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秩序的经济分析：海禁与朝贡的视角

郑和下西洋之后的禁海政策，使明朝中后期成为中西力量对比急剧变化的历史分水岭。15世纪以前的“天朝上国”在后来的两三个世纪里就成了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这种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根源于内在的儒家文化和外在的闭关锁国政策。明朝的海禁政策不但断送了郑和开创的航海事业，更重要的是把自己与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阻隔开来，造成一种完全封闭的社会，阻滞了封建社会内部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给中国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自宋元以来有了相当发展并给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生机勃勃的民间海外贸易就这样被扼杀了，明朝的商品经济萌芽也因此枯萎了。封闭的农业社会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中国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而西欧国家则利用中国的四大发明发现了“新大陆”，并通过炮舰政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郑和下西洋的外交实践，并没有为中国提供国际法的实践机会，因为这种“国际”交往的主体之间缺乏平等性。中华民族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民族，始终没有跨出地大物博的中国大陆，直到那些耕海牧洋的英、美、日等海洋民族将中国强制地带入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华夷秩序及其朝贡体系违背了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它所导致的经济落后必然使中国成为西方列强殖民掠夺的对象。所谓海禁，即未经官方允许国人不得私自出海贸易，这一政策始于明太祖，政府明令“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海禁政策是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一种反映，是封闭意识的产物，但对明朝统治者而言，这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措施，而且也有其政治目的。明朝初年，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统治，海禁就是其对内政策的外部延伸。海上反明势力的扩张与沿海倭寇犯乱，使得统治者毅然选择了封闭海洋这一重要商路。与海禁相伴相生的是朝贡贸易，明朝初年，百废待兴，为万邦来庭以树立自己“天朝上国”的天子形象，明朝遣使四出，广加招徕，要求周边各国“称藩纳贡”。对于周边前来朝贡的国家明朝谕以诏封，以“宗主”的身份发号施令，并调解各国国内及国家之间关系和制止相互之间的战争。明朝为确保其“宗主”的名位，不惜予以巨额物资赏赐，“厚往薄来”的方针促使各国借“朝贡”之机，与明朝进行大获益处的物物交换活动。朝贡制度自古存在并为大多数王朝所沿用，但这一制度多为处理对外关系，而明朝统治者将朝贡与贸易相结合，朝贡贸易制度由此而生。它将中国传统私人贸易加以政府管制，并完全取代私人海外贸易。史学界普遍认为朝贡贸易是中国封建传统海外贸易史上的一个转折，自此私人海外贸易走向衰落。

儒家文化与朝贡贸易也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朝贡贸易的各个环节无不体现着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在朝贡贸易体制中，只有具有“勘和”的国家才能来中国进行朝贡。“勘合”即为一种凭证，证明本国已被明朝所认可，但符合这一规定的国家并不多，仅十余国。据《明会典》：“计有勘和国分：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刺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苏禄国西王、苏禄国峒王、柯枝、浡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刺。”朝贡贸易的时间也有相应的规定，明朝对授予“勘合”的不同国家规定了分别以3年、5年或10年为一期的朝贡期限。朝贡贸易所带物品数量也并非恣意而为的，而且在朝贡礼仪结束后贡使的贸易活动必须在市舶司的主持下进行官方专卖，或者由政府设置的牙行中转出售，不能随意与民间私下交易，这就是博买制度和牙行制度。^[25]由此可见，朝贡贸易始终处于官方严格控制之下，打上了官方贸易的烙印，加之海禁的实施，海外贸易完全由官方垄断。明朝统治者通过这些手段来遏制对外贸易的扩大，这与儒家“重农抑商”的思想异曲同工。就农业社会的专制政权而言，对臣民的控制在经济上表现为强迫其与土地的结合，朝贡贸易是“重农抑商”思想在海外贸易上的反映，它最终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经济秩序。

作为明朝海外政策的组成部分，朝贡和海禁致力于统治者对政治权力追求和经济利益的集中，其中，郑和无疑是这种外交政策强有力的执行者。在“满载”明朝政治意图的同时，郑和下西洋也带着诏谕各国前来中国朝贡的使命，从而拓展了朝贡贸易的道路。虽然七次远航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以期“天朝上国怀柔远人”，但它客观上将中国商品运销海外，开拓了海外市场，而且也扩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刺激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对亚洲贸易圈的建立功不可没。然而，郑和远航只是南下西洋，而未能真正走向世界。在愚昧和专制的王朝统治下，海禁政策变得更为严密，不计成本大规模的不平等交易以求异域宣威，耗尽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国家数年积攒的国力，断送了郑和开创的海洋事业。更为消极的是它把传统中国与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阻隔开来，使得中国社会的封闭的状态达至顶峰，它扼杀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商品经济的逐步萌芽，使中国的社会发展脱离了历史发展的正常轨迹。(www.xing528.com)

郑和七次下西洋规模之大堪称世界壮举，然而，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说道，“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群岛的航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所记录的两件最伟大的事件。”^[26]郑和下西洋被忽略在于，它没有发现新航路，没有扩大世界市场，没有促进生产与消费，没有带给人类物质方面的福祉^[27]，在世界面临工业社会转型之时，郑和维护的仍旧是落后的封建王朝统治。由此，晚于郑和的以哥伦布为代表的地理大发现，代表方兴未艾的欧洲重商主义的海外扩张，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引发了欧洲人征服异域的殖民扩张。梁启超因此感叹：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哥伦布，达伽马以后，有无量数之达伽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郑和。^[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