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家族秩序在司法判例中的体现

（一）子孙孝顺

孝亲是要求子孙孝顺父母、祖父母等亲人的规范。

1.孝感祥瑞

唐代多有因孝感至祥瑞的记载。唐人信奉祥瑞，以开元尤盛，《唐六典》载开元《礼部式》，列鸾凤等大瑞64种，甘露等上瑞39种，白兔等中瑞32种，芝草等下瑞14种。[85]114

如史载虢州孝子梁文贞，少年从征，归来父母皆卒，悔恨未能终养，庐墓三十年不言，茔前有甘露降树、白兔驯扰（《旧唐书·孝友传》[63]4934）。

又如著名孝子吴郡张常洧，德宗建中年间父母死后居丧过礼，丧纪已逾而不释服，墓旁修庐而居，出现白鹤、灵芝及麕等祥瑞，乡党称赞其孝，风俗为之一变，郡守上奏宣附史馆，皇帝诏免其徭役，旌表以劝风俗，三纪（三十六年）仍行之不改。曾病毁数日不饮不食。文士高孚、承瓌、李哲等纷纷撰铭记赞之^[5]，评价张孝子的行为“非礼教之所知，非名实之相与，诚至孝之所致而至于斯也”。但也有人对这种逾礼居丧提出质疑，如皮日休《鄙孝议》第二篇[72]3710。

《二十四孝》载孝子姜诗和妻庞氏，庞氏日行六七里去取母亲爱喝的长江水，后来家院中涌出和长江水口感相同的清泉，并每天跃出两条鲤鱼。

下面两道开元年间的判目与这个古老的传说相似，同样是孝子生活有困难时得到天降祥瑞相助的情形，尽管这些奇迹物品未必属于官定祥瑞。

判43　对梦得篱粟判

索和诚家贫至孝，梦西篱下有粟，掘得十五钟。乡人以告，非营求所得，请纳官。

崔颂判词[72]1625：索和中和产德，纯孝为人。……精诚所至，动于鬼神，吉梦有征，启兹灵贶。遂使钟盈积粟，自能贮于西篱……伊索氏之乡人，一何狂简？天之所赐，不合纳官，告者诞词，固宜反坐。

员岘判词[72]1834：……索和诚孝总心极，义切天经，其行则晋代荀何，其道则孔门曾闵。获西篱之粟，遂贻俗士之讥；采南陔之兰，忽招狱官之讼。愚谓不可，况夫贤哉。

杨守纳判词[72]1846：索和至孝，居家贫窭……遂得元穹降祉，红粟呈祥，不资南亩之勤，自有西篱之锡。谅贞符所降，为纯孝之精，俗以表斯，孰能若此？乡人庸谬，妄相底讦，不违刘殷之德，须遵吕侯之典^[6]。

案情：索和家贫极孝，依梦提示，从西篱下掘出十五钟粟米，乡人告他不是正当劳动所得，当没官。埋藏物的归属问题，不依物权原则，而根据索和为人纯孝，即断定是神赐梦，断归自己，三则拟判均采此种观点。

判者崔颂为开元时荆州司马，员岘和杨守纳玄宗时擢书判拔萃科。三判都支持孝子，反对纳官。崔判和杨判强调索和的孝行感动天地以致有符瑞降临，粟米是上天对孝行的嘉奖，不应没收，同时要依诬告反坐严惩乡人；而员判极言索和之贤，反对粟米纳官而使孝子陷于诉讼。

判44　对泽中得堇判

王祖毋（母）饥病。立冬刘公孙因泽中取土，得堇粟，遗之。后有火过于西邻，邻告云妖，有司科之。使司奏请旌异。

冯待徵判[72]1820：……王祖毋病既日臻，甘脆盖阙；刘公孙孝惟天性，垦凿多勤。……是赖天灵其鉴，地输其珍，绿堇欺霜而沓荣，红粟无稼而呈粒，此一奇也。又何如焉？……邻者奚愚，以厚诬而害物；有司何酷，载重诘而伤仁。明哉使乎！清识远矣。举直错枉，扬于王庭，蒙虽不才，请从斯矣。

王祖母，即高祖母的别称。本案中孝子刘公孙因王祖母饥病而受困，冬天在水泽中偶得菜米，事不寻常，因而被邻居告为妖妄。有司对孝子科妖罪；按察使司却认为此事应当旌表。制判者冯待徵亦为开元时人，他认为符应为因刘公孙之孝感召而至，邻居诬陷无辜，有司酷刑伤害仁人，支持使司，认为应当树立刘这样的孝行典范，而挖得的堇粟应是天赐瑞应，理应归勤劳垦凿的孝子所有。

在开元年间的这两道判中，无主埋藏物的归属判断，都与子孙纯孝这一平时品德问题相联系：无论是否把发现的埋藏物看作瑞应，“孝”这一与埋藏物归属认定无关的事实，都影响着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见拟判作者对孝子的公然支持态度。虽然司法实践中这种联系的效果有时是负面的，天降财物有可能被看作因妖术所致，在处理上可能发生分歧，但总体来说，若平时笃行孝道，无主财物的神秘发现常被认定为因孝行感化而得来的符瑞，这是孝伦理已深入司法官心中的体现，对于人们行孝是一种鼓励。有祥瑞隐瞒不报和无祥瑞伪造奏报，也可能因而被告，如下面两道拟判：

判45　对赤乌巢门判[72]4485

乙丧亲之后，家有赤乌巢门，白兔游墓。人告不报官司。

阙名拟判：仁者曾舆，孝哉闵子，感彼天道，通乎神明。乙以颜色为难，温清是切，顾罔极而何报？当永锡以攸居，致爱敬之欢，尽哀切之性。宣父为政，足可连芳；颍叔称纯，行堪施及。志义冲洁，精诚洞昭，故得赤乌巢门，白兔游墓，霞明丹翼，赩日彩以扬光，霜映素毛，皓月华而皎质。匪徒衒美，宁用报官？人也无良，讦之非直。乙兮推孝，善则可嘉，宜表陈遗之感，用旌吴顺^[7]之行。

赤乌和白兔，属于官定祥瑞，赤乌属上瑞，白兔属中瑞。判者认为，祥瑞的出现与乙的孝行相关，告者妄告孝子隐祥瑞不报，实属不正直的告状，乙不但不应承担责任，反而应旌表善行。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获得褒奖，一些伪造祥瑞或感应的“伪孝”现象开始出现，如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有群鸟大集，被察验属实旌表门闾，后来发现是因为先前哭时撒饼于地建立的鸟类条件反射。河东孝子王遂家猫犬互乳其子，被州县上报获得旌表，原来是猫犬同时产子，主人互换其窝乳养习惯所致。这些伪作祥瑞现象载于张鷟《朝野佥载》[101]71，72，也许是有感而发，他在《龙筋凤髓判》中有如下判词：

判46　[龙筋凤髓判]伪作祥瑞判[99]67[72]774

于旦奏：孝门旧多伪作祥瑞。并请破孝门，勒从课。

张鷟判：……人伦所重，孝为百行之原。孝通厚载，则白兔呈休……于旦巡省风俗，敷畅皇猷，未闻沮劝之方，遂表浇浮之迹。旧蒙旌表，今请剔除。诈浊不逮于诈清，慕善犹愈于慕恶。岂可以已无仁，不信仁者之行仁？以已无孝，即疑孝者之非孝？蛮貊之国，尚或难容；父母之邦，如何自处？靡闲大体（礼），好讦微疵，事既不然，若为通允。

张鷟认为：孝是人伦至重，于旦负责巡省风俗、弘扬教化，没有阻恶劝善的政绩，反而捕风捉影，奏明世风浇薄，连过去旌表的孝门也要一并破除。即使祥瑞为伪造，慕善总好过慕恶，认为于旦不识大体，吹毛求疵，不应准其奏请。

可以说张鷟的意见有一定道理，旌表孝门并免其赋税本意在于劝善敦风，撤销原已认定的楷模并认其为诈伪，无疑会给百姓带来困惑，影响旌表初衷的实现；但这种“诈浊不逮于诈清，慕善犹愈于慕恶”^[8]的态度有些不问是非黑白，在各地官员一片奏报祥瑞、申请孝门以彰显善政的声音中，耿直的于旦奏请纠伪，打击借伪造祥瑞逃避税役者，撤销其孝门认定并复其税役，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尽管该判出处《龙筋凤髓判》被认为是一本官定判例集，但政府似乎并不认同张鷟的意见，《唐律疏议》有第377条：“诸诈为瑞应者，徒二年。若灾祥之类，而史官不以实对者，加二等。”将诈为瑞应定罪惩罚，自然是坚决打击的态度。

