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即以仇人加于己方的伤害复加于仇人。复仇是文化不开时人民的自助（杨鸿烈），是古代的一种常见社会习俗（周天游），是人的生物本能（朱苏力），或是社会属性（苗鸣宇），尤其发生于公权力不能惩治凶手、平息愤恨之时[97]18。
礼经关于血亲复仇的经典表述是：“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礼记·曲礼上》[88]1250）可见复仇不仅为礼所支持，更是礼的直接要求。
然而复仇杀人会威胁到社会公共秩序，其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更为统治者所惧怕，因此尽管原始的法律即是一种同态复仇的状态，国家仍逐渐形成了对复仇的矛盾态度，既同情勇于复仇者并赞其为义士，又不得不以法律对其进行打击控制，以免威胁到统治，即瞿同祖所说“生杀予夺之权被国家收回”[23]70，以杀人偿命来限制或禁止复仇；或者采用移乡避仇的办法来加大复仇难度；另一种最严酷的表现方式是亲属缘坐，以尽杀其族的方式从根本上预防复仇。正是在第一种意义上，美国社会法学派代表人物庞德认为终止“血亲复仇”是法律的起源。
出于同样的考虑，礼经也对复仇做出一定限制。如《公羊传·定公四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意味着只要父亲理应受诛，就禁止复仇；“复雠不除害”，即复仇仅针对仇人本身，不能为了替自己除害而杀仇人之子；《周礼·秋官司寇》“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表明礼的态度并非一味回护报仇者，而是自行规定一定的备报程序，以期履行该程序后豁免罪刑；《礼记·檀弓上第三》对兄弟之仇“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表明复兄弟仇让位于公务履行。(www.xing528.com)
礼经规定复仇以来，春秋战国是有大规模仇杀和刺客游侠存在的自由复仇时代；两汉因孝义而复仇受到国家的支持，大量复仇事例传世，统治者对此莫衷一是；魏晋南北朝私人复仇被淹没于战乱年代而不引人注目，统治者已认识到复仇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逐渐在法律中设有不得私人复仇的规定，但对复仇自首请罪者多加赦免[97]14。
到唐代，国家对复仇引起的刑事案件，从法律制度上加以否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依然持矛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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