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亲属相容隐，白居易《甲乙判》有拟判一道：
判15 [甲乙判]父告子行盗判[72]3046
得甲告其子行盗，或诮其父子不相为隐，甲云：“大义灭亲。”
白居易判：法许原情[5]，慈通隐恶，俾恩流于下，亦直在其中。甲忝齿人伦，忍伤天性，义方失教，曾莫愧于父顽[6]，攘窃成奸，尚不为其子隐，道既亏于庭训，礼遂阙于家肥[7]。且情比乐羊，可谓不慈伤教；况罪非石厚[8]，徒云大义灭亲。是不及情，所宜致诮。
白居易认为，论法允许原情定罪，论礼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子盗，父不以自己不通德义失于教训为愧，反而告发儿子，可谓“不慈”；何况子罪不算大，此时说大义灭亲，太不近情理，理应被人责难。可见白居易是“父为子隐”和父子不相告的忠实拥护者。
关于兄弟相讼，白居易《甲乙判》有拟判一道。
判16 [甲乙判]昆弟相讼判[72]3039
得丁为郡守，行县见昆弟相讼者，乃闭阁思过。或告其矫，辞云：“欲使以田相让也。”
白居易判：化本自家，政先为郡，礼宁下庶，宜宽不悌之刑，训在知非，是得长人之道。况天伦不睦，地讼攸兴，利方竞于膏腴，恩难亏于骨肉。教宜引古，过贵自新，虽闻争以阋墙，有伤鲁卫之政，庶使愧而让畔，将同虞芮之风。苟无讼之可期，则相容而何远。推田以让，尔诚谢于孟光，闭阁而思，吾何惭于延寿。宜嘉静理，勿谓矫诬。
郡守见治下有兄弟相讼，自己闭门思过。有人告其矫饰，丁称是想让二人自愿以田相让。白居易认为：礼不下庶人，兄弟不悌应宽其刑罚，教民当使其知禁，以期于无讼。当嘉奖郡守守静无为之治，不应诬告其矫饰。
在唐代现实生活中，亲属相告的案件并不罕见，亲属相讼则更多。
①兄告弟不孝案。德宗朝臣郑云达状告弟郑方逵不孝[72]2167，称弟凶悖顽劣，不知君亲，无可教训；聚结恶党在江中劫人，被父杖一百而不死，犯张延赏之法被杖决亦复苏，且常直呼父名。最近在地方会见节度使和乞丐，恐怕有不轨图谋，若不告发恐连累自己家族。虽名为告弟不孝，但如不捕风捉影称其有异谋，恐怕也难受皇帝重视，可见兄长忌弟之深。(www.xing528.com)
②寡妇告子不孝案[76]13，241[78]70。唐河南尹李杰断寡妇告子不孝案，子不为自己辩解，只说“得罪于母，死所甘分”。李杰察觉子状非不孝，问寡妇告独子死罪是否无悔，寡妇称子无赖不孝，不复惜之。李杰命妇买棺来取儿尸，派人跟踪，发现寡妇对一道士说“事了矣”。李杰反复规劝寡妇盼其悔过，妇坚持如初。于是擒门外道士，道士招认与妇有私情，被子撞破欲除之。李杰杖杀道士、寡妇，盛于棺。此案表明不孝罪是死罪，须父母亲告；官员对此先试予和解，坚持告诉不孝则可判罪处死子孙；对自己奸情确凿而诬告子不孝的寡母，司法官有权杖杀，依律诬告子孙不孝罪是勿论的，如此严刑显然是为了打击妇女不守贞节。
③夫妻诬告继母案。维扬杜亚断巨富夫妇诬告继母案[76]25[78]40，父死未满一年，子奉继母不以道，继母愤怨。后元日奉酒向母祝寿，母赐酒于子，子疑有毒而泼于地，果有毒。官司捉母推问毒酒杀人，母不承认，擒子至杜亚府，杜亚问毒酒来源，子承认是自己的妻子拿来的，杜亚怒斥：毒因妻而起，岂能诬母。推劾乃知夫妻同谋害继母，遂绳之以法。据《唐律疏议》“告祖父母、父母条”，告母当处绞，入十恶；继母同母（“称期亲祖父母条”），但继母杀其父者听告；按举轻以明重，诬告继母当处绞；但父卒后继母有所规求故杀子孙，依该条答问，准照杀期亲卑幼处刑，这种情况下子可以告继母。这种案件直接伤害了亲属的容隐原则，本身容易引起正直官员的反感，即使情况得实，因未造成子被毒死的后果继母当勿论，何况诬告。也许只能说这对夫妻实在不懂法。