下面两道判与祥瑞归属的认定有关。孝子所在地发生祥瑞后，就祥瑞的性质通常并无争议，但就其起因或归属可能发生争议，有必要确定祥瑞的归属或成因。

判47　对芝草白兔由刺史善政判[72]4374

岳州人王怀俊，幼丧二亲，庐于墓侧，负土成坟，至孝潜通，屡呈祥瑞。其地内生芝草兼白兔，刺史元利济仁明训俗，善绩著闻。廉察使以为由刺史录奏。怀俊不伏。

高思元拟判：……怀俊幼倾怙恃，早标孝德。……既而日月有时，爰从筮宅，坟茔是讬，俄见葺庐。……故得皎皎仙兔，孕质而呈祥；蔼蔼灵芝，抽茎而表瑞。岂以刘家之堇，唯出于生前；王氏之鱼，不彰于死后？此由圣皇御宇，恩覃锡类；神灵滋液，品物昭苏。纯仁蹈于二仪，祯符效于万象。假使六条阐化，千里宣风，侔郭贺之深仁，媲刘宽之善绩^[9]。何祯祥之所及，岂征应之所臻？廉察推功，妄尘旒扆^[10]。怀俊不伏，徒劳漫讼。莫大之孝，何以自安？

王幼年丧亲，庐墓负土，当地生祥瑞芝草白兔，廉察使奏称因当地刺史善政所致，王认为是因自己孝行。判者高思元的年代难考，根据廉察使这一官职可推知是武后当政以后的判目。判词指出，王怀俊确有孝行，并无争议；但祥瑞的产生是由于皇恩浩荡，天地遍布灵气，万物得到滋养而生，若地方官统治清明有善政，无需等祥瑞、符应来临才能证明。因此对廉察使的推功和王怀俊的滥诉都加以批评，认为前者僭越了帝王的功绩，后者作为孝子也应于心不安。可见本判认为祥瑞应属国家而不归个人，反对官民为祥瑞归属问题争夺计较。

而另一道拟判，众多制判者的态度却与此相反。

判48　对坟树有甘露判

楚州申殷贤，丧亲，负土成坟。甘露降树，芝草生庐，青鸾镇集，白鹤翱翔。县令张德以为孝感，刺史欲旌表。乡人梁静告：国家祥瑞。

刘宪拟判[72]1043：……虽祯祥骤委，谅神理无欺；而谤议是兴，为乡人所恶。且求诸故事，抑有前闻。……以匹夫之感，皆为王者之瑞，则皇天所相，何彰孝德之深？梁静须正刑书，刺史不烦疑惑。

李希言拟判[72]1627：楚州……殷贤志切茹荼，诚深负土。故得灵芝……甘露……。鸣琴邑宰，先以检寻；集竹州司，欲加旌表。……瑞允彰于周德，孝因感于殷贤。梁静虽陈，还宜准此。

佚名判[72]4486：殷贤……哀哀之性，切切逾悲，孝彻幽明，祥闻动息。……县寀检巡非谬，州端勘亦不虚。……则殊贶^[11]之来，诚关于至化；而楚州申状，亦符于孝感。事缘奖劝，理合申明；眷彼门闾，固须旌表。

佚名判[72]4486：殷贤所亲云丧，罔极缠哀……所以……善应类彰，祯符洊至，所感虽因孝致，论孝亦感皇风。旌以门闾，实将无愧；告以祥瑞，良亦有疑。

案情：楚州孝子申殷贤负土葬亲，附近出现祥瑞甘露、芝草、青鸾、白鹤。县令张德认为是孝行感至，刺史欲旌表孝子。乡人梁静控告：祥瑞当属国家。

拟判者刘宪为武后时进士，李希言开元中为右金吾大将军。本案与前案案情相似，但持祥瑞属于国家观点的乡人梁静比较孤立，遭到县令、州刺史与众拟判者的一致反对，他们都认为祥瑞是因孝子葬亲哀情深切感化而来，孝子符合旌表门闾的条件，驳回梁静之诉，甚至处以反坐。理由是：祥瑞固然与国家善政和宣教（王者、周德、至化、皇风）不可分离，但若将百姓感化而来的祥瑞都称为“国家祥瑞”而不旌表个人，那么以后就无法表彰孝德，鼓励行孝（刘判）；且本案中祥瑞的产生，即使以国政为根本原因，但直接起因是殷贤的孝行（李判）；楚州上奏的孝行和随之而来的祥瑞，完全符合认定“精诚致应”的条件，旌表门闾是无疑问的（佚名判）。

由上述两案的案情相似但判决结果不同可知，司法官面对“因孝得瑞应”类的案件，很容易持不同观点，既可认可孝行导致祥瑞，这是对孝行的高度认可；也可轻易地不把祥瑞归因于孝行，这对孝子是不利的。

之所以两案都出现“祥瑞属于国家”这样的异议，是因为祥瑞本身是性质不确定的一种主观产物，只有依赖人的重视才能对司法产生实际影响。两则案件中诉讼角色——孝子、县令、刺史、廉察使、乡人、制判者——在祥瑞归属上的意见分歧，根本上还是利益的驱动造成的，孝子希望获得旌表和政策优待，地方官希望体现自己的政绩，廉察使、刺史希望监察纠举，只有乡人的状告看似损人不利己（这也是他得不到支持的原因）；制判者旨在平息案件，通过将祥瑞归于孝子或者归于国家，都能达到息讼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两案的判决结果都不利于原告，可见就祥瑞的处理问题提出异议，在司法中难以获得支持。

2．为孝违法

判49　[文明判集]行盗孝母判[100]286

奉判：秦鸾母患在床，家分无以追福。人子情重，为计无从，遂乃行盗取资，以为斋像。实为孝子，准盗法合推绳。取舍二途，若为科结？

秦鸾母患，久缠床枕。至诚惶灼，惧舍慈颜。遂乃托志二乘，希销八难；驰心四部，庶免三灾。但家道先贫，素无资产；有心不遂，追恨曾深。乃舍彼固穷，行斯滥窃，辄亏公宪，茍顺私心，取梁上之资，为膝下之福。今若偷财造佛，盗物设斋，即得着彼孝名，成斯果业，此即斋为盗本，佛是罪根。假贼成功，因赃致福。因恐人人规未来之果，家家求至孝之名。侧镜此途，深乖至理。据礼全非孝道，准法自有刑名。行盗理合计赃，定罪须知多少，既无疋数，不可悬科。更问盗赃，待至量断。

本判出自《文明判集》，体现行孝与国法的冲突。秦鸾母患病家贫，盗窃财物为母亲做斋像。判者认为：盗窃违法，若取他人钱财替母亲造佛像可成功业，那么佛就成了犯罪之根；若可以因赃得福，则人人为求果业、求至孝之名，都可乱法，这是极不合理的，于礼不合孝道，于法触犯刑律，应当计赃论盗窃罪。

下面两判都是孝子为父亲而杀牛，但判决结果相反。《唐律疏议·厩库律》第203条禁止私自杀牛：故杀官私马牛，徒一年半；赃重者计价值减少部分准盗论。杀牛重罚的原因是“牛为耕稼之本”。

判50　对父病杀牛判

壬父病，杀牛祈祷。县以行孝不之罪，州科违法。

元稹拟判[72]2937：力施南亩，屠则干刑；祭比东邻，理难逢福。冠带纵勤于侍疾，刃宁同于彼袄。壬忧或满容，杀非无故。爱人以德，未闻易箦之言^[12]；获罪于天，遂抵椎肥之禁。志虽行孝，舍则乱常，父病诚切于肺肝，私祷岂侔于茧栗。且宋人皆用，或免乘城之虞；魏郡不诛，终非弃市之律。令不惟反，政是以常^[13]，县恐漏鱼，州符佩犊^[14]。

壬杀牛为父祈祷，县因行孝不论罪，州府科其违法。壬的行为符合《唐律疏议》第203条“故杀官私马牛”罪的要件，但县衙认为壬是为行孝而杀牛，因此不应论罪。元稹对此持反对意见，其理由是：首先，按照儒家伦理，君子要“爱人以德”，成全他人合法行善，而不是违法作恶，才是真正的爱；其次，壬虽有行孝意愿，但行为违法乱常，即使父亲病重，私自祈祷也不应采用国家祭祀的规格；最后，法令既出就不应随意更改，才能有正常的统治秩序。元稹同意州判，认为县判有宽纵罪犯之嫌。

