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武宗大兴豹房，不过给自己的纵情任情构建了绝大的舞台——钟鼓司地位日隆，最终却并没有真正成为朝廷雅乐宣化的所在，反而成为俗乐的渊薮；相应，教坊司也日益放弃了原有朝廷雅乐宣化的职能，而与钟鼓司日趋合流。故而，杨廷和等外臣能在武宗驾崩后迅速重整局面，将礼乐制作之权移掌于台阁，是谓“嘉靖新政”——那么，由藩王入继的明世宗便不一样了。“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97]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嘉靖皇帝便展现出积极勤政的姿态，同时，却以尊本生为由，迭兴大礼，最终借嘉靖三年七月左顺门哭谏事，尽逐廷臣，“所谓自排廷议定大礼，遂以制礼作乐自任”，从而重新彰显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嘉靖七年，大礼议告成。嘉靖九年始，又开始一系列的礼乐损益，史称“更定祀典”——大扩西苑，建帝社稷，兴无逸殿、豳风亭，正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据此，世宗开始积极笼络新兴的政治势力，并一展勤政天下的帝王形象，其实质不过是于内廷重新建构一政治中心，以打压外廷罢了。
因此，欲明嘉靖皇帝设西苑无逸殿的意义，还得从大礼议的尊本生说起。世宗即位，力尊本生，便是从内廷开始的，先是祭献皇帝于安陆家庙，然后，在内廷特辟奉先殿西室，后命作观德殿，祀献皇帝，祭器如太庙，如此于内廷兴庙祀，也可称作是私宗庙；嘉靖十年在西苑私社稷，不过是更进一层罢了。这一尊本生、私太庙，一开始便召集太常协律郎等入内廷主持祭仪，并入内府教习，当时礼部谏诤，皆不听，更斥廷臣轻率妄奏，道，“朕皇考不得享于外廷，止于内殿奉祀，其乐舞之仪必不可阙”。[98]可以说，世宗于内廷自树天下，以打压外廷，正是从此而始。而太常原为外廷机构，至此出入内廷，成为帝王用以抗衡外廷的重要势力，也是从此而始。因此，世宗与武宗不同的是，武宗于内廷自设礼乐，是倚钟鼓司与隆钟鼓司，而钟鼓司终成俗乐渊薮，只在个体的荒诞放达，是谓放俗；世宗于内廷自设礼乐，是倚太常与隆太常，以恢复周礼为口号，大更祀典，是为复古，其实质却是步步为营，以打压外廷，最终将权力收归天子一人所有。嘉靖九年的种种祀典更制，不过是私宗庙这一“私”字的全面展开罢了。
嘉靖十年，世宗稽古考文，锐意制作，命垦西苑隙地为田，建无逸殿，翼以豳风亭。亭殿具体的落成时间，《皇明通纪集要》《皇明法传录嘉隆纪》均称“九月无逸殿、豳风亭成”，而《皇明肃皇外史》则将“无逸殿、豳风亭成”一事系于嘉靖八月之后、九月之前。核之《明世宗实录》，八月二十六日载“上谕尚书李时曰：‘西苑工俱告完，朕今日往视收获以观农事之终”，又道“上御豳风亭召见诸臣”“上御无逸殿之东室”，可知无逸殿、豳风亭具体的落成时间应以八月为是。亭殿名分别取自《尚书·无逸》与《诗经·豳风》，而以农桑稼穑为本。程文德在《无逸殿讲章》中，特书世宗“不役耳目之好，克知稼穑之艰，乃者既举耕籍之礼于郊外，复肇土谷之坛于苑中，建无逸殿以励忧勤，创豳风亭以课耕敛”，云云。[99]这里所说“既举耕籍之礼于效外，复肇土谷之坛于苑中”，实有互文之意。土谷之坛，即是奉土神与谷神之坛，是谓社稷，则西苑无逸殿与豳风亭原是为社稷祭与耕籍礼而设。
