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婚姻缔结制度及政策

（一）婚姻缔结方面的律令

1.婚姻成立要件

唐代婚姻成立的基本要件包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制定婚书或女方接受男方聘财；经过“六礼”程序聘娶。尽管唐代社会风气较为开放，《李娃传》《昆仑奴》等很多小说中有男女青年自由择配的记载，但大多只能私奔，得不到父权的认可，也就不能取得婚姻的合法性。

婚姻缔结必须由主婚人决定和主持。开元二十五年《户令》[14]159[15]539规定：嫁女的主婚人由祖父母、父母担任，若无则由伯叔父、姑担任，其次由兄弟、外祖父母，再次由同居共财的舅、姨、从母兄弟或从父兄弟做主，若以上亲皆无，任由女方意愿确定主婚人。高宗朝赵仁本所撰《法例》载“阿庞案”，确定了在女方有叔有弟，而叔已别居异财的情形下“主婚由弟”的成例。[18]467《户令》[15]551还规定，嫁女及休妻，都由婚主（“所由”）来主事，否则不成立；但若主事者事后知情且三月内不加干涉，则不得再就此上告和争论。

有时个人的婚姻决定可能与长辈的意愿发生冲突，根据《唐律疏议》第188条，卑幼在外先已娶妻成婚，尊长后来为其定婚的，维持原有婚姻；如果尚未成婚，则服从尊长的安排，违者杖一百。

只要履行了定婚（婚约）与成婚两阶段的礼仪，婚姻即告成立。唐律并没有要求申报或登记作为婚姻成立要件的规定[12]377，成婚以后即对夫妻双方产生婚姻的效力。

2.缔结婚姻的法律责任

若嫁娶有违律情况，主婚者通常承担主要责任。《唐律疏议》第195条规定：若父祖主婚，仅处罚父祖；若期亲尊长主婚，以主婚者为首犯，结婚男女双方为从犯；若其余亲属主婚，则以主持（违律之）婚事者为首；但若男女是被逼的，或者男方年十八以下、女方未嫁，则仍然只追究主婚人。

《唐律疏议》中规定了婚姻缔结中的违法情况，包括擅自悔婚、违律为婚恐喝娶或强娶。第175条“许嫁女辄悔”规定，已经许诺嫁女之后擅自悔婚者杖六十，聘财不予追还[14]161；若另行许诺跟他人成婚的，杖一百，若已成婚徒一年半，后娶者如果知情则要徒一年，女方追还前夫。第193条“违律为婚恐喝娶”规定，违律为婚者，若为恐喝而娶，加本罪一等；强娶再加一等；婚期未至而强娶，杖一百，婚期已至而女家故违，杖一百。第194条规定，违律为婚者须强行离异，使其恢复至正当的法律状态，即“离之”“正之”，这种情形即使遇到国家的大赦依然必须离正，除了女家妄冒为婚的情形外，聘财是不予追回的。

3.禁止结婚的情况

《唐律疏议》中设定的禁止结婚的情况包括：

（1）居尊亲丧和父母被囚禁时不婚（第179、180条）；

（2）同姓不婚（第182条）；

（3）亲属不婚，即缌麻以上宗亲之间、有服且辈分不同的外亲之间、同母兄弟姊妹之间、继父与继女间、与父母之姑舅等无服外姻之间不得为婚（第182条）；

（4）不得娶袒免（五服之外的第六服）以上亲属的旧妻妾（第183条）；

（5）不得娶逃亡妇女（第185条）；

（6）先通奸者不得结婚（《户令》[14]161）；

（7）官与自己管辖地域范围内的民家女子不得结婚（第186条）。

上述禁止结婚的情况通常伴有“一经发现强制离异”的规定。这些结婚限制有的出于礼教的要求，有的出于伦常和优生考虑，有的出于整顿吏治的需要，体现了唐代婚姻法制的周全考虑。

（二）婚姻缔结方面的政策

唐代国家以诏敕形式颁发有关婚姻的政策，与律令有同等效力。正因为婚姻不仅是个人或家族问题，也是关乎人口繁衍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国家要发布政策对人民的婚姻加以干预。

1.鼓励婚姻

太宗贞观元年曾下诏，未成婚的男女，州县官人应使其以礼聘娶，但须遵守等级要求，不得强迫；男年满二十、女年满十五，及妻丧达制、夫死除服之后，都必须婚嫁，亲邻富家对贫匮者加以资济以助其完婚；本人自愿不嫁娶者，如满足鳏夫满六十、寡妇满五十、妇女虽年少但有儿女或妇女愿守贞的条件，可从其意愿。对地方官来说，其统治区域民众婚姻是否适时、鳏寡多少成为绩效考核标准之一（《令有司劝勉民闲嫁娶诏》[72]17[66]1809）。武则天《改元载初赦文》[72]436也要求“天下百姓，皆须嫁娶以时，勿使外有旷夫，内有寡女”。鼓励婚姻的政策满足了初唐稳定社会秩序、促进人口增长和恢复社会生产的需求。从唐初至天宝十三载，唐代户数由不足三百万户增至九百余万户^[1]，百余年间人口的显著增长，与鼓励婚姻的政策不无关联。(www.xing528.com)

