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情、理、法的话语体系下，“礼”应当处于什么位置？因此，可将“礼”划分为上升到制度层面的“礼制”部分，和存于心中的“礼”观念部分，前者可作为“国法”之一部，后者则可纳入“情理”。分析拟判可知，唐代孝亲类案件的司法过程中可能存在大量观念冲突，控告人、实际司法官及制判者在拟判情境下展开观点碰撞。观念冲突的具体表征为各方得出结论选取的依据不同，或依法，或依礼，或依情理。
滋贺秀三以“情、理、法”来表述官员审理案件的考虑因素[60]，人为的、实定的国法，与正义的、衡平感觉的天理、人情，在判案过程中共存且互为辅助。在情、理、法的话语体系下，“礼”应当处于什么位置？“礼”虽有一部分是实定的，被国家以礼书形式，更主要是以律、令、格、式的形式固定下来，但更多是以儒家经义为蓝本，存于人们的观念中。因此，可将“礼”划分为上升到制度层面的“礼制”部分，和存于心中的“礼”观念部分，前者可作为“国法”之一部，后者则可纳入“情理”。可见无论如何，中国古代礼是一个复杂的范畴，无法与西方社会的哪一个概念相对等。
高明士分析十篇唐判[62]34后指出唐判的五个特点：①判文格式为“由事而理，由理而断”的正三段论；②判文除做有罪或待进一步调查等结论外还包含审理过程；③判词当事人虽为虚构或代称，但案情本身有一定的真实性和法史研究价值；④判文总体来说重于说理，较少引用律文；⑤说理部分包含情理法三要素，情理二者仍为判断依据，可以说是汉代引经折狱的延伸。(www.xing528.com)
学界关于传统司法综合考虑情理法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本节试以观念冲突的视角重新阐述之。分析拟判可知，唐代孝亲类案件的司法过程中可能存在大量观念冲突，控告人、实际司法官及制判者在拟判情境下展开观点碰撞。观念冲突的具体表征为各方得出结论选取的依据不同，或依法，或依礼，或依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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