国之大事在于祀与农。社稷祭与耕籍礼两两相辅，古已有之。籍田乃天子亲耕之田，帝王身亲农事，目的在于“用供郊庙齍盛，躬劝天下之农”，春行耕籍礼以示劝农，秋则将籍田所获，报于社稷，以行祭祀。汉时，籍田之日复祭先农。后世虽具体祭仪有变，却始终相沿。只是蒙元之时，虽也议及耕籍，终未亲行，但命有司摄管而已。明建，以重农务本、复古礼制为先。早在洪武元年（1368）冬，朱元璋便议来春恢复耕籍田礼，谕告廷臣：“古者天子耤田千亩，所以供粢盛、备
。自经丧乱，其礼已废，上无以教，下无以劝。朕莅祚以来，悉修先王之典，而耤田为先，故首欲举而行之，以为天下劝。”[100]太祖承袭宋制，诏开籍田，并特辨籍田之日所祭乃先农，先农非社，遂于次年二月，建先农坛于南郊籍田北，遂为定制。永乐中，建坛京师，如南京制。弘治元年，君臣鼓舞，力革成化弊政，以新一代礼乐，去俗乐、复古制，遂定耕籍仪：先祭先农，然后如《月令》《周官》所说，行帝三推、三公五推、尚书九卿九推之礼，并与诸耆老会宴，更力革籍田中教坊杂剧以戏谑承应。
嘉靖九年二月，礼部上耕籍仪，世宗以其过烦命来岁再议。次年春，史载：
至是礼部尚书李时更拟迎神送神止二拜。先二日，顺天府官以耒耜种种置彩舆上，送至耕耤所。驾行，设卤簿，耕毕。还具服殿，顺天府官率耆老行礼，百官进词庆贺，赐酒饭。教坊司于御门观耕时承应，罢进膳乐及三舞队。帝犹以为烦，命驾行不设卤簿，罢百官庆贺。教坊司拟定三舞队，于进膳时承应，门外止观从耕。礼毕，入斋宫赐宴，著为令。[101]
当时天子耕籍祭祀均须亲赴郊外，礼仪整肃，世宗不堪其烦，至一改再改，仍有不足，遂扩西苑，别立社稷：
命垦西苑隙地为田，建帝社、帝稷坛。于坛东北建，殿曰无逸，亭曰豳风。又建亭曰省耕、省敛。每岁耕获，帝亲临观以重农事。置仓曰恒裕，贮田之所入，以供祀事。[102]
帝社稷始名西苑土谷坛：
嘉靖十年，帝谓土谷坛亦社稷耳，何以别于太社稷？张璁等言：“古者天子称王，今若称王社、王稷，与王府社稷名同。前定神牌曰五土谷之神，名义至当。”帝采帝耤之义，改为帝社、帝稷，以上戊明日祭。后改次戊，次戊在望后，则仍用上巳。春告秋报为定制。隆庆元年，礼部言：“帝社稷之名，自古所无，嫌于烦数，宜罢。”从之。[103]
我们说，垦西苑隙地为田，立帝社稷，并非孤立之事，是嘉靖皇帝更定祀典的重要一环。皇帝力尊本生，遂有大礼议，并于嘉靖三年借左顺门哭谏事件尽驱异臣。为诏告天下，嘉靖四年成《大礼集议》，嘉靖七年成《明伦大典》，二书毕，更锐意制作，一以革除洪武旧制、恢复周制为鼓吹，有关更制自嘉靖九年起全面铺开。洪武初年天地分祀，洪武十年改天地合祀，遂为定制；嘉靖九年，世宗重主天地分祀，遂于南北郊建天地坛。洪武十年祭祀日月，二十一年取消；嘉靖九年，复日月祀，遂建朝日坛与夕月坛。社稷之坛，原在宫城西南，洪武初年分坛分祭，洪武十年定合坛合祭。先农坛原在南郊，嘉靖九年又于北郊新设先蚕坛，与先农坛对峙，所谓天子亲耕，皇后亲蚕，以劝天下。然而，仅仅数月间，嘉靖即不耐烦剧，视亲祀四郊为劳，遂扩建西苑，于苑中另立社稷，辟农田；同时，亲蚕礼也以皇后出入不便移入西苑。由此亦可看出，于世宗而言，更定祀典仍然只是一次政治行为罢了。
因此，于嘉靖帝而言，西苑无逸殿的兴建也绝不仅仅是为重农而设。
十年八月，上于西苑作无逸、豳风亭，落成。上御豳风亭，召大学士翟銮、礼部尚书李时、都御史汪，谕曰：“兹当秋成之期，与卿等同观收获。”时曰：“皇上重农务本，自足以风天下。”因命赐诸臣宴。宴毕，复御无逸殿之东室曰：无逸殿之作，虽以劝农而讲学亦在其中，经筵日讲官仍各进讲《七月》诗、《无逸》书各一篇，既而命儒臣书《无逸》篇于无逸殿壁，自为文记之。[104]
