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适应图书馆种种工作的变化,图书馆应实现如下转变:
(一)实现读者走进图书馆到图书馆走近读者的转变
该种转变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1.网络上的走近
如许多高校图书馆在校园内开设了校园网,使图书馆进入各个大学生宿舍和教师住宅,使学生和教师在住所即能方便检索利用图书馆的各类文献且不受时间和数量的限制。这样的做法使学生和教师感到图书馆就在自己的身边。
2.服务上的走近
图书馆实现从闭架书库到开架书库,使读者亲临其境,亲手挑选自己所需的文献资料。图书馆设立各种新书专架,推荐书架、书目展示等,受到读者普遍欢迎。
3.管理上的走近
图书馆中面向读者的各项规定可重新定位,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进行文字的修改,其中包括文字规范,使用国内外通用表达方式;语言委婉,让读者易于接受等。还可以在读者中建立社会监督员队伍,由读者来明察暗访,对图书馆管理的各个方面评头论足并予以打分,馆中定期召开监督员会议,由馆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对监督员所提各项建议均逐一落实。还可联系其他图书馆,各馆之间进行网络连接,实行馆际互借、借阅一卡通和异地借还。这些做法,都让图书馆更加贴近读者,也使图书馆的优良服务充分体现出来。(www.xing528.com)
(二)实现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
从图书馆的内部而言,每一位图书馆员或是阅览室管理者,或是书库管理者,或是网络管理者,或是采访编目管理者,或是参考咨询管理者,或是行政业务流程管理者,但所有这些管理者在为读者服务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现在的图书馆各项工作中,图书馆的工作者往往比较多的是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这样,服务的内容、服务的方式、服务的制度、服务的流程等,较多地是从图书馆的内部出发,从图书馆的管理出发,从方便图书馆员的工作出发,从图书馆的既定业务流程出发,从图书馆长期形成的业务思维定式出发,而较少从读者的需求出发,从未来更方便读者出发,从图书馆不断创新给读者以知识导航出发。总之,在相当程度上,目前的图书馆更多的是管理,而非服务;更多的是让读者来适应图书馆,而不是让图书馆去适应读者。这样的例子在图书馆可以说是俯拾皆是。而分析其原因,正是因为人们的理念还停留在图书馆的“管理者”,其角色没有转变为读者的“服务者”。
如果从图书馆的内部管理和外部服务一起考虑的话,图书馆应该推行以读者为本的“繁简观”,即上繁下简,内繁外简,前繁后简。何以言之?所谓上繁下简,即在管理层应该充分讨论,反复酝酿,各方协调,细则具备;而到一线服务之处则应政令从简,布置清晰,易于操作,执行坚决。所谓内繁外简,即在图书馆内部,各项服务制度、服务流程、岗位职责应该制定得十分详细,规定得十分具体,各项服务活动的准备工作要做得十分充分完备,各项应急预案应考虑得十分周到细致;而对读者和公众,应该言简意赅,易于理解,便于遵守。所谓前繁后简,即在读者第一次到馆时,或为到馆读者提供首次咨询和服务时,应该主动询问,回答具体,介绍详细,服务耐心,以避免读者因不了解情况而为其带来各种不必要的麻烦;而对常来的读者,则要处处为读者节约时间,要言而不烦,动作快捷,方便高效,服务专心。
(三)实现从数量增加型到质量提高型的转变
图书馆的服务在数量增加的同时,必须实现向提高质量的方向发展,这是不断满足读者需求的服务理念。读者的需求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当我们在扩大图书馆的面积、拓展阅览的空间、增加图书期刊的品种、策划图书馆的服务项目、壮大图书馆员的队伍,加大图书馆的投入,甚至进行图书馆大规模扩建的同时,我们应当十分重视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在当代信息和知识总量剧增的情况下,广大读者已不满足于以往图书馆的传统服务内容和方式。图书馆作为知识的门户,其图书馆员能够成为知识的采集者、知识的加工者、知识的组织者、知识的管理者、知识的交流者、知识的提供者和知识的教育者,总而言之,要成为知识的导航者。由于多年来形成的图书馆员队伍素质总体水平不高,在加强现有图书馆员队伍的培训、不断引进优秀人才加入图书馆员队伍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实行“借资工程”和人才的柔性流动,即可以聘请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专家到图书馆进行坐堂咨询,既可以是综合性咨询,也可以是专题性咨询;也可以借鉴大学和研究所里的开放型实验室的做法,邀请国内外的专家来从事一些研究项目,以便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要实现图书馆从数量增加型到质量提高型的转变,就要对广大的读者进行个性化的服务和超常服务。图书馆的超常服务,也是图书馆服务质量提高的实质体现。同时,图书馆的超常服务也体现在图书馆员为读者所提供的延伸服务。延伸服务有时间上(图书馆正常服务时间之外)的延伸,也有范围上的延伸(越出本岗位的服务局限),还有内容上的延伸(超出图书馆业务服务范围),以及空间上的延伸(为外地及境外读者服务,为读者离开图书馆后提供服务)。
要实现图书馆从数量增加型到质量提高型的转变,还应在图书馆中创造并培育出标志性的信息服务产品。就期刊而言,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图书馆学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图书情报工作》、上海图书馆的《图书馆杂志》等就是标志性的信息服务产品。全国图书馆界合作完成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国高校图书馆系统联合建设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等也都是标志性的信息服务产品或信息技术保障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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