④妻借邻口告夫案[76]26，276[78]52。襄阳裴均断妻有奸陷夫于法案，妻与邻有私情，称病令夫杀邻家犬为药，既得而藏之，让邻告夫。裴均断：盗犬而杀，国有常刑。鞫夫立承，述妻所欲。裴均判断妻有奸情，劾之，果为与外人诬夫欲踬之于法，于是将妻和奸夫绳于法，而释其夫。依《唐律疏议》“故杀官私马牛”条，杀余畜，计减损的价值准盗论，处以杖、徒或流刑。妻为与人奸通试图借他人之手使夫被羁押或徒流，手段可谓巧妙。
⑤匿妾告夫谋反案[76]147[78]20。有人告驸马崔宣谋反，并藏匿了崔宣的妾，声称妾因想告发而被杀抛尸，张行岌逼访藏妾，以辨其诬。可见若是谋反罪，妾是可以告发夫君的，即使妾不见尸，凭罗织者一言亦可定罪。
一些民事亲属相讼案件，既是官府眼中的“细故”，同时带有亲族不睦的色彩，往往被官府公然劝导平息。
①兄弟相讼[102]44[64]4163。益州一大户兄弟相讼，累年不决，监察御史韩思彦命厨师给他们喝奶，兄弟悟出二人本是一奶同胞，于是相拥而泣，不再缠讼。
②母子相讼[102]45[64]5626。韦景骏任贵乡令，有母子相讼，景骏说：我少年丧母，常为此伤痛，你现有母却忘记孝顺，没能教化你们，是我的罪过啊。说得痛哭流涕，还赠送《孝经》一本，母子感悟请求自新，后来儿子果然成了孝子。清人辑录的这两则判例的处理方法耐人寻味，不问案情实体内容而靠亲属关系本身感化实现息讼，可见唐以后对亲属相讼的态度渐从严查求实走向息事宁人。
③舅甥讼牛案[76]12，334[78]32。新乡县裴子云断舅甥争牸牛案。王敬戍边前将自己的牸牛六头留给舅李琎，养五年后产三十头小牛，王敬索牛，舅称：老牛两头已死，余四头还，余牛并非汝牛所生。王敬诉至子云，子云对舅说有人称与他共盗牛三十头，舅才承认三十头全是外甥牛所生。子云断还外甥牛，并留五头牛给舅作为五年养牛的酬劳。
④义子争财案[76]41。邠宁张希崇断义子争财案。郭氏义子郭氏被抚养成人，顽劣不受训，被逐，后郭氏夫妇相继死，有嫡子。郭氏诸亲与义子相约假称亲子，助其讼，以争分财产。此案几任官府不能断，希崇览卷后断：此人“父在已离，母死不至”，若称义子，则辜负二十年抚养之恩，若称亲儿，则犯三千条悖逆之罪。“大为伤害名教，安敢理认田园。”断财产归亲子，并依律惩治助讼者。
从上述案件综合来看，唐代对亲属相告的态度总体来说是抑制的，只要不涉及威胁国家统治的重大犯罪，主动向官府提起诉讼状告亲属者，往往得不到法律的支持。这不仅是出于礼教伦常的考虑，也与中国古代司法上的息讼传统有关。直至今天，很多民众没有大事终身不愿诉讼公堂，更多采取忍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古代法律生活与礼的要求是一致的，儒家礼正是提倡以礼而不以法来春风化雨、教化人民知耻而不犯罪，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法文化的一大特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