嘉靖帝特辟无逸殿为讲学之所，召九卿侍讲，并定讲仪与乐章，一时无逸殿上，君师往来讲谈，吟诗作赋，弦歌洋洋；更“命未讲并不与讲文臣部官亦各进讲章一篇”，这一广征讲章更给了外廷众臣对帝王勤政更大的想象，时任礼部左侍郎的湛若水即慨然陈辞，并有《奉诏进讲章疏》，道，“夫以勤农必勤学以为之本，深契《无逸》一书之指矣”；又道“夫野人食芹而美，矾日而暄，犹思上献；卞和献璞，至三刖其足而不悔。何则？爱君之心激于中而不能自已也”。[105]取自典谟的“无逸”二字，本身即迎合了群臣对君王旰食宵衣、勤于政事的期待。对嘉靖帝而言，建无逸殿豳风亭，第一是以为观耕之所，劝农之外，更以示与百姓同乐；第二是以为讲学之所，以示勤政；第三则以为游宴之所，以示君臣同欢。而对廷臣而言，侍天子左右，观耕、讲学、游宴、赋诗，都成了不世宠遇。[106]如果说，嘉靖即位以来，与外廷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大礼议事件以杨廷和等廷臣的惨败收场，这一事件也成为嘉靖打击异己、培植亲信，进而隆君道、抑师道的典型事件；那么，扩建西苑，设帝社稷、无逸殿等，则是大议礼后嘉靖帝笼络新臣，并积极自我营造明君形象与君臣相得的一种政治姿态。
然而如此君臣相得的图景持续不久，嘉靖十五年正月，世宗即以偶冒风寒暂辍亲耕之礼。也是在这一年端午，嘉靖帝召辅臣李时、礼官夏言及武定候郭勋泛舟西苑，并赐宴无逸殿，时人比作是宣宗与杨荣同游西苑的再现云云，不过，这大约是嘉靖君臣最后的一次盛会了。[107]十六年，命廷臣代祭先农，止行三推礼。嘉靖二十一年，嘉靖帝于西苑建永寿宫，一应起居、理政皆在宫中，后来更终日沉湎醮事，夏言、严嵩等近臣因此长期值宿于无逸殿。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直庐应制年久”条载：“世宗于西苑躬醮事，一时文武大臣后先赐直庐于无逸殿庑，俾供应青词、门联、表疏之类庶务。”[108]由此可见，耕籍之礼在嘉靖朝中后期已日渐式微，最初作为观耕之所的无逸殿，最终成为世宗怠政、终日斋醮时大臣的值庐所在。如时人所云，“其后日事玄修，即于其地营永寿宫。虽设官如故，而所创春祈秋报大典，悉遣官代行”。[109]四十一年二月，诏罢亲耕、蚕礼，并回应辅臣曰：“耤、蚕二礼，昔自朕作，即亲耕亦虚渎耳，必有实意为是。”遂俱罢之。[110]
至今说来，嘉靖帝更定祀典，重建四郊，北京城遂有今日之规制，而西苑亦大扩于嘉靖之时，今日之三海始成规模。然而，当年嘉靖帝大兴土木，其实不过自居开国帝王，遂自我做古，大事兴建，以昭宣天下而已。其中西苑的大扩，更是所谓嘉靖怠政的结果。关于无逸殿事盛衰始末，沈德符记载最详，其议论也最为的当：
嘉靖十年，上于西苑隙地，立帝社、帝稷之坛，用仲春仲秋次戊日，上躬行祈报礼，盖以上戊为祖制社稷祭期，故抑为次戊。内设豳风亭，无逸殿，其后，添设户部尚书或侍郎，专督西苑农务，又立恒裕仓，收其所获，以备内殿及世庙荐新、先蚕等祀，盖又天子私社稷也。此亘古史册所未有。自西苑肇兴，寻营永寿官于其地，未几而元极、高元等宝殿继起，以元极为拜天之所，当正朝之奉天殿，以大高元为内朝之所，当正朝之文华殿，又建清馥殿为行香之所，每建金箓大醮坛，则上必日躬至焉。凡入直撰元诸幸臣皆附丽其旁，即阁臣亦昼夜供事，不复至文渊阁，盖君臣上下朝真醮斗几三十年，与帝社稷相终始。[111]
