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会等级复杂，包括皇室、贵族和士族、庶族等特权阶层，自耕农、客户、庄户、佃户、屯兵等农民阶层，以及官府的杂户、官户和工匠、乐户、私家的部曲和客女、官私奴婢等贱民。良贱不婚、当色相婚是唐代婚姻秩序的原则，相应的“门当户对”的传统择偶标准的影响持续至今。
特权阶层内部通婚。皇室多与勋贵名门结为婚姻。山东士族自恃门第，只与士族联姻。尽管高宗下诏禁止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姻（《申严婚姻受财诏》[69]3），但这些士族“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耻与他姓为婚，不与庶族通婚，甚至不愿与皇室联姻。[41]5在强烈的士族门阀观念下，士族和庶族间不通婚，成为士族维护族望和政治地位的一种手段。新兴贵族官僚及皇室与士族联姻的记载也很多见，但庶族与士族通婚会被视为“辱国”而受诟病。代宗时还下敕禁止皇亲和军将通婚：“皇五等已上亲，不许与军将婚姻。驸马、郡主婿，不许与军将交游。”（《禁止皇亲交婚军将敕》[69]20）
特权阶层内各阶层间通婚虽有一定限制，但并不严格。但若贵族官僚与平民百姓为婚，则会受到谴责非难，尽管法律对贵族与身为“良人”的百姓成婚并不禁止，只有限制性的法令。如玄宗下敕禁止州县官在任内与管辖区域的百姓交婚，并写入开元二十五年《户令》[14]162：“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又见《禁婚部民敕》[69]14）江都尉吴湘曾因赃罪被告发“……兼娶百姓颜悦女为妻，有逾格律”[63]。当然，这一规定也是出于整顿吏治的需要。
良人，包括称为“编户”“百姓”的自耕农和不编户籍、荫附于私家的客户，他们虽无资格与官贵为婚，但也不能与杂户、官户、奴婢等贱口通婚。
贱口必须“当色为婚”。开元二十五年《户令》[14]168相应规定：“诸工、乐、杂户、官户[14]、公私奴婢，皆当色为婚。”太常音声人，其中不乏前代公卿子弟因罪没官者，但原本与乐户同属贱色，开元二十五年《户令》始规定“太常音声人，依令婚同百姓”[14]169。从这时开始，这一类乐人的地位才得以提高，可以跟良人百姓通婚。
部曲、客女为依附私家的农奴，也属贱民，地位低于良人但高于奴婢。部曲所受婚姻限制较宽松，依《唐律疏议》第47条疏，部曲娶妻“通娶良人、客女、奴婢为之”。
奴婢地位最低，“律比畜产”。《唐律疏议》第191条规定，主为奴娶或奴自娶良人女子为妻者徒一年，强制离异；奴自娶而主知情，也要杖一百；如果使良人女因而上籍为婢，则流三千里；奴婢冒充良人与良人为婚徒二年。第192条规定，杂户与良人为婚或官户娶良人女者杖一百，良人娶官户女徒一年半；奴婢私自嫁女给良人为妻妾，及知情娶奴婢之女者，准盗论计赃论罪，身份还正。
良贱婚姻常被强制离异，其所生子女也往往地位低贱。汉魏时期，良人以婢为妻所生子称为“获”，以奴为夫所生子称“臧”，臧获婢妾，都是身份低贱的人。但唐代对良贱婚生子女身份实行区别对待。据开元二十五年《户令》：“诸奴婢诈称良人，而与良人及部曲、客女为夫妻者，所生男女，并从良及部曲、客女；知情者，从贱。即部曲、客女诈称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所生男女亦从良；知情者，从部曲客女，皆离之。其良人及部曲客女，被诈为夫妻，所生男女，经一载以上不理者，后虽称不知情，各同知情法……”[14]172可见，高社会等级者因被诈伪而与低等级者成婚，子女身份取决于高等级一方是否知情，不知情则从高，知情则从低；一年以上不确认子女身份者推定为知情，子女身份从低。且必须强制离婚。
唐代开元二十五年《户令》[14]173对良贱奸生子女的身份有详细规定：“诸良人相奸，所生男女随父；若奸杂户、官户、他人部曲妻、客女，及官奴婢，并同类相奸，所生男女，并随母。即杂户、官户、部曲奸良人者，所生男女，各听为良。其部曲及奴，奸主缌麻以上亲之妻者，若奴奸良人者，所生男女，各合没官。”由此可见良贱奸生子女通常随母为贱，只有在良人作为奸罪受害人的情况下，子女才有可能为良人。
关于不同阶层间不婚的婚姻秩序，有唐代拟判一道。
判11 对部曲判[72]4507
巳男准格不合取部曲妻，违者被绳。诉云：“强干弱枝，窃将益利。”未知合利否？
阙名拟判：国家每轸纳隍，偏忧边徼[15]，在庸微之俗，隔良贱之婚。千头之奴，具传其号；百姓之女，罕闻其卜。故为罔冒，取陷刑书。何强干而弱枝，非爱人而治国。议事以制，非我博哉！斯之谓宜，确乎不拔。(www.xing528.com)
