他報告我對課文的理解，然後老師再糾正和補充我的一些看法。如此有六年之久，得益匪淺。在學習青銅器銘文過程中，我用毛筆臨摹了容庚先生的《金文編》，還抄録了郭沫若先生的《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這時，我已明確了我的專業進修項目，只能是中國古代青銅器。當時蔣大沂先生曾對我説：“你在我這裏多學些書本知識，至於具體的青銅器，你可跟馬承源去學，他有一套鑒定青銅器的方法。你所在部門有很多實物，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條件，一定要多看實物。”

自從進入中匯大樓辦公以後，博物館展館已經擴大不少，但業務部門的領導仍然没有自己的辦公室。時任保管部副主任的馬承源先生，主管文物徵集和青銅器研究，就坐在我們的徵集編目組辦公。馬先生緊抓業務基本功的建設，提倡青銅器的形制、紋飾和銘文的斷代研究，主張編目工作的科學性，建議首先編輯一部日常使用的《中國青銅器的形制》工具書。作爲培養對象，我參加了資料收集和編輯工作。商代的青銅器儘可能使用考古發掘資料來對照排隊，西周銘文除了當時並不多的考古發掘資料可以使用之外，基本上依據郭沫若先生《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和陳夢家先生《西周銅器斷代》的有關觀點來排隊，春秋和戰國的青銅器則根據相關的資料編排。這三大册資料整理的照片近兩千份，基本上弄清楚了青銅器形制發展的序列，但因爲照片是從各種書籍中翻拍的，只能供編目研究使用，成爲一部我經常翻閲的工具書。對我個人來説，這是知識結合實踐的一次全面的青銅器形制的修研，對以前青銅器編目的修正和新收集青銅器的時代判斷，是非常有用的。

一個專業工作人員和一個非專業工作人員對一件具體青銅器的視角有什麽區别呢？關於器物的形制是一看就明白，前者主要是視綫切近，每一個特點都非常熟悉，後者只有一個大概的印象。要劃到切近點的辦法，是掌握青銅器鑒别問題上的各個細節。馬承源先生提出，青銅組的人員都要學會傳拓青銅器和其他器物的技巧，不僅是墨拓銘文，還要傳拓花紋。在和大家工作的同時，我也學會了精緻的墨拓。當時組内每一個人都通過了技能關——墨色均匀，背面白晰，不能漏墨點，邊緣清晰。通過多次傳拓，我對青銅器的表層變化和範鑄特徵，有了更切近的瞭解，這是認真學習傳拓之前所不能得到的體會，對青銅器知識的積累很有利。自此以後，進入編目組的新工作人員，都要在光素無紋的玻璃板上學習傳拓的基本技巧，從而形成了上海博物館所特有的墨拓風格，其特徵是傳統陳介祺墨拓法和江南拓碑技法的結合，産生了既好且快的傳拓新技巧。組内工作人員把當時上海博物館所收藏的絶大部分有銘文的青銅器做了拓本，裝裱成六大册，作爲當年獻禮的成果。

由於徵集工作開展有成績，上博館藏青銅器逐漸豐富並多有重器。1962 年馬承源先生和沈之瑜館長商定編輯《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精選有重要歷史價值和造型優美、紋飾精湛的商至漢各類器物百數，由馬先生執筆撰寫論文，概述青銅器的發展歷程，我負責撰寫商和東周器物的説明，並收集有關資料，萬育仁先生擔任拓片和裱裝工作，最後由馬先生總其成。這是我國第一次全部采用彩色銅版印刷的圖録，裝幀非常考究，其獨特的説明編排，至今仍爲許多圖録所仿效。1964 年出版後，立即被臺灣的出版社盜版。因爲出版用的是繁體字，盜版更加便易。多年以後，國外的不少圖書館都可以看到此書去頭割尾的盜版本。經過這一階段，我已學到了鑒定和整理研究青銅器的基本知識。這一時期，我還做了一套較爲完整的發表在《考古學報》、《文物》、《考古》以及國内各種報紙、刊物上有關傳世和出土青銅器的文章索引卡片，以備查用。