沈德符明确指出，嘉靖于西苑立帝社稷、设无逸殿、行耕籍礼等，是“天子私社稷也。此亘古史册所未有”，更道，后来嘉靖溺道，大扩西苑，诸殿并起，“君臣上下朝真醮斗几三十年，与帝社稷相终始”。帝王只在内廷奉道，连阁臣也沦为为帝王供事，如太常道士一般，不复至文渊阁。如果说，正德荒政，还有赖廷臣主张朝政，以至未生大乱；那么，嘉靖怠政，却不过表象而已，其实质已将廷臣牢牢掌握于一己手中。谈迁在《国榷》卷64里谈及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可知世宗大扩西苑，建无逸殿，更移居于西苑永寿宫，所谓君臣相得，弦歌（醮斗）为欢，都不过是一个私字，从嘉靖初年大礼议的私宗庙以来，更私社稷、私礼乐、私讲学、私君臣、私朝堂，其实际是远离外廷，而于紫禁城外之西苑，独辟一天下而已——居此内廷，大享我天子独尊、睥睨朝野的威武。
先农亲蚕之祀在嘉靖四十一年已经停罢，惟西苑农务终世宗一朝；待穆宗继位，即以为帝社稷荒唐无稽，诏罢除，西苑宫殿在嘉靖死后一月便已被毁，如沈德符所说，“不特永寿宫夷为牧场，并西苑督农大臣亦立裁去”，[112]惟无逸、豳风尚存，仍为至尊亲稼之所，大概也是明廷独重农事的缘故，只是其间又在万历甲申、乙酉两次遭遇火吻，经辅臣申时行奏请方得以修复。
从晚明记载来看，原为观耕之所的无逸殿，悄然成为后来帝王秋收驾幸时，“内臣各率其曹作打稻之戏”的场所，“凡播种、收获以及野馌、农歌、征粮诸事，无不入御览，盖较上耕耤田时尤详云”，[113]这一打稻戏至崇祯时犹兴盛不衰，当是当年无逸殿帝社稷祀礼的遗存。历来春行耕籍礼、秋收祈报，都有教坊杂剧承应。虽然不知嘉靖之时无逸殿承应杂剧如何，然而，嘉靖皇帝大肆制作，其意原不在礼乐本身，于乐也不论雅俗。譬如，无逸殿讲学乐章便全由南北俗曲构成。另外，又有记载道，嘉靖十年世宗于无逸殿宴请群臣时，曾歌“花底黄鹂”曲，此曲今《雍熙乐府》卷十六“南曲”有录，[114]实为当时仍然流传的弦索南曲，或者由此也可想见无逸殿上的音声如何了。另外，从前述定南郊耕籍礼，礼臣议罢宴乐与乐舞队，而嘉靖帝大省礼仪，而独定宴时乐舞队承应，已可见嘉靖与外廷相抗独重宴乐的一面。因此，无逸殿在嘉靖朝为示君臣相得，教坊宴乐必然不少，也不拘俗乐。
自弘治以来，南郊耕籍礼每为儒臣所重，并往往奏禁教坊杂剧不得出戏谑之辞，崇祯时更禁教坊以杂剧承应；而嘉靖于内廷之中大肆更张，却已渐次混淆雅俗，最终导致了俗乐渐盈于前。待到后来，西苑虽帝社稷已罢，无逸殿农务犹存，因此上承嘉靖余风，秋收之时仍以打稻戏等俗乐承应，且这打稻戏因了没有嘉靖时帝社稷礼的束缚，更转归钟鼓司由内侍承应，自然是日益发达起来。
（三）万历以来：四斋与玉熙宫的俗乐大兴(www.xing528.com)
关于四斋、玉熙宫与内庭演剧，目前经常被提及的便是刘若愚《酌中志》的记载：[115]
神庙孝养圣母，设有四斋，近侍二百余员，以习宫戏、外戏。……神庙又自设玉熙宫，近侍三百余员，习宫戏、外戏，凡圣驾升座，则承应之。……此二处不隶钟鼓司，而时道有宠，与暖殿相亚焉。[116]
有关记载简单而明确，然而，却仍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辨析。第一，关于四斋与玉熙宫的设立时间存在歧义，是指兴建时间还是指成为演剧机构的时间。刘若愚的记载，只道“神庙……设有四斋”“神庙又自设玉熙宫”，已难免歧义，后来记载，更说“始设四斋”“始设玉熙宫”，则歧义更生。[117]因此，今人在考定此条材料的时间时，往往说成是四斋设立的具体时间，其实不然。四斋兴建时间目前不详，但玉熙宫已知兴建于嘉靖时期，同理，四斋也可能早就存在，说“神庙自（始）设”的意思，是指神宗开始将四斋、玉熙宫设为教习演剧的场所。第二，现有研究多以为四斋与玉熙宫为演剧场所，也有误。这两个场所首先是内侍教戏与学戏的场所，而非实际表演的场所，刘氏所载，但称“习宫戏、外戏”而已，以供承应而已，而在玉熙宫观剧大概还是后来的事情。以下分别考述。