判51　对为父杀牛判[72]4511

韩孝随父行，牛惊抵人。恐损父，遂以刀杀牛。牛主论告，孝请价赔填事。

阙名拟判：……见危授命，宣尼以为美谈；临难捐躯，马迁述其遗烈。韩孝忝曰人子，先随父行。逢莹角之初惊，似冲燕垒；遇奔蹄之暂跃，若走秦郊。仓黄贻性之忧，倏忽虑庖之患。霜锋一举，若庖丁之刃游；冰锷聊挥，似宰夫之断割。原始虽称犯罪，要终未可论辜，既符名教之规，还申壮勇之节。酬价匪亏公理，与直有惬私家，庶叶平反之词，以表从轻之典。

韩孝怕惊牛伤父，刀杀牛。牛主告杀牛之罪，韩孝请求赔偿和解。拟判者认为：应当支持韩孝的请求，因为本案孝子杀牛的起因是父亲陷于危急，不杀牛就不能救父，仓促之间不得已而杀牛，杀牛虽属刑法上的犯罪行为（《唐律疏议》第203条），但因为此举深符名教，是壮士勇烈之举，因此免于对其处刑，改赔偿牛价，这对双方都是很好的解决办法，也能体现刑法的轻缓。

本案的情形类似于现代刑法中的紧急避险，其危险的紧迫性、切近性在判文中体现为极富文学性的描述“似冲燕垒”“若走秦郊”“仓黄贻性之忧，倏忽虑庖之患”。而《唐律疏议》第204条疏中明确规定，若畜产有抵咬伤人的情况，当时杀死或击伤，则不论罪，也不应当赔偿。而本判词无论是被告韩孝还是拟判人都认为应当赔偿牛价。可见当时的司法实践与《唐律疏议》并不相符，也有可能表明本拟判撰写于《唐律疏议》的律疏颁行之前，当时在紧急情况下登时杀牛仍会引来人身刑罚（减故杀伤畜产三等）和财产刑（偿其减价）。

上述两案中的行为同为杀牛，动机同为救父，但在不同拟判者的理解中，前案看似发自孝心实则陷父于不义，后案则是真挚行孝以身救父的壮勇行为，因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可见，唐人拟判中对行孝违法类案件的断案依据，既不全是法律规定，也不全是礼（孝），而是综合考虑事实情节和常理的。

判52　对背侍从征判[72]4492

王静母年八十，身充侍丁。弟顺名预军团练点从征镇。静弃母投募陷阵有功；顺恋母背征，据法应罪。县令以静阙养，以顺弃军，俱追勘当，各科其罪。静云：“情存徇国。”顺云：“意在怀亲。”既并有词，令不能断。

阙名拟判：……静母西日沉榆，气息奄奄；顺弟南风吹棘，兄弟怡怡。咸承大被之恩，并藉高堂之庆。静之充侍，须崇扇枕之方；顺乃从征，宜著横戈之绩。岂期兵交白刃，侍丁为报国之臣；馔跃赪鳞，征客作安亲之子。或移忠入孝，或徇国违家，忠孝不可俱全，家国终无暂阙。投笔以去，状既不合论辜，恋母而还，法亦无烦寘罪，铜章既难推劾，玉律须有哀矜，请俱释于九章，庶并从于三宥。

兄为侍丁但弃母从征，弟被点兵但留侍老母，县令科兄奉养有阙，科弟弃军之罪。但兄辩称为了国家，弟称不能丢下母亲，各有道理。

判者认为，忠孝难两全，兄为救国，投笔从戎；弟为怀母，从军返还。法律应哀矜人情，二人都不该论罪。

下面一则拟判则表明为父母守丧也可能违背国家镇戍义务。

判53　对紫芝白兔判[72]1168

怀州申卫士杨建德被差镇，敕到之后，母亡，遂庐墓侧哀毁，乃有紫芝生，白兔来驯。州司请加旌表，廉察以为避镇科罪。

司马锽拟判：……建德身参戎旅，名列材官……详甲乙之科，无亏典禁；推忠孝之道，何爽公私？既而匍匐坟埏，充穷陇隧，霜露之思，义贯天经；精感之微，遂彰灵应。……州司请加褒异，锡类之仪载光；使局作此科绳，昧礼之情何甚！圣朝孝理，史官自合发挥；建德至诚，门闾固宜旌表。

司马锽，中宗神龙时黄门侍郎。案中孝子庐墓而未赴镇戍，州司请求旌表杨建德庐墓感化祥瑞，但廉察使追究其逃避镇戍罪。司马锽认为，杨建德为母守丧的孝情真切，出现祥瑞，符合旌表的条件，州司的请求有利于弘扬孝理，而廉察使的定罪严重违礼。

上述两道拟判都支持违反国家义务而恪守孝道的孝子，但判目中都有实际司法者（所由、廉察使）坚持国家义务重于孝，甚至对孝子定罪科刑。可见司法实践中的官员与选官过程中的准官员，对两种价值孰轻孰重的观念常有对立。这种对立究其根源，是社会管理阶层执行政务的现实考虑，与中唐士人阶层对“礼治社会”（孝理之朝）的构建理想之间的矛盾激化造成的。由于战乱动荡时孝养不具备实施的现实条件，官员认为应当权宜行事，拟判者则引经据典，坚持孝伦理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判54　对男取江水溺死判[72]4359

顾乙从母所好，令男十五里取江水，溺死不为之服。

卢朏拟判：立身之道，忠孝为先；训俗之规，丧纪攸重。……顾乙芳摇美箭，业嗣良弓，挹至孝之清猷，得随时之大义。母之所好，志必无违，嘉旨精诚，乃臻异物。长江泛滥，取汲何功？孝情至切于求鱼，丧制奚遵于舐犊！欲遵宁戚，恐阻承颜，所以僶俛于怀，幽哀密念。忆将雏之曲，不忍听琴；对驱蚊之宵，更勤扇枕。眷彼纯至，足以扬名。逝者如斯，男何不吊？三殇之服，诚合切于哀情；五礼之文，贵取顺于颜色。既循姜诗之孝^[15]，难科汉尉之刑。

佚名拟判[72]4508：孝乃因心，礼从适变。惟彼顾乙，德合天地，甘旨必在于无违，承颜克遵于不匮^[16]。瞻言爱子，取汲长江，庶南陔之不亏，岂东流而永逝！掌玉兹碎，庭兰坐歇。顾斯惟疾之忧，恐阻长筵之乐，既不彰于枲服，诚有切于斑衣。虽失礼入刑，合寘彝典；而割情循养，庶可权宜。既竭姜诗之孝，无寘萧何之律。

佚名拟判[72]4509：顾乙行继人志，誉美天经，尝申不匮之诚，每竭服勤之养。母以不甘井汲，好味江流，爰将植杖之男，当其抱瓮之役^[17]，异曹娥之父，无复还尸；均屈原之妻，空余往恨。眄瞻前诰，既有同于姜诗；详彼旧章，亦何殊于庾季？虽云不服，欲寘何辜。

佚名拟判[72]4509：顾乙依仁植性，履孝因心，生我之义方深，倚庐之思何极。……顺慈亲之旨，忘爱子之劳。属以回浦生风，长江起浪，因兹汲引，遂见沉沦。……不服以殇，初疑越礼；苟全于孝，取叶随时。既有符于古风，恐难寘于令典。

乙因为母亲爱喝长江水，让儿子去十五里外取水，儿子溺死，乙却不为他服丧。《唐律疏议》第120条：“闻期亲尊长丧，匿不举哀者，徒一年。……卑幼，各减一等。”在唐律中子是期亲卑幼，因此匿子丧当杖一百。判者卢朏认为，乙暗藏伤痛，不为子服丧，是怕因身穿殇服引起母亲自责。殇服已与哀悼夭折之情相应，礼贵在神色让父母顺心。由于乙有姜诗之孝，不当论罪。

