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成立后在家庭内部产生多种权利义务关系：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其他亲属关系、财产关系、法律责任连带关系等。[11]181
有关夫妻之间法律地位的规定：《唐律疏议》中妻按照夫的期亲卑幼处理（第347条）。若夫妻相殴，妻殴夫而夫上告，即使没有殴伤，妻子也要徒一年，伤重者加凡人三等，妻殴夫致死，则妻处斩刑；夫殴伤妻，则减凡人二等，殴死妻子与凡人相同，处以绞刑。从服制上来看，妻为夫服斩衰三年，夫为妻服“不杖期”一年。[10]婚后，妻与夫家诸亲属形成亲属关系，从法律亲等上比丈夫与各亲属的关系疏远一等，发生互相侵犯、互相盗窃等刑事犯罪时按照相应的亲等来处理。[11]
有关夫妻之间财产关系的规定：同财共居的家族中财产由家长支配，妻子无权支配家庭财产。夫死后若无子，守志之妻取得夫的财产继承份额，即唐开元《户令》“应分田宅及财物”条：“寡妻无男者，承夫分。”但这种权利只能是中转性质。若寡妻再嫁，就必须放弃这些财产：“若改适，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皆应分人均分。”[14]155但现实中这条法令也许很难被贯彻。《棠阴比事》载“崔碣霁潦”案[78]116：河南大商人王可久外出经商遇战乱不能归家，妻子被诱骗改嫁卜者杨乾夫，卜者因而暴富。后来前夫落魄归家，屡告不赢，崔碣上任后为其雪冤，将妻追还本夫。这起案件中虽掺杂了官员贪腐的因素，但也表明现实中寡妇的财产支配比法律上自由得多。
有关夫妻法律责任连带关系的规定：如丈夫犯罪，妻子要随同缘坐：因反逆缘坐案件丈夫被斩者，妻妾要没入官府或流三千里，其他缘坐案件中，妻子流三千里或二千里不等。相应地，夫妻一方有罪，除谋反、谋大逆、谋叛三罪外，另一方可以而且必须容隐，为其包庇隐瞒。又如，夫有高官者，妻犯罪减等或收赎，五品以上官之妾犯有应处流刑以下且非“十恶”之罪者，也允许收赎。
以下两道拟判出自敦煌《文明判集》，都涉及妻子非正常产子（非婚生子）的问题。
判8 [文明判集]黄门诞男判[100]291
奉判：黄门缪贤，先娉毛君女为妇。娶经三载，便诞一男。后五年，即逢恩赦。乃有西邻宋玉追理其男，云舆阿毛私通，逐生此子。依追毛问，乃承相许未奸。验儿酷似缪贤，论妇状，似奸宋玉。未知儿合归谁族？
判词：阿毛宦者之妻，久稽标梅之欢。春情易感，水情难留。眷彼芳年，能无怨旷。夜闻琴调，思托志于相如；朝望危垣，遂留心于宋玉。因兹结念，夫复何疑，况玉住在西邻，连薨接栋，水火交贸，[12]盖是其常。日久月深，自堪稠密。贤乃家风浅薄，本阙防闲。恣彼往来，素无闺禁。玉有悦毛之志，毛怀许玉之心。彼此既自相贪，偶合谁其限约。所款虽言未合，当是惧此风声。妇人唯恶奸名，公府岂疑披露。未奸之语，寔此之由。相许之言，足堪明白。贤既身为宦者，理绝阴阳，妻诞一男，明非己胤。设令酷似，似亦何妨？今若相似者例许为儿，不似者即同行路，便恐家家有父，人人是男，诉父兢儿，此喧何已？宋玉承奸是实，毛亦奸状分明。奸罪并从赦原，生子理须归父，儿还宋玉，妇付缪贤，毛宋往来，即宜断绝。