接着是十年“文化革命”，輿論準備之後，成立了形形色色的紅衛兵組織，並發動了全國性的大串聯。上海是以瘋狂般的抄家開始的。館裏的日常業務停頓了，一些中青年的造反派聯合起來，要打倒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徵集編目組過去一直與上海地區的文物收藏家有密切的聯繫，因爲不少名家藏有國寶和重要文物。在這期間，不斷地獲得文物收藏家被抄家的消息，恐遭紅衛兵的無知行動以致文物損壞，焦急之至，遂由馬承源先生徵得沈之瑜館長的同意，以博物館的名義打報告給市政府，主動要求配合紅衛兵清點抄家文物，並出具詳細清單予以代管，作爲保護文物的權宜之計。此事得到了市府未復文的口頭同意。因此，上海的紅衛兵在抄家時知道“四舊”歸上海博物館，槍支彈藥歸公安局，金銀首飾歸銀行。於是徵集編目組轉化爲接收代管抄家文物的臨時組織，而且要二十四小時服務。此時組長吴樸堂已爲歷史問題的冤案被逼自盡，中層幹部已難於公開出面指揮，具體的工作只能由我來指派。我和組内同事，長期住在館内值班，接到消息就去清點、造册，同時將文物運送回館。在“一月革命”以前，凡是我們所瞭解有重要文物的收藏家，均已被抄，其所藏著名的文物基本上已明確了下落。

紅衛兵不僅抄收藏家家裏的文物，還要求將大街上他們認爲是“四舊”的東西都送到上海博物館，如滙豐銀行門口的一對銅獅，原團委草坪旁有一個外國人因跑馬發家而鑄造的紀念銅馬，寺廟裏的佛像、菩薩、銅鐘，發掘出土的銅炮等都送來了。儘管有的不屬於文物，如果當時説“上博不需要”，他們就立即送到冶煉廠去化爲銅水，我考慮這些都是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外器物，能説明歷史，還是先留下，毁掉了就永遠不可能再有了。爲此，我和同事們在“文革”期間爲國家保存了大量的珍貴文物。

1967 年1 月，館内一部分中年人和年輕人結合的造反派奪權以後，中層以上幹部和一些持保守態度的專家都靠了邊。接着是大規模的清理“階級隊伍”，有更多的人靠邊進了“牛棚”。抄家文物還陸續有所發現，我完全清楚這批抄家文物的重要性，我是普通羣衆，不屬於任何派别，於是主動向造反派提出，代管文物要清點整理，書畫要防黴，長期裝箱存放不合適，並提出由我來管理這一工作。造反派覺得很合適，我也很高興，這樣既可以把這批文物整理好，每天看文物，又可以置身於“鬥爭”之外。

自1967 年到1974 年這七年内，我主要從事的工作，就是保管、整理209 户、十五萬件抄家文物、圖書的工作。由於抄家文物數量多、級别高，需要分户立案，不能混淆，於是我將這批文物分户上架，造清册、製卡片、拍照片、爲文物做盒子、爲書畫製布套。實際上這就是我長期以來所做的文物編目工作。

1971 年一些主要的業務人員基本上過了“清理階級隊伍”和“鬥、批、改”，並陸續獲得“解放”，但也没有被安排工作，於是就請他們一起來整理抄家文物。當時馬承源、鄭爲、李鴻業、張公午、沈之瑜等都先後曾在抄家文物處參加鑒定和整理工作，於是我這裏成了專家們被批鬥之外的好去處。儘管館内還有很多“逍遥派”，在四樓（當時存放抄家文物的庫房）却是從早到晚抓緊進行文物的清理、鑒定工作。我最有興趣的還是青銅器，收藏家的青銅器有真有僞，進了上海博物館要當作歷史文物遺産加以保管，就有一個去粗取精、棄僞存真的工作要做。而且當時還有戰備任務，需要將其中的一、二級品挑選出來轉移到後庫，幾年以後再安全地轉回來。幾百件傳世青銅器的真僞鑒定、編目和定級工作，是很難得的機遇，我在没有外界干擾的寧靜環境中工作，對清末濰坊的僞作，民國初年蘇州的僞作，二次大戰前後北京的僞作及其他地區的僞作都作了對比觀察，反復研討。如春秋早期鱗紋壺，壺頸至腹内側有易簋的一篇銘文。顯然器形、紋飾時代較晚，而銘文的時代較早，這樣，銘文一定是後刻的。那麽銘文是用什麽方法刻上去的呢？經與馬先生幾天的研究，最後將附着在器物表面的泥土和假銹清除後，壺身露出了自口至腹曾經切割過的痕迹，於是增加了一種鑒别銘文作僞的方法。