阙名三判也认为，乙为孝母而痛失爱子，割舍自己的情感而顺色奉养，孝行比于古贤，不为子服丧是因孝，合于古风，不当论罪。

3．其他

割肉奉亲：《新唐书·孝友传》载[64]5577，唐人陈藏器著《本草拾遗》称人肉可治羸疾，自此民间多割股肉奉父母者，如张阿九、赵言、赵正言等20人，皆得赐帛旌表、垂名国史。对这种自毁行为，韩愈首先表示反对，称这种行为伤义，否则圣贤早已践行了，若因此而死，则有毁伤绝后之罪，根本谈不上旌表。晚唐皮日休《鄙孝议》第一篇[72]3710也鲜明讨伐这种时弊，当时人们争相效仿割肉做药奉父母治病的行为。皮日休指出，孔子不以愚顺为孝，称舜为大孝，曾参为小孝，舜孝父，小杖则受大杖则避，曾参却几乎被父亲打死，若死则父亲无人奉养，何况自己身体是“父母之遗体”，这种邀赏钓誉的行为属陋俗，应予严禁。^[18]

请代父死：开元初^[19]，“青钱学士”张鷟（张文成）被御史李全交弹劾“多口语讪短时政”而赐死，后因朝臣李日知等上请称冤，及其子张不耀上《请代父死表》[72]1168为父求情，张鷟免死配流岭南。（《朝野佥载》[101]2）

顺事疯母：德宗时，洛阳孝子刘敦儒之母罹患疯病，经常无辜鞭杖毒打儿子，常致晕厥，体无完肤，刘每苏醒而起，隐瞒于人，依然顺奉母亲，十六年后被上奏，贞元十二年旌表门闾。又过十年至宪宗朝，孝养依然不改，衣食匮乏，朝不保夕。权德舆上《奏孝子刘敦儒状》[72]2199，授刘敦儒解褐京官（布衣百姓初做官），由洛阳分司给其俸禄，以敦厚时风、弘扬孝理。

有一些拟判主要考察对孝亲相关经义的理解。

判55　对九日登高坠脚判

杨甲九月九登高，坠脚致跛。乙告为不孝。科不应为。

冯敬徵拟判[72]1821：无射良秋，重阳佳节，登高有兴，坐追桓景，下堂伤足，多侔子春，虽异全归，何妨忧色。宁损为孝之道，而断不应之条。告之者未达其幽趣，科之者固知其失道。弃而不问，幸无滥焉。

冯真素拟判[72]4353：杨甲溺志妙赏，开襟季月。……下堂之惧，空负子春之怀；登阶与言，方贻妇人之笑。穷其孝道，虽则致于毁伤；校彼刑章，岂有涉于情故？乙诚妄告，甲乃无辜。辄赐片言，能符至理。

冯敬徵是开元时人，本判目可能出开元年间。甲登高摔伤了脚就被人告不孝，今天看来虽不合情理，但在礼中确有根源。《孝经》借曾子弟子乐正子春之口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父母全而生之，已当全而归之”。《吕氏春秋》载：“子春下堂而伤足，廖而数月不出，犹有忧色。”^[20]控告人乙和司法官都拘泥于礼经，乙从礼经文句推出甲不孝的结论，司法官也认为此行为不妥，纳入“不应为”罪。

但二位冯氏拟判者认为，法律上对不孝有明确的界定，杨甲之事虽从孝道上值得遗憾自责，却是一种不慎造成的事实结果，而不是故意的自伤行为，无损于孝行，从法律上缺乏认定不孝罪的要件。古人子春作为孝子的楷模，为不慎损伤自己身体而忧虑自责，这种忧虑是“孝”更高层次的理想，而非最低标准，法律不应因人不符合礼的理想标准就对人动用刑罚，否则就是滥刑。

问题是，不合礼的行为如律文无规定，是否可纳入“不应为”罪论处？《唐律疏议》律疏及答问中明确以“不应为”罪论处的有24条，大多是与律文正条的犯罪同种性质，但罪行轻于正条上的定罪标准而又有必要入罪的，才以“不应为”从重或从轻，处杖八十或笞四十。像本案这样法律全无类似规定，仅凭礼经中的否定态度即新增犯罪纳入“不应为”，在唐律中是缺乏依据的。尽管本案并非真实案件，但它揭示了法官在认定不孝时，可能会混淆礼法的界限，而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

判56　对父友操杖诸母漱裳判[72]4521

得甲造父友，操杖从之，友将为谋，已命子殴之。又乙脱犊鼻裩命诸母漱之^[21]，庶弟告违礼。

阙名拟判：凡适于尊，必闻操杖，欲敬诸母，岂可漱裳？见父之执，虽退让而明礼；逢彼之怒，遂嫌疑而未防。且挂竿之资，诚为秽服；几杖之类，克谋长者。将害已而令殴，此已负人；取诸衣而见涤，亦彰无礼。子承父命，或迫严颜；季论昆非，攸乖御侮。一未离于飞鸟，两难漏于吞鲸。

本判包含两案，其一，甲持杖随父访友，听父命而殴父友。其二，乙脱短裤让庶母洗，被庶弟告违礼。判者认为，友将害父，甲迫于父命殴之，但子承父命为不得已。子和父妾理应远避嫌疑，乙命庶母洗裤是轻亵违礼行为，但弟告兄也不合礼。《礼记·曲礼上》：“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88]1240

以上唐代孝亲判例，孝亲行为常被模式化为生前孝养，死后庐墓哀毁两方面行为，而对孔子所说的“色难”“宁戚”，似乎不甚强调，以至于被旌表者除真正的孝子之外，也有一些为图旌表免劳役，或地方官为图政绩而上报的伪孝子，违背了孝伦理的初衷。

（二）兄弟友悌

友悌是关于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友爱尊重的规范。

阳城孝友：阳城不忍与弟分别，兄弟都终生未娶，侍奉父母；有一妹寡居同住，活四十多岁，痴不能再嫁，阳城常和弟弟背着她出游；妹夫起初客死他乡，家贫不能葬，阳城兄弟往返千余里，载尸体回乡，葬于屋旁。（韩愈《顺宗实录四》[72]2511）

求代兄死：太常奉礼郎陆南金，藏匿逃亡罪臣卢崇道事发，南金将被处重刑，弟陆赵璧为兄顶罪请死，说：“母未葬，妹未嫁，兄能办之。我生无益，不如死。”办案官上请，皇帝赦宥了兄弟二人。（《折狱龟鉴补》[102]39[63]4932）

判57　[文明判集]兄富弟贫判[100]292

（本判出自《文明判集》残卷，长安县商人史婆陁富比王侯，其亲弟颉利久已别居，一贫如洗，兄不资济。邻人康莫鼻借衣服不得，告兄违背法式。）

五服既陈，用别尊卑之叙；九章攸显，爰建上下之仪。婆陁阛阓商人，旗亭贾竖，族望卑贱，门地寒微。侮慢朝章，纵斯奢僭。遂使金玉磊砢，无惭梁霍之家；绮谷缤纷，有逾田窦之室。梅梁桂栋，架迥浮空，绣桷雕楹，光霞烂目。歌姬舞女，纡罗袂以惊风；骑士游童，转金鞍而照日。公为侈丽，无惮彝章。此而不惩，法将安措。至如衣服违式，并合没官；屋宇过制，法令修改。奢〔僭〕之罪，律有明文。宜下长安，任被科决。且亲弟贫匮，特异常偷，室惟三径，家无四壁，而天伦义重，同气情深，罕为落其一毛，无肯分其半荈。眷言于此，良深喟然。颉利纵已别居，犹是婆陁血属。法虽不合征给，深可哀矜。分兄犬马之资，济弟到（倒）悬之命。人情共允，物议何伤。并下县知，任彼安恤。

判词开篇明五服九章尊卑上下之义。次极言史婆陁身为商贾，社会等级低微，却无视法度，豪奢排场胜于古之权臣，必须严惩：服饰违《式》的皆没官，屋宇过《制》的强制改建，奢僭之罪依《律》科决。其次，弟贫困非常，作为亲兄却一毛不拔，即使已分异别居，仍是血亲，按法律虽不强制给予，但按人情公议值得同情：分兄财产救弟生计，交县司执行。

以下几则拟判是关于兄弟之友悌。(www.xing528.com)

判58　对投笺获弟判

河内县荀君林乘冰省舅，冰陷而逝。兄伦求尸不获，遂作笺与河伯。经宿冰开，获君林执笺出，乡人告称妖惑。

郑子春拟判[72]1474：……精灵有作，人物代兴。相彼君林，实为茂族，感如存之念，恭自出之心。凭河履冰，自贻陷溺，终坠而死，当奈若何？……况鸰原称咏，本在急难，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嫂溺礼通于援手，季殁义切于投笺。……孝弟之心，聪明正直……告以为妖，未符通识，诬人之罪，法有恒规。请据愆尢，以定刑典。