这个案件非常耐人寻味。黄门是汉以后由宦官充任的官职，缪贤是史上著名的宦官，“黄门缪贤”提供了本案的重要信息：丈夫不可能生育。宦官娶妻是古代宫廷的风俗，唐代著名宦官高力士、李辅国都娶名门之女为妻。本案阿毛是宦官之妻，婚后三年却生了儿子。又二年后国家发布了大赦，邻居宋玉（借指美男子）借机来官府承认曾与阿毛私通，请求要回儿子。但阿毛虽承认与宋玉有情，但不承认二人奸通。经检验得知，儿子貌与缪贤酷似，但从阿毛的种种情状看确实跟宋玉有奸情。判者认为，阿毛嫁给了太监，长期没有夫妻生活，同时家风松懈，与邻居常相往来，自然日久生情，私通是迟早的事。她不承认奸通是因为妇人犯奸乃是大罪，供认“相许”就等于默认了奸情。宦官不可能生育，即使孩子相貌与他酷似，也不可能是他的；如果两人相像就可以判为父子，只怕世上的人们纷纷互认父子、起诉争儿子没完没了。最终判决：奸罪成立，按赦令赦免通奸者之罪；但儿子判归邻居，妻子仍归宦官，断绝她与邻居的往来。
本判对通奸事实的推理缺乏逻辑性，仅是以一些主观臆断和人情事理的猜测来论证，理由并不充分；但由于男方是不可能生育的太监，所以在孩子归属认定上的推理似乎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另外对孩子的处理也有其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强调宦官之妻的怨旷和她通奸生子有其情理上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无视这种必然性，维持这一不合人道的婚姻现状，同时将两岁小儿判给情夫并禁断小儿生身父母间的往来。这样的判决执行起来必然是无力的。
判9 [文明判集]寡居生子判[100]291
奉判：妇女阿刘，早失夫婿，心求守志，情愿事姑。夫亡数年，遂生一子。款亡夫梦合，因即有娠。姑乃养以为孙，更无他虑。其兄将为耻辱，遂即私适张衡，已付娉财，剋时成纳。其妹确乎之志，贞固不移。兄遂以女代姑，赴时成礼。未知合为婚不？刘请为孝妇，其理如何？(www.xing528.com)
阿刘夙钟深舋，早丧所天。夫亡愿毕旧姑，不移贞节。兄乃夺其冰志，私适张衡。然刘固此一心，无思再醮。直置夫亡守志，松均之契已深。复兹兄嫁不从，金石之情弥固。论情虽可嘉尚，语状颇欲生疑。孀居遂诞一男，在俗谁不致惑。款舆亡夫梦合，梦合未可依凭。即执确有奸，奸非又无的状。但其罪虽滥，狱贵真情。必须妙尽根源，不可轻为与夺。欲求孝道，理恐难从。其兄识性庸愚，未闲礼法。妹适张衡为妇，衡乃剋日成婚，参差以女代姑，因此便为伉俪。昔时兄党，今作妇翁；旧日妹夫，翻成女婿。颠到（倒）昭穆，移易尊卑。据法，法不可容；论情，情实难恕。必是两和，听政据法，自可无辜。若也罔冒成婚，科罪仍须政法。两家事状，未甚分明，宜更下推，待到量断。
本案事实更为复杂：一，寡妇阿刘在丈夫死后多年生子，自称是丈夫梦中交媾而受孕，婆婆毫不怀疑，把孩子当亲孙子来抚养；二，寡妇之兄不相信这种说法并引以为耻，并私自把妹妹嫁给了张衡；三，阿刘矢志不嫁，刘兄就以自己的女儿代替妹妹成婚；四，阿刘请求认定自己为孝妇。案件争点有二：一是刘兄主办的婚事是否有效，二是阿刘的孝妇申请可否获准。判者认为，关于孝妇的认定，刘守志不移确实值得推崇，但生子的情状十分可疑，梦中交合而孕缺乏事实依据，不可采信；但是如果说是有奸情却又没有确证，因此既不能轻易定罪，也不能轻易表彰为孝妇。至于刘兄此人，愚昧不通礼法，以女儿代替妹妹成亲，错乱了辈分伦常，如果情况属实，则于情于法都不可宽恕，除非结婚两方情愿，否则当判处妄冒为婚罪（《唐律疏议》第176条）。最后判决，进一步推勘，待事实查清后定案。