1．先说四斋。
四斋具体地址在何处，尚自不明，其始建于何时也不明，不过，神宗何时将四斋设为近侍演习戏剧的场所尚有踪迹可考。关于四斋，主要被大家征引的材料有三：最早记录的是晚明刘若愚（1584—？）《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执掌”，是书成于崇祯二年至十四年间：
神庙孝养圣母，设有四斋，近侍二百余员，以习宫戏、外戏。凡慈圣老娘娘升座，则不时承应。外边新编戏文，如《华岳赐环记》，亦曾演唱。[118]
稍晚，明末清初蒋之翘（1596—1659）《天启宫词》有“歌彻咸安分外妍，白翎青鹞入冰弦。四斋供奉先朝事，《华岳》新编可尚传”，诗后自注云：
神庙孝养两宫，设有四斋。近侍二百余名，习戏承应。一日，两宫升座，神宗侍侧，演新编《华岳赐环记》，中有‘权臣骄横，宁宗不振’，云‘政归宁氏，祭则寡人’。神庙瞩目不言久之。[119]
又清人饶智元《万历宫词》其七有云：“四斋清乐慰慈颜，过锦连番夜色阑。宣进玉堂双白燕，君王长奉两宫欢。”[120]并诗后自注引《彤史拾遗记》曰：[121]
神宗既嗣，后称仁圣，贵妃称慈圣。两宫既同尊，而后与慈圣皆贤，素无嫌猜，至是益亲谧。神宗又孝事两宫，尝设四斋，近侍二百余人，陈百戏，为两宫欢。每遇令节，先于乾清宫大殿设两宫座，使贵嫔请导，上预俟云台门下，拱而立，北向久之。仁圣舆至景运门，慈圣舆至隆宗门。上居中北向跪。少顷，两舆齐来前，已，复齐至乾清门，上起。于是中宫王皇后扶仁圣舆，皇贵妃郑氏扶慈圣舆，导而入。少憩，请升座。自捧觞安几，以及献馔更衣，必膝行稽首，皆从来仪注所未有。于是始陈戏，剧欢乃罢，凡大飨多此类。
诸家记载都指出神宗设四斋意在孝养。神宗生母李氏原系嫡母陈氏侍女，大约两宫相厚，而神宗自幼也事嫡母至孝，因此，即位后，两宫并立，设四斋以娱两宫太后，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内侍的记载，特别突出了孝思的一面，称颂万历帝奉养两宫节令观剧，整个过程礼仪肃然，如何“下气怡声，膝行叩拜，周旋中礼，倾心孺慕，从来古今帝王圣孝所希觏”。[122]既言“奉两宫欢”，则设立四斋演习戏剧必在两宫太后俱在时。史载：“万历二十四年秋七月戊寅，仁圣皇太后崩”[123]，“万历四十二年二月辛卯，慈圣皇太后崩”[124]，是其时至少当在万历二十四年之前。
至于设立上限，则至少当在万历十年亲政以后，更可能是在亲政数年之后，也即在万历与外廷经历短暂的合作时期，而矛盾开始激化之后。何以见得？据载万历八年十一月，“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翼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125]。这里所说“新声”，即与原教坊正声不同，而属于民间新声，或即刘若愚所说外戏。更重要的是，从这条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神宗令宫人唱新声，宫人辞之曰不能，一方面说明这时新声在宫廷演唱不广，另一方面当张居正在位，自然是不允许少年帝王在宫中耽溺新声的。