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相犯的法律规定如此理想化，如此具有形式美感，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真的是“查表”判案吗？
元结曾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柔的家族伦理如何被谗言、分异、淫乱而侵害，导致相互间种种伤害（《订古五篇》[72]1723），但是否这类行为都能受到惩治？唐代最著名的案例只怕是李世民“玄武门事变”杀兄弟案，其结果是李世民登基，成为一代明君。皇室内这类案件太多，但多冠以诛杀谋反者之名，真假莫辨，成王败寇也是历史常有之事。可以说，皇室贵戚的亲属相犯案件，多缠结以政治色彩，很少是以服制定罪的。
在民间，唐代亲属相犯的可考判例如此之少，以至于难以回答上面的问题。其原因，可猜测如下：
（1）亲属相犯一般需受害人亲告，告诉才处理。而父母殴子女，子女是不能告的（参见本章第二节），除非母杀父或父母谋叛，子女才能告父母；期亲及以下尊长以尊犯卑，法律上允许卑幼自诉，但卑幼可能选择不告。因此难以形成案件。
（2）只有较重大、恶劣且典型的事件才容易形成案件，主要是命案，而命案的处理结果就简单得多（通常是斩或绞）。于是这类判例史料，往往重破案过程、重案件定性而不重量刑。因此《唐律》刑罚差等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在实践中似乎难有用武之地。下面列举了一些这类重破案手法、重定性的案件，来自五代和凝、宋和㠓《疑狱集》和宋郑克《折狱龟鉴》。
①子奸父妾[76]4，180。唐贞观时李行诠子李中与父妾淫乱潜逃，被长安县抓获，县司王璥推问不伏罪，于是派一人藏于案褥下窃听，自己借故出门，李中与妾私语商定，此时王璥回来开门，案下之人具告，各自伏罪。
②妻因奸杀夫[76]4，78。贞观中店主张逖一夜被杀，当时妻子正在娘家，疑为投店住宿的三卫士所为，被拷讯不过，屈打成招。皇上命令蒋恒重新推勘，蒋恒召集店家附近邻居集合，又宣称人数不足而解散，只留下老妪一人，晚上才放出，并命典狱偷偷观察行踪，记下和老妪说话的人。反复三次召集，都是同一人。于是捉住此人审问，此人终于承认是与张逖妻有奸情，而杀了张逖，于是得以破案。
这两则判例通过窃听跟踪的技术手段，趁案犯麻痹大意时自己吐露案情，从而在避免刑讯逼供的同时侦破案件。但从侦查技术上更高超的是《疑狱集》另一则杀夫案“韩滉听哭”[76]40，因听出妇人哀悼亡夫的哭声中的情感是惧不是哀，因而命人勘察，果然发现是女子因奸钉死丈夫。《折狱龟鉴》“子产”条也记载很多这类善于听哭察奸者，如古代的子产、庄遵、张泳、郭申锡。[76]259
③夫杀妻。白居易《论姚文秀打杀妻状》[72]3012记载，姚文秀因妻子阿王有过错，愤怒之下殴打妻子，妻被打得遍体鳞伤，当夜死亡。刑部大理寺断，依律，不因打斗、无事而杀才能定为故杀，该案为有事而杀，应当定为斗杀（当绞）。大理司直崔元式认为：准律，相争为斗，相击为殴，姚文秀身上无伤，不可能是相斗相争，应该定故杀（斩）。白居易也认为：首先，律疏中“无事而杀”乃争斗之事，而非引发打杀的事由，否则天下皆称有事，而都无须认定为故杀了；其次，“斗殴死”是原无杀心而殴打，不料意外打死，本案中丈夫怀恨殴打妻子，并非偶然致死，即使先因争骂而杀，也不能否认是故杀。在此，大理寺援引的先例与本案情节有别，而且也不排除前案有误判可能，主张不应援引前案，本案当定为故杀。