相比“黄门诞男判”偏重从情理上的推理，本判显然更重视法律事实的认定，注重定案证据，在事实存疑的情况下不轻信也不妄断，对尚未查清的事实留待进一步勘察再定案，体现出司法官“其罪虽滥，狱贵真情，必须妙尽根源，不可轻为与夺”的审慎司法态度。
唐代法律不反对妇女再嫁。《唐律疏议》第184条，非祖父母、父母而强嫁夫丧守志的妇女者徒一年，看似反对守志妇女再嫁，实则把强嫁妇女的权力留给了祖父母、父母。对于妇女再嫁，唐代民间态度并无太多蔑视，而常报以同情。如《谢小娥传》中谢小娥为夫报仇后求婚者众多；又如《旧唐书·列女传》载绛州孝女卫氏之母改嫁，《新唐书·崔玄
传》载商人王可久之妻改嫁卜者杨乾夫，等等。这些规定和现实状况表明唐人婚姻观念受礼教束缚尚浅。至宋代以后礼教渐严，妇女再嫁才为人所不齿。
以下一则敦煌判文（伯2754）比较特殊，是离婚改嫁后的复婚案件。
判10 [安西都护府判集]夫妻再合判[100]273
高头、阿龙，久谐琴瑟。昨因贫病，遂阻参商。龙游荡子之家，忽悲鸾而独舞；头寄□隅之徼，恒惊鹊以空栖。事非出于两情，运以征于□意。无夫之媛，不可空掷春宵；阙妻之男，实是难穹秋夜。远念和鸣之绪，近询众寡之由。头缘疹病顿身，龙遂猖狂自困，不能拘制，唯恐孤危。倚官岂敢致尤，抑从弃薄。生人之妇，昔时尚被夺将；死鬼之妻，今日何须不理。况有一女，见在掌中。既曰分肠[13][92]，诚悲眼下。合之，则两人全爱，离之，则一子无依。见子足可如初，怜妻岂殊于旧。何劳采药自遇，下山已属稿砧。任从再合，于理无妨。以状牒知，任为公验。
据刘俊文考证，该判写于高宗麟德二年，当为实判。判目缺失，从判词可大体推知案情：高头、阿龙夫妻二人因贫病而被迫分离，妻阿龙改嫁于“荡子之家”，后夫死后，二人要求复婚。判决同意复婚。[89]189
判文同意夫妻再合，理由为：其一，夫妻二人感情素来和睦；其二，分离原因是贫病不得已，并非是出于两个人的意愿；其三，妻再嫁虽有弃夫凉薄之嫌，但如今已是“死鬼之妻”，活人当年尚且被夺去妻子，何况后夫已死，而且无伴侣的男女生活艰难痛苦；其四，夫妻有一个幼女需要抚养。总之，夫妻再合“于理无妨”，可以听从男女双方意愿准予复婚。同意已再嫁的妇女与前夫复合，与唐代再婚比较容易的社会风气有关，这则实判中更是毫无名教的说辞，完全是对人情事理的描述，表明唐代司法官照顾现实生活的人文情怀[93]。
总括本节的内容，因婚姻而形成的家族秩序包括夫妻间的人身关系、家庭财产关系、夫妻法律连带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等方面。与婚姻存续期间非正常生子有关的几篇敦煌判词，体现着司法官判案中对推理论证的重视和对情理法的综合衡平，是唐判中的代表性作品；围绕复婚案件的敦煌判词，则从情理和照顾生活的角度为当事人考虑，这些判词即使拿到现代，亦属在情在理、富有人文气息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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