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秦以来，中国的统治者把自己的国家视为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自称为“华夏”、“中国”、“中华”，而把周边邻近地区的其他民族或部族蔑称为“蛮”、“夷”、“狄”、“戎”等“四夷”。中国凭借其优越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在很长的时期内处于东亚的中心地位，周边国家大多向其称臣纳贡，形成了中心-边缘关系，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垂直型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习惯称之为“华夷秩序”、“华夷体系”和“朝贡体系”等。[21]有部分学者认为，“华夷秩序”是一种划分文化优劣和体现民族歧视意识的制度，儒家文化中故步自封、刚愎自用等保守因素，致使中国在近代外交中频频挨打，并在西方国家的打击下衰败。“藩属体系”是“华夷观念”在内部行政体系和外部国际关系的初步实践。“华夷秩序”有时也称为“藩属体系”、“朝贡制度”或“天朝”礼治体系。“藩属体系”在历史上渊源于殷商时期的外服制，[22]后来在汉朝、唐朝和清朝等主要朝代得到了充分发展，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所确立的殖民体系瓦解了“藩属体系”。
因为民族的融合与分化，“藩属体系”在不同的封建王朝表现为不同层次和不同属性的主体性关系。总体上，“藩属体系”在各个朝代分为三种主导性层次，一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或行政关系；二是封建王朝与那些统而不治的边疆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三是封建王朝与真正的外夷之间的关系。这三个不同层次的同心圆构成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华夷天下。“藩属体系”主要是一种政治和礼治秩序，在经济上则表现为朝贡制度，有的学者认为，朝贡是一种政策，[23]它是政治体制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或者是儒家文化在对外贸易上的一种诉求。朝贡制度的目的是满足天朝上国的恩宠与尊严，朝贡贸易赤字的日益扩大与自然经济的社会基础矛盾逐步深化，这种非侵略性和非剥削性的贸易体制无法扩大封建王朝的经济实力，禁止民间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禁海令，也使朝贡制度无以为继。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背景下，伟大的文明帝国与殖民帝国在贸易扩张问题上开始发生冲突，最终后者通过坚船利炮摧毁了藩属体系及其所维系的儒家文化的优越感和天朝上国的尊严。(www.xing528.com)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外交史和世界航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与西方航海家的探险壮举及其不同社会后果的比较，反映了儒家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导致了中国国际实力的衰落。郑和下西洋是一次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航海活动与外交活动，其目的在于“宣德化”、“扬国威”、“柔远人”和“示富”。尽管使团与所到各国开展了官方的“贸易”，但都表现为朝贡贸易，完全被官方所垄断。朝贡贸易是为了实现建立宗藩关系和扩大其影响的政治目的，它坚持的是一种超国民待遇原则，它是一种官方的而不是民间的贸易行为，因为在七次下西洋以及各国回访的实践中，明朝本着“厚往薄来”的方针给予外国价值远超过其所贡之物的“回赐”。郑和下西洋只是满足了明朝皇帝的虚荣心和“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其政治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多次下西洋也逐渐削弱了国家的财政实力，最后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朝贡贸易及其航海活动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反对，自宣宗勉强第七次出洋后，明朝下西洋的活动就完全停止了。而晚于郑和下西洋约九十年的哥伦布、达·伽马的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却为西欧国家迎来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从而成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L.S.）也曾无限感慨地说：“如果当时的中国也像后来的欧洲一样拓地殖民的话，今天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1/6，而是1/2。”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赞奋斗不息》中，这样警戒美国国民：“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24]最终，保守的、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沦为了那些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半殖民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