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司法观念与家族秩序

将本书中74篇拟判的各方观点及其依据归纳见表6.1。

表6.1　拟判所涉各方观点及判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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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从判决结果来看，74则案例102篇判词的判决依据如下：

婚姻相关13篇判词中，有6篇依法判决，4篇依情理判决，2篇依礼判决，1篇要求进一步查明事实。

涉及亲属相犯、复仇和相告的5篇判词中，有4篇依礼判决，仅1篇依法不追诉。

葬亲仪节相关的10判18篇判词中，有3篇依礼处罚，7篇依礼不处罚，6篇依情理不责罚或不支持（判25），仅2篇依法不责罚（判26）或依法处罚（判28）。

居丧行为相关的14判15篇判词中，有4篇依礼支持（判30、38）或不支持（判35、36）被告，4篇依法处罚（判32、42）或不罚（判41），4篇依礼法的共同要求（判38、39、40）认定处罚或不罚（判31），3篇依情理责罚（判33）或不罚（判34、37）。

孝亲相关14判23篇判词中，有16篇依礼判不处罚或处罚，2篇依情理判无罪（判51、52），仅5篇依国法判决（判49、50、55）或从国家视角判决（判47）。

友悌相关3判4篇判词中，3篇依礼判无罪，1篇依据礼法的共同要求被告承担责任。

节妇及义居相关的5篇判词，皆依礼得出有利于维护家族伦理的判决。

围绕家族伦理内部或与礼法的其他要求发生冲突的情况，8判15篇判词中，有6篇依礼处罚，6篇依礼不罚（判65袁判、牛判、判66、判25、判69、判70），1篇依情理不罚（判70），仅2篇认为国法重于家礼（判68、71）。

亲属特权相关2篇判词，皆依法判断。

由上述归纳分析拟判起草者的司法观念：涉及家族伦理的47篇拟判中，依礼判决的占76%，依法律明文规定判决的占17%，其余主要根据情理；亲属特权和亲属相关刑事案件7篇拟判中，依礼判决占57%，依法判决占43%；亲属丧葬类33篇拟判中，依礼判决占42%，依法判决占30%，依情理判决占27%；婚姻类拟判中，依法判决占46%，依礼判决占15%，依情理判决占31%。可见，拟判者对判决依据的选取并无一定之规，多数情况下礼的精神是比法律条文更重要的判决依据。

但拟判判目所折射的现实司法情境却与此不同。在控告人的观念中，有控告人的48个案例，依法或国家视角控告的有22例，根据礼的要求提出控告的有26例（判13、15、16、17、18、19、20、23、24、25、26、33、34、36、38、40、47、55、56、62、66、67、68、69、70、72）。可见，控告人为了实现告诉目的，既可依礼，也可依律文告诉。

在各级司法官的实践中，各案所涉23位司法官中，依法或国家视角断案有12人，依礼的要求断案有11人（判19、21、22、44、48、50县令与刺史、53、60、63、71）。可见，各级司法实践部门也既可能依礼、也可能依律断案，得出有利或不利于被告人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