阙名拟判[72]4485：……君林行著循良，道存甥舅……故使薄冰必履，微躯不吝，乘游水而长往，咏龙君而久辞。兄伦志切鸰原，情敦雁序。……惟德降美，至诚感神，芳声列于缃帙，雅誉标于今古。执笺而出，自可矜于至仁；乡人告妖，恐或紊于常典。

弟荀君林过冰河时陷冰而死，兄给河伯写信寻弟，次日冰开，并持信而出被乡人告妖惑。两判都认为兄弟情深，投笺因孝悌，无罪。告者诬告，当严惩。

判59　对嫂疾得药判[72]4486

颜甲养寡嫂疾，求药无出。有童子授之，化鸟而去。邻告妖异，甲不伏。

阙名拟判：……颜甲族承先哲，行不违仁，宁见倨于下机，每防嫌于通问。荣摧棣萼，痛违爱于仁兄；讽起伯梁，遂虔心于寡嫂。……四时有厉，始见攻里；五药无资，爰将瞑眩。至诚攸感，异兆旋臻，岂童子之何知，有神人之叶契。……坱圠元功，即降痊疴之庆。勿药有喜，道则虽殊，无言不雠，义终可尚。乡党称孝，固足当仁；邻伍生诬，何诚蔽善？

弟痛兄早亡，虔心奉养寡嫂，嫂疾无药，有童子送药。判者认为：颜甲防避叔嫂不通问的嫌疑，虔心侍奉寡嫂，仁孝闻于乡党，感化神人送药，邻人状告妖异属于诬告，不应支持；颜甲无罪。

上述孝悌相关拟判的共同特征，是引《礼记》《春秋》《论语》等经义，以推导出判决结论。孝伦理对判决者态度往往有决定性影响，除个别案外，国法在其中仅起微弱作用。

（三）妇女节烈

节烈是针对女性的道德期许，体现为女性的贞节、刚烈、孝义等方面。唐代官府通常褒奖赏赐节妇烈女，以宣扬纲常礼法。在伦理的宣教下，涌现了大量为夫守节、为父母服丧义无反顾、终身践行以至自毁自残甚至自杀的烈女。

烈女故事，记载妇女节烈有德行者，主要包括对父母孝和对夫贞节两方面。《新唐书·艺文志》[63]1486载女训17家24部，最早最著名的如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唐代列女收录于《旧唐书·列女传》《新唐书·列女传》，以及《南部新书》等唐代史料笔记中。

葬父庐墓[63]5144：华阴人王氏（杨绍宗妻）15岁时，父征辽死，继母随后死，王氏收父及继母尸柩，为父招魂迁葬，负土堆坟，并庐于祖父母、父母墓侧陪坟，从隋朝直至永徽，高年力衰依然“亲加版筑，痛结晨昏”。高宗亲下《旌表杨绍宗妻王氏诏》旌表赐物[72]57。

护柩求袝[63]5151：太宗第八子越王李贞死于反对武则天的兵变，被削宗籍，世代流放岭南。中宗复位时平反、复籍，玄宗时改葬。文宗开成年间，玄孙女女道士李玄真^[22]，63岁护四世灵柩万里北还，进状请求祔越王的坟墓。唐文宗下《许越王贞玄孙女元真请祔葬临淮公珍以下四丧于旧茔诏》[72]335，敕宗正寺、京兆府访墓奏报，如不是陪陵者，听其祔墓卜葬。

毁容葬亲[63]5152：大中年间，兖州人郑神佐为戍庆州押官，其女曾许嫁官健李玄庆，父阵亡后，郑女休亲，剪发毁容，前往庆州收父遗骸回兖州，与亡母合葬，并在父母茔内庐墓，手植松柏，誓不嫁人。宣宗大中五年，萧俶上《请旌表郑神佐室女奏》[72]3411请求旌表免税，诏依，事另见《孝女收父遗骸奏》[69]287。毁容守节的还有《太平广记》中记载的邓廉之寡妻李氏[77]2129，毁容的原因只是不想再梦见求婚男子。

自残庐墓[103]167：博野李氏，幼年在安史之乱中被虏劫他乡，生有一子，闻父死割一乳留别孩子而奔丧，到后顿足恸哭，焚烧一指以告先灵。兄弟不许庐墓，她自刺明志，墓道自开，舔净棺上尘土，庐墓三十七年，附近常有异鸟翔集。李氏侍奉病母，亲尝其涎，母亡，李氏刺血涂于母臂上作为标记。事另见《女子李妙法庐墓奏》[69]269。

截耳救父[64]5831：山阳赵姓盐商私贸盐逃税（一作盗盐），被捕即将执行死刑，其女求见盐铁官哭诉：我七岁亡母，靠父亲私盗官利才得衣食谋生，如今父罪败露，我当从坐，如不许可就请原宥父亲死罪，否则我请求从坐同死。法官崔璩感动于其义，欲论减死。赵氏大哭道：我的命是官所赐，愿剃发学佛以报官德。并拔刀割耳为誓，其父终免死。赵氏待父，终身未嫁。事另见皮日休《赵女传》[72]3719。

为夫伸冤[64]5150：邕州卫方厚妻程氏被董昌龄诬陷冤杀，程氏力不能救，于是假装无冤屈，瞒过董任其归葬；程氏借机徒步行走万里，前往朝廷，截耳于右银台门，状告夫被杀之冤。御史台鞫查得实，文宗下《封卫方厚妻程氏武昌县君诏》昭雪其夫并封程氏为县君，赐一子九品正员官，董昌龄被遣逐[72]332。

义不受辱[63]5148：代宗时，薄自牧之女嫁江阴尉邹待徵为妻，江左之乱中，待徵解官印逃跑，薄氏则被海贼抓去，将受羞辱，薄氏将夫之官告（委任状）偷偷交给村妇，托她交给丈夫并传话“义不受辱”，随后投江自尽。江左文人纷纷为她作纪念文章，如李华《哀节妇赋》[72]1409。

《全唐文》所收相关有关妇女节烈的拟判三则：

判60　对孝女抱父尸出判[72]1805

钱塘人孙戬少以迎涛为事，因八月迎涛（一作潮），乘船冲涛，船覆至死。戬女媚容巡江哭，以瓜设祭，而因自投江水，抱父尸出。县司以为纯孝，欲立碑，州司不许，乃禁媚容数日（一作月）。

康子季判：……媚容悲缠枕草，志切投笺，忽以祠瓜，何殊荐芰？衔心似石，宁怕海童？泣泪如珠，即追泉客。初均洛媛，持弱态以凌波；竟学曹娥，抱沈骸而出浪。论情足为纯孝，抚事不愧褒扬，未题黄绢之词，先置元缧之罪。州司治狱，法恐不然；县请立碑，理应为当。

弄潮儿孙戬迎涛而死，其女巡江设祭投江，抱父尸出。判词讲孙氏女纯孝哀痛之情，因此州司不褒反囚处理不当，县司申请立碑应予支持。

判61　对袭封录兄女代父刑判[72]1838

……又乙坐法，女请代，未龀，官勒从奴。

高璠判：……乙则戒慎不足，人自速辜。……既生女子，济缓急其及嗣。……慕缇萦之淳志，期无凿颡。有司务随时之才，徒高守法；当官藉通变之识，未宜胶柱。昔……汉除五刑，班史垂则。……相彼一时之义，今为千载之名，岂可使……龆龀服刑而代罪。……女既年弱，奴何足任？……淳于获宥，乙女亦可恤刑。景之前闻，庶无凝滞。

这类判词的特点是，对情节不相关的两案采用骈仗形式掺杂讨论。下半阙女代父刑案显然脱胎于汉文帝时缇萦救父案，但结果不同，缇萦上书获文帝哀悯而废肉刑，乙女未满七岁请代父刑却被官允许没为奴婢。高璠认为此判决不妥，身为法官应懂得变通，不应一味固守常规；且汉文恤刑而名垂史册，幼女为奴不堪任使，认为应当恤刑，赦宥乙女父女。