④妻谋杀夫。贞元中，冯燕在滑城，与一妇人通奸，其夫张婴闻知，屡次责打妻子。一次正幽会时，丈夫张婴回家了，妻子用宽大的裙摆遮住冯燕，让他藏在门后，突然冯燕的头巾掉落在佩刀附近。张婴醉倒昏睡时，冯燕让妇人取来头巾，妇人却取来了佩刀，冯燕被妇人的不义深深触动，杀了妇人取了头巾扬长而去。次日，丈夫醒来发现妻子已死，很快被官府以杀妻罪名抓捕，押送市场行刑。冯燕从看客中挺身自首。地方官被感动，以自己的官来赎冯燕之死，皇帝下诏赦免滑城所有犯死罪者。论者以为，冯燕虽有犯奸的行为，但是“杀不谊，白不辜，真古豪矣”。男子纵然行为不检，但怒杀意图杀夫之妻，还敢作敢当，就是豪杰行为。（沈亚之《冯燕传》[72]3378）
⑤子逼父死[76]202[63]3745。奉先县人曹芬酒醉，殴打自己的亲妹，父亲无法相救，气愤投井而死。奉先尉窦参判兄弟（一说为兄妹）当死，众人请求等父亲丧期满再执行死刑，窦参断案：“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丧延，是杀父不坐”，于是杖杀兄妹，“一县畏伏”。尽管妹妹十分无辜，但父亲给了他们生命，却因他们而死，这句正义凛然的判决彰显了孝伦理，民众也不敢不惧服。(www.xing528.com)
⑥姑鞭妇死。《南部新书》《旧唐书》载[63]4304，敬宗宝历三年柳公绰任刑部尚书，京兆有婆婆鞭打儿媳致死，京兆府断了婆婆死刑。按照唐律，故杀子孙妻妾当处绞刑，斗杀子孙之妻者应当徒三年。柳公绰作《尊殴卑议》：“尊殴卑，非斗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69]139定性此案并非斗杀（不是相殴）；另外子尚在，若因妻杀母，是于礼不合的。于是对婆婆实行减死一等的处理。
⑦子殴母[102]48。中书舍人纥干祝起诉外甥禁军校刘诩殴打母亲，京兆尹柳仲郢不待奏闻，直接抓捕刘诩并将其杖毙。殴母是斩刑，无需亲告；依律，五品以上官犯死罪要上请，校尉一般为六品，也无需上请；柳用法严明，疾恶如仇，对如此干犯名教的“十恶”罪犯这样处置，不会被追究擅刑的责任。
子殴母是干犯名教的恶逆行为，所以无需受害人告诉，官府即可依职权主动追究。而妻殴夫却是亲告罪，如白居易的一道拟判。
判14 [甲乙判]妻殴笞夫判[72]3046
得甲居家，被妻殴笞之。邻人告其违法，县断徒三年。妻诉云：非夫告，不伏。
白居易判：礼贵妻柔，则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丽刑。何彼无良，于斯有怒，三从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杖所加，辱于女子之手。作威信伤于妇道，不告未爽于夫和，招讼于邻，诚愧声闻于外，断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虽昧家肥，难从县责。
妻子笞打了丈夫，邻居告发妻子违法，县官也给妻子判处徒三年的刑罚。但是白居易不同意县判，因为妻殴夫属于夫亲告才处理的案件，如丈夫不告，即使事情是有违礼义和家庭和睦的，官府也不能主动去追诉。
这道拟判折射了亲属相犯案件的一种处理原则，亲属相殴不至死的，除以下犯上的重罪外，多为亲告罪，本人不告诉，国家就不应主动追诉。由此看来，唐律对亲属相犯的诸多细致规定，在实践中可能并不常用。
从上述亲属相犯相关判例来看，很难发现判决与法律的精准对应，只能是一种粗略的对应。因为亲属相犯的立法美学在实践中很难体现，亲属相犯的条文千头万绪，贯穿始终的是严惩犯上、包庇凌下，以维护尊卑有序、父父子子的亲族秩序，借以维护等级严明、君君臣臣的国家秩序。而司法判决中只要把握这一点，似乎就已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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