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阐明唐代制定法中的家族秩序
唐代立法活动的产物《唐律疏议》[84]是中华法系法典的典型代表，具有相对完备的内容、形式上的美感和逻辑上的协调，对亚洲许多国家的立法产生过直接影响。
《唐律》是一部家族主义的法典，家族相关条文在律文中占了很大比重。粗略统计《唐律疏议》中包含家族法内容的条文，包括律、疏和答问，分类列举见表1.1。
表1.1 《唐律疏议》的家族法条文
续表
由表1.1可知，仅就《唐律》而言，要了解和阐明其中包含的家族秩序，就已有大量工作可为。然而，《唐律》并不包含唐代的全部家族秩序。要研究唐代家族法秩序，至少还需注意下列问题：
其一，静态的法不同于动态的法，包含502条律条的传世法典《唐律疏议》是静态的，而唐代法律制度是动态的。《唐律疏议》主要代表唐前期的立法成果，中晚唐由于大量格敕对律的修改，律的实际内容已发生很大变化，如果不借助其他史料考证唐代289年历史中涉及家族的法律制度变迁，研究很可能失之片面。
其二，法典化的法不同于全部法律规范体系，一项法律制度需通过唐代《律》《令》《格》《式》全面考察。一部《唐律疏议》不足以说明唐代制定法规范的全貌。《唐律疏议·断狱》：“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84]476《唐六典·刑部》载：“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85]185研究唐代法律仅着眼于唐律，显然不够全面。当然，《令》《式》的内容以国家制度和办公规程为主，其中涉及家族法的内容数量上远不及《律》；《格》和敕的功能在于随时对律令进行补充修正，内容虽包含方方面面但零散且多佚。因此须综合参照《律》《令》《格》《式》，来全面了解某项制度。(www.xing528.com)
其三，传世的法不同于历史上的法。唐代的法律制度除《唐律》完整传世以外，《令》《格》《式》散佚十分严重，给唐代法制史研究带来很大障碍。尽管前人对唐《令》《格》《式》的研究已有很多整理，但远远未能穷尽。还需从皇帝的诏令、官员的奏议、史书中的叙事（相对可靠）、文人的文论和文学（可靠性待考）等渠道发现更多制度，这些资料可以从《全唐文》《旧唐书》《新唐书》等传世文献中获取。
其四，文本中的法不同于生活中的法。因此还有必要考察各法条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影响，从宫廷和民间社会生活中探寻法律的实际运行情况。
（二）通过判例探究唐代家族法律制度的执行情况
唐代司法官员的审判是否是严格适用法律的？“准五服以制罪”服制和刑等的复杂对应，是一种单纯的立法美学还是也能作为现实断案的指南？唐律家族法制度对唐代社会生活的实际干预及影响力如何？司法官判案中天理、国法、人情的冲突如何协调？司法官的断案依据不确定是否会导致判决结果与律文的偏差？某些律条是否如瞿同祖所说已成“具文”，不能现实地影响社会生活？宗法时代“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唐代各阶层的家族关系是否均受到法和礼共同调整？各阶层在司法实践中对家族法案件的处理有无差别？百姓对家族法律的认同和遵守如何？唐代不同时期对家族法问题的处理有何变化？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搜寻大量判例才能知晓。然而唐代司法判例的匮乏严重制约着这些探寻。对此需完成下列工作：
第一，搜寻典型的唐代家族法判例，包括判文、司法文书、史实、故事等形式。
第二，分析这些判例，从中发现唐代家族法制的司法执行状况，解答上述问题。
（三）分析唐代法、礼、俗、情理等规范的关系
唐代是礼法融合的成熟期。周代“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出礼则入刑”，礼法统一；秦焚书坑儒、厉行法治，儒家礼与法家法分流；汉独尊儒术后，在决狱中引儒家经义，礼法开始融合；魏晋南北朝社会变迁，成文法典逐步形成，并引礼入律，礼法结合的完备形式直观体现于《唐律疏议》。律与礼的紧密结合是中华法系的特点；但《唐律》与礼的关系，是否确如“一准乎礼”[11][86]712“儒家化”这些提法所描述，学界早有质疑[87]116。通过判例和法条的比照，有利于更细致地考察唐代法与礼的关系。天理、国法、人情交互为用，对司法判例的细致分析，可着眼于发现和回答三者的关系。法、礼、俗规范三种社会规范的互动关系，是并不多见的提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三者并不完全对应西方意义上的法律、道德与习俗，而是礼和法共同构成国家上层意志和制度规范，民俗作为一支稳固的社会力量与之对抗并交互影响。要了解这些规范的关系，至少有以下两项工作：
第一，研究立法过程中法律、儒家礼、民俗等社会力量的作用及其相互影响。
第二，研究司法过程中作为判案考虑因素的天理、人情、国法、儒家礼各自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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