判62　[甲乙判]求杀仇人者为之妻判[72]3038

得辛氏夫遇盗而死，遂求杀盗者而为之妻。或责其失贞行之节，不伏。

白居易判：亲以恩成，有雠宁拾，嫁则义绝，虽报奚为。辛氏姑务雪冤，靡思违礼，励释憾之志，将殄萑蒲，畜许嫁之心，则乖松竹。况居丧未卒，改适无文，苟失节于未亡，虽复仇而何有。夫仇不报，未足为非，妇道有亏，诚宜自耻。《诗》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礼》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无效尤于邾妇，庶继美于恭姜。

辛氏为替夫复仇，寻找能杀仇人者而嫁其为妻，被人责失节。白居易认为，夫妻之亲因恩而成，再嫁则义绝，复仇也无意义了。辛氏只图雪冤，不考虑违礼，且夫丧未满不应改嫁，不报夫仇不算罪过，有亏妇道则应羞耻。

本案主人公为夫复仇的初衷是好的，但因触及了对女性来说最重要的贞节规范，夫死再嫁，因而不被认可。可见改嫁不是士大夫所提倡的复仇手段。至于改嫁意在复仇杀人这一动机的违法犯罪性质，则完全不是白居易考虑和论述的争点。从此案可看出判者的心中价值位次：妇女的贞节和妇道，重于复仇，重于国法。

尽管唐代节妇烈女的记载很多，但其中受礼教束缚至深者毕竟是少数。相比后世，唐代贞节观念上有其开放的一面，从皇室到民间，尤其是唐前期，离婚再嫁者众，史料和文学作品中私通和“自荐枕席”的女子也不在少数；且唐代多有妒妇和丈夫惧内的记载[41]95。但到唐后期，随着儒家观念的浸润、无视礼法的佛教受到打压、山东旧士族在政治上的复苏，妇女的贞节和女德被重新强调。详见第二章关于婚姻秩序的介绍。

（四）同族义居

两《唐书·孝友列传》载，瀛洲刘君良累代同居，兄弟虽至四从皆如亲兄弟，没有一尺布、一斗粟据为私有，六院唯有一饲，被妻劝分家，刘君良怒而弃妻，贞观六年诏旌表。[63]4919北海吕元简四代同居，连家中蓄养的牛马羊狗都异母共乳，下制旌表。[63]4934张公艺九世同居，为当时义门之最，北齐、隋、贞观、麟德四次被旌表。[63]4920《册府元龟》载李钰《徐行周五代同居奏》[69]140，庐州百姓徐行周五代同居，免其同籍课税。

官员多为世家大族，著名的如唐中兴重臣郭子仪，宅第占亲仁里的四分之一，家人有三千（裴垍《郭子仪传论》[72]2757）。别居异财对官员来说也是不名誉的，甚至影响死后定谥。如德宗时因父勋而得爵位的工部尚书马畅，父死后与孤侄寡嫂分居争财，在当时已有丑名，死后被韦奕议，不应当谥为“敬”（韦奕《驳太常拟赠工部尚书马畅谥议》[72]3264）。

判63　对同爨不缌义居芝草判[72]1475

得王甲与从母夫赵乙同爨，乙有罪物故，甲不为三月服丧，从母诉甲无义，县令王庚笞甲四十死，州断庚加役流，庚不服。又虞乙家五从义居，园中禾生两穗，庭中产芝草，盖形紫色，邻人告隐瑞，州不断罪，亦不上闻。

李龟年判：……同爨则缌，已发檀弓之问，义居成瑞，雅均唐叔之谣。王甲冥豫在躬，物故无服；虞乙至诚必察，感而遂通。从母薄言，因遘悯而兴谤；邻人所告，何至攻乎异端？……县令能业其官，惩忿窒欲；州司以明庶政，敢复未闻？罚既甚于蹊田，瑞颇陈于州里，欲拘司败，法也何逃？或礼出异文，缘情僶俛，瑞符等级，易有随时。未寻物故之由，难语不应之坐，贮详灵草之异，方书掩瑞之愆。

虞乙家义居，庭园中出现两穗禾、芝草，邻人告隐瞒祥瑞，州府不断罪也不上报，李龟年认为邻人所告不当，州府当详查灵草之事实根由，再做处理。

敦煌《文明判集》残卷收申请义门判词一篇。

判64　[文明判集]申请义门判[100]293

奉判：赵州人赵寿，兄弟五十余人，同居已经三纪。上下和睦，名著乡闾。虽恭顺有闻，更无瑞膺。申请义门，未知合不？

赵寿早遇昌辰，幸霑唐化，遂能怀恭履信，砥义栖仁，穆被家风，光斯里闬。故以天偷义重，嗟断臂而增怀；同气情深，叹唇亡而轸虑。遂乃一门之内，五十余人，人耻薛苞之异居，慕姜肱之共被。一荣花萼，三纪于兹。亲亲之义既隆，怡怡之颜斯在。虽尺布斗粟，俱怀饮啄之欢；弟瘦兄肥，无惮干戈之险。逐使桓山四鸟，长销离别之声；田氏三荆，永茂连枝之影。宜可嘉其节义，旌以门闾，庶使无赖之人，挹清风而知耻；有志之士，仰高躅而思齐。宜即下州，允其所请。

判者认为，赵寿兄弟三纪同居，虽无瑞应，但其一门亲睦友爱，若嘉其节义，旌表门闾，必能澄清世风，使恶者知耻、善者思齐。判允其申请。

上述拟判表明了文人士大夫对义居的积极肯定态度，表明同族义居既是唐代法律的要求，也是士大夫的伦理期待。

与此相反，在实践中，同居三十余年不分异的家族毕竟是少数，同财共居的大家族，更多是一种伦理上的理想，未能代表整个社会的家族形态。下列材料可加以佐证：

（1）敦煌出土文书有大量分家书仪，如下面一则书仪[100]1056。

兄某告弟甲，〔累叶〕忠孝，千代同居。今时浅狭，难立始终，〔恐后〕子孙乖角，不守父条。或有兄弟参商，不〔识〕大体。既欲分荆截树，难制颓波，鹫领分原，任从来意。家资产业，对面分张。地舍园林，人收半分。分枝各别，具执文凭，不许他年更相斗讼。乡原体例，今亦同尘；反目憎嫌，仍须禁制；骨肉情分，汝勿违之；兄友弟恭，尤须转厚。今对六亲商量底定，始立分书，既无偏坡，将为后验。人各一本，不许重论。……右件家产业并以平量，更无偏党丝发差殊。如立分书之后，再有喧悖，请科重罪，各自入官，虚者伏法。

书仪的内容可包括①对共居不分家的歌颂；②分家背景：如浅狭难立；③分家的原则：平均分配或分为某份，禁止事后相讼、反目，骨肉情分不变；④分家程序：对六亲或村邻商量，立分书，人各一本；⑤分家具体内容（引文略）；⑥违约处理办法：科重罪、各自入官、伏法，或罚没财产。

分书往往包含义居不分家的说教内容，但终究还是解决分家问题，如《叔侄分书》一篇[100]1041：

……人之情义，山岳为期。兄弟之恩，劫石不替。况二人等，忝为叔侄，智意一般；箱柜无私，蓄积不异。结义之有（友），尚好让金之心。骨肉之厚，不可有分飞之愿。叔唱侄和，万事周圆。妯娌谦恭，长守尊卑之礼。城隍叹念，每传孔怀之能。邻里每嗟，庭荆有重滋之瑞。已经三代，不乏儒风。

有的分家析产契约还规定很重的违约惩罚，以誓绝不反悔。如《年代不详（840）僧张月光、日兴兄弟分书》[100]1016“文历已讫，如有违者，一则犯其重罪，入狱无有出期。二乃于官受鞭一千。若是师兄违逆，世世堕于六趣。恐后无凭，故立斯验，仰兄弟姻亲邻人为作证明。”又如《天复九年（909）董加盈兄弟三人分家契》[100]1020：“如若无大没小，决杖十五下，罚黄金壹两，充官入用，便要后检（验）。”