在整理文物的過程中，我有機會接觸到許多流傳有緒而從未見過的實物，如李蔭軒先生收藏的小臣單觶、魯侯尊、厚趠方鼎、匽侯旨鼎、毛公方鼎、齊巫姜簋、杞伯簋，還有可與上博館藏青銅器配成套的四件郘鐘等；孫鼎先生收藏的員方鼎、井鼎、旅鐘、矢王方鼎蓋、小子簋等一大批西周和春秋時代的重器，可説是琳琅滿目。我和馬先生一起將這些文物按博物館的要求，認真細緻地做了編目工作。

在這個非常時期，文博工作者遭受批判、下放、轉業，造反派在衝衝殺殺、爭權奪位的時候，其他工作都處於癱痪狀態，而我居然還有這麽好的條件來整理青銅器，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獲，現在想起來，中國文物界有這種好運的，或許只有我一個人吧！

我在當時還爲上海博物館保留了一批歐洲的玻璃器皿、陶瓷器、銅器、木器和馬賽克器物，這是上海幾家日用品調劑商店的商品，“文化革命”時歸“四舊”小組，“文革”後期要價撥上海博物館。當時上海博物館僅有幾件外國工藝品，也不能出價收購，但考慮到一個有影響的博物館除了收藏中國文物外，還應該有早年的外國工藝文物，於是設法出了少量代價，將兩千多件歐洲的工藝品留下了，並將主要整理這批文物的工作人員也留下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留下的這批工藝品有十九世紀法國加萊、道姆、拉利克等玻璃廠的套料器皿，波西米亞的車料器皿，十八、十九世紀德國邁森、法國賽夫勒、英國道爾頓、奥地利維也納、丹麥哥本哈根等瓷廠所燒造的器皿。這批歐洲的古代器物，在世界範圍内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品。這些展品曾在上海博物館舉辦過兩次專題展覽，又先後去廣東佛山、浙江杭州等地展出過，受到廣大人民的歡迎。

在“文革”期間的抄家文物落實政策時，我發現了一件曶鼎，其外貌一看就知道是後代的，但它有一篇銘文。我將銘文拓下後與郭沫若先生《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校對過，其與書中所刊載的曶鼎銘文完全相同。因此我想盡各種方法，將此鼎留下，告訴物主此鼎爲後代仿造，但是可以作爲今後青年學習青銅器的教材。

我在徵集組工作時，門口有人送來一件元年師兑簋。上博收藏的青銅器中有元年和三年的師兑簋，怎麽還會有元年師兑簋？於是我將其留下與庫藏實物相對照，發現這是一件形制、紋飾、銘文與真器相似的複製品，是很好的學習鑒定的實物，因此儘管是複製品，也要把它留下。結果將情況告訴物主後，他自願降價，於是這件器物就由上海博物館收藏。這些器物都成爲我以後在學校講課和撰寫《青銅器辯僞》一文的素材。

1975 年上海市成立了文物圖書清理小組，我將七年來所保管的十五萬件各類文物、圖書正確無誤地移交當時的工宣隊。(www.xing528.com)

1976 年“文革”結束，黨和政府提出抄家文物要落實政策。很多收藏家歡天喜地，當他們拿到原來在上海博物館保存的文物時，有些珍貴的、易損的文物都做了軟囊盒子，於是有些收藏家認爲文物還是由國家保存得好。有的收藏家本人過世，家屬遵照先人遺言，在接收抄家文物的同時，將文物捐贈給博物館。有的子女其專業不是研究文物，於是有的捐贈，也有的作價給博物館。這些文物充實了博物館的館藏，豐富了各類陳列館。外灘的一對銅獅，成了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的重要藏品。佛像和銅鐘歸還或贈送宗教單位，爲宗教寺院對外開放、宣傳國家的宗教政策，發揮了很大作用。