2.提升结婚年龄

唐初法定婚龄男二十、女十五，比北周男十五、女十三有所提升，主要是出于缓和社会矛盾休养生息考虑。至玄宗时，又降回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而至中晚唐战乱动荡，婚姻失时者为数不少，如白居易诗所说“近代多离乱，婚姻多过期”。

3.打击旧士族买卖婚姻

太宗贞观十六年下诏[66]1810指责旧贵族“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问名惟在于窃资，结缡必归于富室……多纳货贿，有如贩鬻”，婚娶有如贩卖，诏书要求从那时开始一律禁止这种买卖婚姻：“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然而如何区分正当彩礼还是买卖婚姻？为此高宗显庆四年下《申严婚姻受财诏》严定婚姻受财规格：“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赀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69]3

4.限制婚礼逾制侈靡

睿宗太极元年因唐绍的奏请，而禁止再使用“障车”。武宗会昌元年下敕禁断“嫁娶家音乐”。禁止婚礼作乐，一说是礼的要求，《礼记·郊特牲》有“婚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认为音乐与婚礼的阴阳不符；一说婚为承嗣，思而感伤，故《白虎通·嫁娶》称“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感亲年衰老，代至也”，即婚礼之所以不宜用音乐，是因为结婚联想到继嗣，进而为父母年老而伤感。

然而，面对士庶生活中盛行已久的婚俗，这些政策的实际调整规制作用毕竟还是有限的，婚礼依然奢侈复杂，变相买卖婚依然层出不穷。

（三）婚姻缔结中的礼仪程序

1.定婚

唐代娶妻须立婚书；娶妾也须订立婚契（《户令》[14]160）。婚书成立则对双方产生法律效力。婚书分男家致书礼请（通婚书）和女方答书同意（答婚书）两部分（《唐律疏议》第175条疏），各有正纸和别纸。根据敦煌文书的婚书样例，其内容大体如下[11]178：

通婚书：表达倾慕（阔叙既久，倾瞩良深；未由展规，倾慕之志……）、男家姓名（别纸）男方，婚史，女方姓名，结婚意愿（愿法交援），媒人，落款。

答婚书：表达倾慕（久仰德风，意阙批展；求展既久，倾慕良深……）、女家姓名（别纸）女方，结婚意愿（愿抚高援），媒人，落款。

定立婚书即定婚，定婚后对双方产生法律效力。《唐律疏议》第175条规定，女家已经许诺嫁女却擅自悔婚者杖六十，另行定婚者杖一百，另行成婚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徒一年，女追还前夫。

2.成婚[47]933

唐代成婚礼仪遵守《仪礼·士昏礼》中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此经典六礼适用于公侯大夫及士。若皇太子纳妃，则程序更为繁琐：临轩命使、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告庙、临轩醮戒、亲迎、同牢、朝见，种种程序详尽地记载于《开元礼》[83]1644。

纳采，即由媒人出面送彩礼求婚，纳其采择之礼。纳采之礼用大雁，比喻女子候阳而动，行动有序，终身忠贞。因此六礼除了纳征之外，都是用大雁为礼。后来由于雁不易得，唐以后开始用茶代替雁，取茶“不移本”和“植子必生”之义，下茶成为聘礼代称。

问名，在纳采得女家认可后举行，男方带雁上门求问女子姓名和生辰八字。

纳吉，问名后归卜于庙，若得吉兆，派使者携礼报告女家，婚姻从此定。

纳征，即由使者纳财币（聘财）以做成婚礼，女方收礼后婚约正式成立。财礼包括玄、束帛、俪皮。《通典》列举后汉纳征三十物，隋唐仅余九种，即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的“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棉絮、长命缕、干漆”以及束帛、钱币和食物等。[83]1650《唐律疏议》175条“婚礼先以娉财为信”，“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表明纳征对婚姻成立的决定意义重于婚书。自从显庆四年高宗下诏，婚礼受财数额才开始有所限制。

请期，纳征以后占卜婚期，卜得吉日后男方去女家商定婚礼日期，如果双方没有父兄弟、子兄弟、己兄弟三族人处于丧期即可同意。

亲迎，亲迎礼的程序比较复杂，婚礼时间在黄昏之后，即“昏时成礼”，依《开元礼》为“初昏”之时，其原因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婚礼必用昏，以其阳往而阴来也。”新郎出发前先祭祖，然后到女家迎娶，经祭雁、下婿、催妆后，新娘上婚车，女家亲友设置障碍“障车”。到男家之后，新娘“转席”进门，在“青庐”举办婚礼，婚礼有戏妇、拜堂、撒帐、同牢、合巹、合髻、去花、却扇、看花烛（闹洞房）等环节。翌日，新妇行拜舅姑之礼，正式成为夫家成员。

唐代婚礼仪式烦琐、耗费巨大，以致一些贫寒者因无力承担婚礼耗用而单身，男女婚嫁不时必然影响国家的赋役。国家有时颁布一些法令要求婚礼节俭，如德宗建中元年按颜真卿的奏请，停废障车、下婿、却扇诗等烦琐仪式，并废除子、卯、午、酉年（当梁之年）娶妇舅姑不相见的时俗（颜真卿《更定婚礼奏》[69]92）。同年下敕，禁用诞马，改驸马用璋，郡主婿用璧，并罢除函书。会昌元年下敕禁断“嫁娶家音乐”和“公私局会花烛”[66]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