这些敦煌出土文献可信度高，民间分家契约的普遍存在与政府政绩招牌式的“义门”旌表相比，能更为真实地折射唐代社会生活样态。

（2）唐律只处罚父母在时兄弟别籍异财，父母死后不问，可见分家析产从制度上也是被允许的。

（3）根据《旧唐书·地理志》整理唐代天宝年间全国各郡户口数据，可知（表格见附录四）：唐代天宝年间，各郡每户平均口数最少为江油郡（今四川），每户1.41口；最多为饶阳郡（今河北），每户18.4口；全国平均每户为5.72口。全国324郡数据完整的292郡中，平均每户低于2口的有7郡（江油郡、维川郡、巴川郡、晋康郡、涂州、益昌郡、象山郡），每户2～3口有18郡，每户3～4口有42郡，每户4～5口有61郡，每户5～6口有118郡，每户6～7口有51郡，每户7～8口有17郡，每户平均8口以上的郡只有8郡（北平郡、上郡、吴郡、高平郡、师州、晋昌郡、静戎郡、饶阳郡^[23]）[104]。尽管这些数据和平均值并不能代表唐代各郡家庭的普遍状况，也很难折射出少数大家族的辐射力量对社会风俗的巨大影响和改变，更不能反映中唐战乱动荡的社会环境对于家庭结构的巨大冲击，但这些数据毕竟从一个断面揭示了唐代的一般家族规模。在不限制生育、一对夫妻不止一个子女的唐代，每户人口数平均仅4至6口，可见唐代民间家族形态仍以“父母—子女”型的中小家庭为主，大家族并非当时主要的家族形态。

（五）家族伦理之间及家族伦理与其他伦理的冲突

唐末，伍子胥庙毁，欲重修，乡人认为他鞭君尸为不忠，但复父仇为孝，修与不修，事关旌劝忠孝，太守难以抉择。李善夷认为：武员并非不忠君，楚平王并非其君，天子周景王才能称君，楚王只能称为“子”，子胥不欺天、复父仇，忠孝两全，应当修庙祭祀（李善夷《重修伍员庙》[72]3876）。

这则事例揭示了伦理冲突问题。家族伦理可能与国家政治和是非观念发生激烈冲突。按徐道邻的分析[5]40，“国之本在家”的家族主义，并非以“家”为出发点，而是以“国”为价值目的，以家为手段；家族伦理也不妨碍是非观念，事父母“几谏”，必也劳而无怨，舜不为瞽叟而罢皋陶，且对穷凶极恶者“大义灭亲”亦为春秋所命。但徐道邻的解释并未解决伦理冲突问题，仍只能在二者间做出取舍，司法官面对具体案件，必须择一而从，不能放弃裁判。

在唐代拟判中，这类案例很多，包括不同家族伦理之间的冲突，以及家族伦理与其他规范之间的冲突。拟判作者在两难中的选择，表明各种伦理规范在其心中的价值顺位。

判65　对归胙判

甲监享，以胙归父馂而祭^[24]。

甲监管庙享，将祭肉送给父亲吃，父吃剩下拿去祭祀（问本案如何处理）。本判判目来自《礼记·曲礼》：“馂余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88]1243本案体现祭礼与孝情的冲突，但更多是祭祀技术层面的问题（程序问题）。本条判答《全唐文》所收多达八则，判词涉及经义古典较多，态度晦涩难辨，观点不一。在此列举判词并试述于下。

晁良贞拟判[72]1267：精意以享，敬于展牲，率礼莫违，洽乎归胙。甲以肤敏，典司蒸禴，分以贵骨，爰封介葛之牺；奉乎高堂，用入老莱之膳。恩必逮下，子道或霑其食余；祭示有先，神理讵歆其馂末？既比庆封之祀，难许叔氏之礼^[25]。

袁晖拟判[72]1351：……甲忝居官序，式陪精意，悦分胙以言旋，鄙过屠而自足。瞻白华之养^[26]，孝则尽诚；昧非肉之言，理难逃责。远俦知礼，虽恶于邹人；近取恤刑，宜宽于汉典。

韦述拟判[72]1355：……甲位列周行，职惟神监，举信从政，须慎威仪。……虽必尝君赐，颇取则于前规；而不舍馂余，诚有违于昔典。非复必斋之慎，审乖如在之仪^[27]，何慢神之致尤，惟失礼而斯取。

员俶拟判[72]1572：……甲以棘匕方载，式预监牲，茅缩^[28]以陈，遂闻归胙。馂食烟达，应非尊者之余；胙致日严，自入先生之馔^[29]。用此而祭，颇乖经礼之仪；未及于刑，须黜平典之议。

毋煚拟判[72]1677：……惟甲趋名，奠奉烝羞。与于蜡宾，非喟然之有叹；侍于邦祭，闻立者之无跛。……致胙以归，奉其亲乎则可；既余为馂，因设祭而何乖！永言礼经，瞻彼祀典，匪伊天降，宁惟地出？有误于事，贻谤何逭。

牛上士拟判[72]1798：……甲既策名朝列，监享严禋。刚鬣柔毛^[30]，不作庖人之馔；白茅醴酒，遽闻归胙之荣。食美思亲，无乖孝养；馂余有祭，暂越礼经。柴也之愚，虽闻小过；参也之鲁，何妨大伦？以礼许人，则吾岂敢？弃瑕录用，将子有闻，论情虽欲薄言，与进未宜深责。

单有邻拟判[72]1801：甲幸彼曲成，官同直指，不被泽宫之诫，与监清庙之仪。……方致美于吉蠲，即同班于福肉，荣仍在已，禄逮其亲。……用广中厨，因兹外胙。为子之道，始则著于先尝；食父之余，终必归于致祭。且圣人之礼，祭示有先，夫妇各差，父子异数。尽于是矣，何所疑焉？

郑齐望拟判[72]1814：……甲言参大享，监彼有司，献灌无亏，福祐攸洽。贵骨以颁于高品，贱体仍霑于庶僚。他日鲤趋，且闻归胙^[31]；今朝神惠，更用祭先。锡类之美则多^[32]，黩礼之嫌宜避。

晁良贞（景云二年进士）认为：礼有先后，恩施于下，子或许可食父母之余餐，神怎能歆享残羹？甲违礼。袁晖（开元中左补阙）认为：甲利用祭官之便行孝，难脱罪责，虽不知礼，但从恤刑角度应从宽处理。韦述（玄宗时进士）认为：虽必尝君赐确有先例，但食余不弃而祭违背古典，食前必祭、祭神如在，甲为慢神失礼。员俶（开元时人）认为：甲用父食之余祭祀违背经仪，但本为行孝，虽违礼仪但不当入刑。毋煚（开元时奉召与马怀素等校正秘籍）认为：国祭庄严。祭祀后再回家给父亲吃是可以的，吃剩了祭祀就很乖谬。甲误事，难逃罪责。牛上士（开元时人）认为：祭牲不作一般食物，致胙归食是一种荣耀。食美食思父母合乎孝养，但食余致祭不合礼经。愚鲁小过，不妨大伦，甲行为于情虽不妥，但不宜过多责罚。单有邻（开元时擢书判拔萃科）认为：甲监庙归胙，荣耀归于己，禄利归于双亲，父饮食，为子有先尝、后食余之道，但《礼记》明确规定祭食有先后，并无疑义。郑齐望（开元时擢书判拔萃科）认为：祭祀之牲，骨烧供奉神，肉给官民食，礼有归胙，神享用祭品有先祭后食之序。甲孝行虽美，但有渎礼之嫌。

白居易判词中有几则处理不同家族伦理间的冲突问题。

判66　[甲乙判]子荫赎继母罪判[72]3038

得甲去妻，后妻犯罪，请用子荫赎罪，甲怒不许。

白居易判：二姓好合，义有时绝；三年生育，恩不可遗。凤虽阻于和鸣，乌岂忘于反哺？旋观怨偶，遽胆铟刑。王吉去妻，断弦未续，孔氏出母，疏网将加，诚鞠育之可思，何患难之不救？况不安尔室，尽孝犹慰母心，薄送我畿，赎罪宁辞子荫？纵下山之有怒，曷陟屺之无情？……难抑其辞，请敦不匮。

本案涉及继母之罪与子荫父权的冲突。白居易认为，夫妻之义可绝，父母之恩不可断，甲可怒不允赎，但甲之子应尽孝子之道，以荫赎继母罪。

判67　[甲乙判]独子请不从政判[72]3040

得甲年七十余，有一子，子请不从政。所由云：“人户减耗，徭役繁多，不可执礼而废事。”

白居易判：役且有辞，信非懋力，老而不养，岂谓爱亲，恋若阻于循陔，怨必兴于陟岵。顾惟甲子，及此丁年。户减事繁，政宜勤于昼夜，家贫亲老，养难阙于晨昏。在子道而可矜，虽王徭之宜免，事闻诸《礼》，情见乎辞。天子敦风，犹劝养其三老，庶人从政，亦何假于一夫。况当孝理之朝，难抑亲人之请。所由之执，愚谓不然。