1972 年工宣隊迫於北京舉辦“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的形勢，不得不考慮重新開放已經關閉了多年的上海博物館。當時沈之瑜館長尚未“解放”，他們找到馬承源先生，希望提供一個開館的方案。馬先生認爲要改變過去歷史陳列的老路，可搞各類業務專館，用物質文化來體現人民的創造力，由此上博改爲青銅器、陶瓷器、書畫的藝術文物專題陳列，這個决定極大地影響到上海博物館此後發展的各個方面。我參加了馬先生主持下的“中國青銅器陳列”，負責挑選展品和撰寫陳列説明。

1974 年起，雖然説要開展工作，但是進度較慢。當時很多人還心有餘悸，没有搞學術的空氣。大家閑着無事，想起六十年代周總理曾經提出過，漢代人已能鑄造透光鏡，我們現代人一定要把“透光”的原理弄清楚。當時上海博物館有四面大小不同的透光鏡，馬先生和我商量要爭取時間把鑄造的原理搞清楚，並依此原理和方法鑄成有同樣透光效應的銅鏡。我們請了阮崇武先生主持這一工作，他也“解放”不久，從上海材料研究所轉來市科學協會主持日常工作。他非常樂意參加這一考古實驗，並親自到鑄造廠指導。許多高級工程研究員，在實物和文獻的基礎上，提出了若干方案，由博物館和幾所大學及一個工廠分别實施。參加這項工作就是直接從青銅鑄造的角度去參與實踐，是一件很有益的事。經過一年時間，在集合攻關的條件下，終於摸清了透光鏡成影的原理，並將其用較簡單的方法複製了出來。1976 年我在《文物》上發表了《西漢透光鏡及其模拟試驗》一文，詳述了宋元至清代對透光鏡光原理的推測，同時又介紹了幾種複製方法，最後闡明青銅鏡的“透光”原理。可惜大功告成之日，總理已經逝世兩個多月，不能向他告慰了。

上海博物館不僅收藏很多精美的和流傳有緒的青銅器，還有一些精於傳拓的專業人員，長期從事青銅器傳拓工作，留下了很多紋飾和銘文拓片。這些拓片爲研究青銅器的定名、紋飾的變化，以及青銅器的鑄造技術，提供了重要的例證。如著名的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的犧尊，各部分紋飾的拓片可以證實其各部分複雜的花紋，是由同一個母模翻印出來的。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起，我就有意識地收集以館藏青銅器紋飾爲主的墨拓本，之後又將每一類紋飾分爲若干種形式，這一工作實際上已進行了很長的時間。1982 年國家文物局副局長莊敏先生來滬考察工作，見到青銅組有許多精美的紋飾拓片，很是驚奇，認爲整理以後應該立即出版。因爲那時還没有這類出版物，而考古發掘報告的圖樣，大都是手工描繪的，這可以爲考古界和美術界提供一份具有系統性的古代裝飾紋樣的材料，亦有助於青銅器紋飾研究工作的開展。莊先生主動表示，他願意向文物出版社推薦。此書於1984 年發行，在國内外頗有影響。由於出版數量不大，出版後很快售罄，有人將其改頭换面在臺灣重新印刷發行。此書前有馬承源先生《商周青銅器紋飾綜述》一文，系統地叙述了各類紋飾的特點及其發展變化過程和青銅器紋飾藝術功能等問題。一些豪華的建築采用青銅器某些紋飾作爲裝飾紋樣，也有博物館將紋飾作爲陳列文物櫥的背景，受到了廣大文物愛好者和美術工作者的重視。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文物大部分是歷代的傳世品，不像北京國家級博物館用一紙公文可向各地索調，也不像有些省級館可以就地考古發掘，不愁文物無來源。上海博物館的文物徵集是一件甚爲複雜的事，除了接受捐贈和在各地徵集流散文物之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但不管是接受捐贈還是出資收購，文物鑒定知識和技巧的掌握，從博物館來説是頭等大事。對進館文物的第一道手續，就是驗證文物身份，區别真僞；當决定收購後，編目就是進一步深化鑒定的問題。我最初是各類文物都編，自從上海博物館的體制改爲專業學科部門後，我就專職從事青銅器的編目，尤其是一級文物的編目，需要一件文物一套檔案。因此文物鑒定知識和技巧的積累可以説是長時期的實踐經驗的積累，否則不可能有真知灼見，也不可能在關鍵問題上作决斷。馬承源先生在這方面有很多知識和經驗，我們經常會討論各種不同時期青銅器的作僞方法和特徵，馬先生特别强調從鑄造技術和表面加工技術方面來判斷器物的真僞，我也常從真僞的實物對比中得到體會。這不同於琉璃廠老一輩古玩鑒定家，也不同於舊式的金石家，這樣，在青銅器鑒定上科技含量會越來越高。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復旦大學和上海大學歷史系相繼聘我去爲文博專業的學生作系統的“中國青銅器”教學。我在介紹了各個時期、各類青銅器的特徵外，最後幾節課用工作中鑒定青銅器真僞的經驗，結合庫房實物和長期在第一綫做徵編目工作時所收集的各類僞作標本，拍成幻燈片爲學生講解，同學們都很感興趣。因爲在這以前，辨别古代文物真僞的文章很少，很多人認爲鑒定工作很神秘，不能用文字表達；偶爾有這類文章，叙説得也不够具體，或實例太少，使人茫然。於是我從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器形、銘文、紋飾、表面銹蝕等各方面，闡明鑒定青銅器真僞的原則和方法，使傳統的經驗上升爲理論，爲辨别中國青銅器的真僞總結了一套較爲完善的方法。這就是1986 年我在《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三期上發表的《青銅器辨僞》一文，次年香港《中國文物世界》曾翻成英文，在雜志上連續兩期刊登此文。在鑒定青銅器的問題上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現在的社會條件下，又面對着複雜的利用高科技作僞的伎倆，我們應該審勢度物，隨時超越自己的知識，戰而勝之。