从判文不讳“治”而讳“民”来看，此判可能作于太宗朝。巳男私娶部曲妻，违背当色为婚的规定被追究，却辩称这种情况好比“强干弱枝”，表明自己身份高于部曲妻（即自己是良人）[94]，认为良娶贱会有好处。判词指出，国家为避免百姓流离失所、沦为贱口，规定良贱不婚。奴婢只以名号称呼，百姓之女结婚很少有先卜其姓氏（以免同姓为婚）的，巳男明知所娶之女是部曲妻，有妄冒良人为婚之罪，他所谓“强干弱枝”的申辩没有道理，这并非爱民治国之道。按唐律，以部曲之女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部曲妻虽没有规定，但是可以参照客女，可判处巳男徒一年半。
该判申明了国家规定良贱不婚政策的意图，是避免更多百姓沦入贱籍，同时也避免国家税役蒙受损失。
（二）家庭中的婚姻等级秩序
在家庭内部，唐代实行名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实则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并不完全是通常所说的“女性只能从一而终，男性却可以三妻四妾”。《唐律疏议》第177条禁止“有妻更娶妻”的重婚多妻罪，但并不禁止多妾。特权阶层还有纳妾的标准限额，如两《唐书·后妃传》载皇帝妻妾编制121人（见本节第二小节介绍），《旧唐书·职官制》载亲王有孺人二人、媵十人。贞观时兵部尚书任瓌得到皇帝所赐宫女二人，皆国色，妻子妒忌而剃了二女的头发，太宗闻知赐妻毒酒杀之，因为任瓌是三品官，应当依法置纳姬妾（《朝野佥载》[101]59）。
家内的婚姻等级观念还体现为妻、妾、客女、婢之间不得混淆。《唐律疏议》第178条规定：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为妻、以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被混淆的人强制回归应有的身份。但关于妾与媵之间的身份，唐律没有规定，根据开元二十五年《户令》[14]160：“以妾为媵，令既有制，律无罪名，止科违令之罪。”
客女和婢女也有严格的区分。有这样一则拟判：
判12 对婢判[72]4507
命官妇女阿刘母，先是蒋恭家婢，被放为客女，怀阿刘，娠出嫁。恭死后嫂将刘充女使。刘不伏，投匦诉。
阙名拟判：阿刘母先从侍儿，放为客女。梦蛇纳庆，先含候月之胎；驸马申欢，即就行霜之礼。才欣执盥，仍诞弄砖，既而李善主君，俄惊阚室；仲尼兄子，欲契宜家。遽拥妖妍，将充媵婢；徒为枉抑，终见称张。望彼刘闺，宁甘诵赋，均夫郑室，聊事薄言。论母既谢萱枝，按女即非桃叶。方欲指腹称贱，凭胎索婢；自可以大匹小，将古明今。刘氏若属蒋家，秦政须归吕族，据斯一节，足定百端。
命官之妻阿刘母原来是蒋恭的家婢，后来被放为客女，怀孕生女阿刘，生出阿刘后刘母出嫁。蒋恭死后，嫂嫂把阿刘当作婢女，阿刘不服，向皇帝上书起诉。判词认为，刘母虽是出嫁前怀的阿刘，但当时已经被放为客女，应当依母亲的身份判断女儿身份，而不应该“指腹称贱，凭胎索婢”；如果刘氏应该是蒋家的婢女，那么吕不韦原来的姬妾赵姬所生的秦王嬴政也该归吕不韦家了。母亲当时既已放为客女，女儿阿刘就不应充作婢女。
从制度上看，等级门第观念确已深刻渗透于唐代社会等级之间和家庭内部，然而，并非唐代社会生活每个角落都浸润着以门第、礼法、资材和功名为重的婚姻等级观念。从唐代诗文、笔记小说可知，庶民百姓的择偶标准，仍是很看重爱情和品德的。与特权阶层名为“广继嗣”，实为满足淫欲享乐的婚姻目的不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婚姻更多是为了生育和“男耕女织”的劳动互助，很多都谈不上“置姬妾”的问题[41]25。
考察唐代夫妻关系，经常看到妻子善妒或丈夫惧内的记载，与理想夫妻伦理“夫和妇顺”“夫义妇节”大有不同。这种夫妻关系著名的如高宗与武则天、中宗与韦后。如果妻子是妒妇，则妾婢的境遇更为凄惨，这是作为正妻的女性对多配偶制的一种反抗，而媵妾的地位虽高于“律比畜产”的奴婢，但也高得有限，当正妻凌辱婢妾，惧内的丈夫也只能袖手旁观。
以婢凌妻是极少数情况，且是严重的犯上行为，如牛僧孺状称张绍平时常纵容宠婢欺凌妻子，认为贵贱混同，以下凌上，有伤政理（《奏黄州录事参军张绍弃妻状》[72]3088）。家庭中“东风”与“西风”争斗不绝，结合唐代后宫中妇女相互倾轧的史实（如相传武则天虐杀王皇后及萧淑妃）即可见一斑。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中，相比男女不平等，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对女性的摧残程度并不逊色。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