本案涉及国家义务与孝礼的冲突。从政，在此指服官役，甲的独子请求不服官役而留侍老父，“所由”——征发徭役的有关部门——认为：由于户减事繁，不能再执着于礼而危害国家徭役。依他们之见，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下，礼应让位于国政。但白居易提出反对：首先，作为独子，孝亲有其值得同情的紧迫性，于情于礼，恪守孝道重于国家的徭役义务；其次，养老是天子劝民敦风应有之义，而甲之子并非服官役的唯一人选；最后，唐朝奉行孝治，不宜拒绝孝亲的请求。

判68　[甲乙判]母妇朝参位次判[72]3042

得丁母、乙妻俱为命妇，每朝参，丁母云：“母尊妇卑，请在妇上。”乙妻云：“夫官高，不合在下。”未知孰是？

白居易判：肃恭成德，卑则敬尊，著定辨仪，贱无加贵。眷彼母妻之品，视其夫子之官，敬将展于君前，礼且殊于门内。闺阃垂训，长幼虽合有伦，朝廷正名，等列岂宜无别？妇道虽云守顺，国章未可易班。母则失言，妻唯得礼。且子兮位下，高欲宗予，而夫也官崇，如何卑我？请依序守，无使名愆。

本案涉及家族位次和官阶位次的冲突。白居易认为，尊卑贵贱有序，国家已经正名，为妇姑二人定了等次，朝参作为国事，需按班次进行，不能仅因亲属伦理改易。姑言失当，妇论合理。

判69　[甲乙判]妻饷馈父出妻判[72]3043

得乙在田，妻饷不至，路逢父告饥，以饷馈之，乙怒，遂出妻，妻不伏。

白居易判：象彼坤仪，妻惟守顺，根乎天性，父则本恩，馔宜进于先生，膳可辍于田畯。夫也望深馌彼，方期相敬如宾，父兮念切枵然，旋闻受哺于子，义虽乖于齐体，孝则见于因心。盍嘉陟岵之仁，翻肆送畿之怒。孰亲是念，难忘父一之言，不爽可征，无效士二其行。犬马犹能有养，尔岂无闻，凤凰欲阻于飞，吾将不取。

本案涉及子与父、顺夫与孝父的冲突。妻子在田中遇到饥饿的父亲，就把本打算送给丈夫的饭给父亲吃，丈夫因此打算休妻。白居易认为，妻顺夫源于天性，孝父则由于恩深，父母殷切希望反哺，有酒食理当奉父母用，乙不应休妻。

判70　[甲乙判]不用父言殉葬判[72]3047

得甲将死，命其子以嬖妾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违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于恶。”

白居易判：观行慰心^[33]，则禀父命，辨惑执礼，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没齿归乱^[34]。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爱妾为殉，死而有害于人。违则弃言，顺为陷恶。三年之道，虽奉先而无改，一言以失，虽致亲于不义。诚宜嫁是，岂可顺非？况孝在慎终，有同魏颗理命^[35]，事殊改正，未伤庄子难能^[36]。宜忘在耳之言，庶见因心之孝。

本案涉及父命与人命的冲突：父命子在自己死后杀宠妾陪葬，子违父命让妾出嫁。白居易认为，这个父亲生前立身不正、不戒于色，死后命子为恶、继续害人。这样的父命，违背就是不用父言，顺从就是陷父于不义，即使父死后应三年不改父之道，但也不能顺从错误的遗命。子嫁妾是正确的。

判71　对爱子为贼所执判[72]4491

乙有爱子，为贼所执。因以登楼就乙求货，既不许而促兵进讨。所由攻之，并子亦死。御史劾弃子啬财，不可为训。不伏。

阙名拟判：君惠于臣，父爱其子，盖禀天性，……乙以忝列荩臣，合输贞节。言念幼子，痛自阙于防闲；钦奉大邦，惧乃挠于法制。若执人以求货，皆罄室以全生。则因循而来，虏掠何算。欲求苟免之道，恐贻嫁祸之愆，所以促兵，冀其尽敌，虽丧克家之子，终成辅国之臣。大义灭亲，且类桥元之操；深仁济物，奚取卜商之慈。劾以啬财，将何沮劝？

本案涉及亲情与“义”的冲突。乙的爱子陷于贼手，贼想以子换财，乙不准，出兵攻打，儿子也死了。御史弹劾乙吝惜财物抛弃儿子。乙不服。判者认为，爱子是人之天性，若贼皆捉人求货，家家罄尽家财而保命，则虏掠将无尽头。一家之子虽丧而国家得到保卫，劾如此大义大仁之人为吝惜财物，还如何惩恶扬善，乙无罪。

下面一道判出自《文明判集》。

判72　[文明判集]兄弟侍母判[100]295

奉判：宋里仁兄弟三人，随日乱离，各在一所。里仁贯属甘州，弟为贯属鄂县，美弟处智贯属幽州，母姜元贯扬州不改。今三处兄弟，并是边贯，三人俱悉入军。母又老疾不堪运致，申省户部听裁。……

昔隋季道销，皇纲弛紊，……兆庶将落叶而同飘，簪裾共断蓬而俱逝。但宋仁昆季，属此凋残，因而播迁，东西异壤。遂使兄居张掖，弟住蓟门；子滞西州，母留南楚。俱霑边贯，并入军团。各限宪章，无由觐谒。……惸惸老母，绝彼璠玙。悠悠弟兄，阻斯姜被。慈颜致参商之隔，同气为胡越之分。抚事论情，实抽肝赡。方今文明御历，遐尔乂安；书轨大同，华戎混一。……至若名沾军贯，不许迁移，法意本欲防奸，非为绝其孝道。即知母年八十，子被配流，掾法犹许养亲，亲殁方至配所。此则意存孝养，具显条章。举重明轻，昭然可悉。且律通异义，义有多途。不可执军贯之偏文，乖养亲之正理。今若移三州之兄弟，就一郡之慈亲，庶子有负米之心，母息倚闾之望。无亏户口，不损王徭。上下获安，公私允惬。移子从母，理在无疑。……

本案涉及侍亲与军法的冲突。宋氏兄弟三人逢隋末乱，远离江南的老母，贯属三处边防从军，母亲老病不堪旅途，三兄弟又由于法令限制无法返乡奉母，出现了现实的侍亲困境。判者认为：这种安排有违母子之道、兄弟之情，法律意在防奸，而非断绝孝道，且法有犯流罪留侍养亲的规定，举重明轻可知，犯罪尚且可为侍丁，何况军职；军籍不得迁移的“偏文”的效力低于养亲的“正理”，因此应判兄弟三人都移贯于老母所在地。朱海认为，这一判决故意做出违背“宪章”的处理，使姜氏享受了三个侍丁的待遇，是由于领会“正理”，即法律精神[105]。实际上，判词已对三兄弟俱移的原因交代清楚，即“同气为胡越之分”，兄弟母子分属四处，触动的不仅是孝伦理，也有悌伦理，也包括兄弟共居的义伦理，因此使其归乡共处，才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重家轻国的安排，只有在边乱大体平定的年代（“文明御历、遐尔乂安”）才能实现“无亏户口，不损王徭”，可见制判时四海几乎平定无战事，刘俊文考该判写于睿宗初登位（御历）的文明年间并因此命名该判集为《文明判集》，从文明年间边事平定来看虽有一定道理，但从三兄弟的年龄来看，从公元618以前的隋末已分贯，至公元684年（文明年间）兄弟已逾八十而老母仍在，可能性极小，因此该判年代更有可能为贞观永徽年间^[37]。

上述孝悌贞义的家族伦理，尽管是普适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规范，但主要是统治者对民众的价值要求。通过确保民众孝亲顺上，来培养他们顺从忍耐以忠君；通过确保兄弟友悌，营造类似兄弟关系的和谐熟人（朋友）关系，以减少争执，稳定社会；通过确保女子贞顺慕义，以崇尚阴柔坚贞的气节；通过确保家族和睦共居，来从社会最小单位上实现更多人的和睦。实现这些要求将使民众更便于管理，有利于维护统治。而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这些“孝悌贞义”的要求，实际上是符合内心的情感诉求的——对亲人的“爱”——没有这种发自民众内心的呼唤，统治者推行孝悌贞义就不可能成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类政策能够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违背这些政策的个别人，不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同时也面临大众舆论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