青銅鏡是青銅器中一個重要門類，上博庫房就有幾百件藏品，除重要的幾件紀年銘鏡和透光鏡常被提起外，一般藏品稀爲人知。而上海博物館的青銅器陳列，絶大部分到戰國時代，大量收藏的歷代青銅鏡無法展出。1985 年，我將庫房内的青銅鏡作了一次整理，挑選了自戰國到唐代的具有代表性的青銅鏡一百件，編成《上海博物館藏青銅鏡》一書。

此書概論部分根據歷年來考古發掘資料，結合傳世品，對中國青銅鏡各個時期的特色，采用紋樣的意義作了探索，在形制、紋飾和銘文方面進行了廣泛的研討，對館藏的青銅鏡作了一次全面的斷代分期研究。在編排上，除了照片外，重要的青銅鏡需有完全不變形的精拓本。傳拓的方法是在拓紙完全展平墨拓後，不揭下拓本，布平光綫，直接拍攝，這樣既可以保持拓片清晰，又不失立體感，可補充器形圖像的不足，避免了以往拓片經過裱背後難於克服的圖像失真、變形問題。一百件青銅鏡，每篇都有説明文字，包括詳盡的尺寸、重量數據，並結合出土材料作出考證。此書成稿後於1987 年出版，由於其中拓片特别精良，之後曾在同類書刊中被引用，非法翻印者亦頗多，現早已絶版。

1972 年的“中國青銅器陳列”，在形式上雖已成爲專館，但内容上不可避免尚有“文革”影響，於是七十年代末又作了一次改建。1985 年馬承源先生被任命爲上海博物館的館長兼青銅部主任，我爲副主任。不久，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獨立建制，上海博物館有了自己的系統，馬先生想到的第一件事還是改建陳列室。他認爲一座博物館只有陳列室才能吸引人，陳列室搞得好，博物館在社會上才有存在價值。於是首先就要改建青銅器陳列，使其成爲一個全新的專題陳列。馬先生與我商討，詳細地訂立了改建方案。由於方案切實可行，還得到了國家文物局的經費資助。雖然還是在原來的位置，内容還是青銅器，由於陳列環境的改變，背景的色彩、櫥櫃形狀的設計、燈光的采用、文物座子的更新，與以往舊的陳列模式相比，在氣氛和效果上有了很大的不同。這是陳列的改革和創新，也是現今新館中中國古代青銅館的雛形，得到了觀衆以及歐美同行的良好反響。當時我對陳列體系和陳列布置的各個細節親與其事，抱着學習和努力參與的態度，得到了不少新的知識和收獲，也爲以後新的中國古代青銅館的建設，在思想上和技術上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1987 年經上海市文物博物專業高級專業技術職務職稱評審委員會評審，確認我具備研究館員任職資格。1990 年我被聘爲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1992 年上海博物館考察班子時我被聘任爲副館長兼青銅部副主任，分管青銅部、保管部和宣傳教育部，業務時間讓位給繁雜的行政工作。老館的全部改造才結束三年，上博又迎來了建設新館的任務。新館當時是上海市的重大工程，需全力以赴。在青銅部的範圍内，新館有青銅、雕塑、璽印和錢幣四所陳列館的建設任務，工作非常繁重。馬館長設想出很多辦法和我商討，常親臨現場監看施工質量和進度，同時還要爲各館的前言、部分説明作修改或重寫。現場工作的同仁不分晝夜奮力拼搏，勝利而有效地完成了任務。

在這期間，我與青銅部的同事們共同編輯了《上海博物館藏歷代泉幣》八册，於1994 年出版。我與保管部同事一起完成了十二萬件館藏文物的大遷移工作，從河南路老館搬到檔案館，後又從檔案館搬進新庫房。我還與各個陳列館的負責人商量提高宣傳教育部的講解水平，使每個講解員都能適應新的文物講解工作，並要求他們逐個參加考核並通過。

1995 年爲與臺灣進行文化交流，上海博物館的青銅器將赴臺中科學博物館展出。當時漢館長提出科學博物館的展示，必須要有教育性的出版物。我是這次展覽的代表團團長，於是利用將要去臺灣展出的六十三件青銅器，介紹中國青銅器時代的特點，青銅的合金成分，器物的類形、用途，紋飾的演變，銘文的内容等，寫成一本《認識古代青銅器》，由臺灣藝術家出版社出版。

1995 年新館建成即將對外開放，爲了使觀衆在看完中國古代青銅館後加深印象，在將要展出的青銅器中，根據陳列體系，挑選六十件精品，編寫了一本《中國古代青銅器》。除中文版外，還有英文版和日文版，由美國菲利浦威爾遜有限公司出版，據説此書銷售量很大。

《中國青銅器全集》的編輯，發凡起例始於1991 年。上海博物館青銅研究部負責全部原始資料的收集和整理，並提出初選目録，然後分送給各卷的主稿人，主稿人對此排列成序後作各卷的前言。前期的工作是我和青銅部的幾位同仁完成的，由馬承源先生定卷。我分工編寫第四卷，在該書的序文《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銅器》中叙述了中原地區、河北地區、山東地區及山西地區一帶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器及其特點，書中並收録了流散在國外的商代晚期青銅器精品和典型器物。該集末卷即第十六卷爲《銅鏡》，也由我執筆。中國青銅鏡的發展是一個獨立的系統。由於各地出土和收藏的銅鏡數量很大，遴選出的品類很精妙，《銅鏡》同時收録了國外公私所藏的精品共212 面，均爲至今爲止最典型的鑄品。我撰有序文《中國青銅鏡發展概述》，論及自齊家文化、商周、兩漢、三國、魏晉、隋唐及宋、元、明、清等歷代銅鏡的發生、發展以至衰退近四千年的鑄造、行用過程。此兩册於1998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我於1997 年從行政崗位上退了下來，依然從事青銅器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歲月不斷地催人衰老，但是有關的知識自信有所增加。我還參加了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釋讀，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青銅器伴隨我在上海博物館經歷了半個世紀，目前的館藏已達七千餘件，我考慮最後應有一個回顧式的總結，選擇了藏品中十分之一編輯一本書，題目爲《上海博物館藏夏商周青銅器研究》，目前已基本上完成文字稿和絶大部分彩版拍攝工作，此書前有馬承源先生的長篇前言，將於2003 年出版。之後青銅器仍將伴隨着我，進入我的夕陽紅。

（原載《文物鑒定人訪談録》，藍天出版社200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