而说万历帝取剑击两宫人，显然是大怒欲击杀的意思，只是经人劝解，方才截其发（以代截其首），令其退下。这一事件，正与万历十七年雒于仁疏中所指斥的“今日杖宫女矣，明日杖宦官矣……其病在尚气者”同一性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万历处处受制，不免积攒种种乖张戾气，遂发泄于宫人内侍身上，“醉使歌新声”不过早期事例之一而已。因此，万历皇帝于西苑别设四斋，令近侍演习戏剧，并以奉两宫为名，显然是受激于外廷所致。如此，四斋设立的时间放在万历十五年之后较为妥当。
然而，关于设立时间的下限，一般所说万历二十四年貌似确凿，却仍然存在问题。最早《酌中志》所载，只说孝养“圣母”，观戏者也只说得“慈圣”一人，说“奉养两宫”，倒是蒋之翘、毛奇龄等人。《酌中志》陆续撰于崇祯二年至十四年间，蒋之翘《天启宫词》则撰于崇祯十五年，不过晚上几年；然而，前者是宫中人记宫中事，后者则已是宫外人的追忆，且当大明将亡之时，“稽事揣情”，难免有影响之词，毛奇龄《胜朝彤史遗篇》更在入清以后，其他诸家记载又往往转述毛奇龄语，终究令人生疑。这一问题的浮现更与《华岳赐环记》的搬演有关。因受“奉养两宫”的影响，一般研究者往往将《赐环记》进入内廷搬演的时间，定在二十四年之前，甚至更早。其实不然，关于《赐环记》的创作时间，目前较为确凿的材料是梅鼎祚《答佘聿云》一信，信中道“《赐环》风气凛凛，亦自谈谐。华子西堀生，而韩平原之徒真亡矣”，[126]从语意揣测，应是佘翘在《赐环记》完稿之后曾寄予梅鼎祚，方有梅氏的作书答复。信写于万历三十三年，则佘作亦当作于此年或之前不久[127]，至于进呈宫廷自然应是在流播渐广之后；因此，此剧在宫中演出的时间当定在三十三年之后至四十二年慈圣太后驾崩之前。由此可见，刘若愚只说慈圣一人观剧更合乎事实；进而言之，究竟是四斋早已传习演剧供奉两宫，后来慈圣一人在时，外戏增多，还是四斋在二十四年仁圣驾崩之后只为慈圣一人而设，目前仍不分明。
我们说，刘若愚笔下，四斋只是教习戏剧的场所，那么，哪里是演剧场所呢？上引《彤史拾遗记》记载得分明，“每遇令节，先于乾清宫大殿设两宫座”，上预先立于云台门下等候，由妃嫔等导引两宫太后而来，“请升座……于是始陈戏，剧欢乃罢”。清史梦兰《全史宫词》卷20也道，“龙楼弦管一时鸣，令节承欢奉辇行。初命四斋陈百戏，君王先已候乾清”，[128]则全据《彤史》所载，也直接点明四斋（乐人）陈百戏的场所是在乾清殿，即皇帝起居之处。当然，乾清殿只是演剧场所之一，这也说明，四斋只是教习场所，而非演剧场所。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在四斋演剧的材料。
2．次论玉熙宫。
如果说设四斋教习戏剧，尚是以颐养两宫为初衷，出乎孝思；而设玉熙宫教习戏剧，则已纯属于帝王宴乐。玉熙宫之名始见于嘉靖朝，史载，嘉靖二十九年九月三日，玉熙宫成；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宫变，嘉靖皇帝遂移御于西苑永寿宫，不复居住大内；嘉靖四十年十一月永寿宫火灾，暂御于玉熙宫[129]。当时工部尚书雷礼还上疏道：“玉熙宫殿湫隘，且地旷近水，非可久御，请及时营缮永寿宫。”[130]据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万历时玉熙宫即嘉靖时玉熙宫，其址或曰“金海桥之北”，或曰“金鳌玉
桥之西”，其实，“金海桥即玉
桥，玉熙宫久废。本朝改为内廐，豢养御马，今阳泽门内小马圈即其地也”。[131]由此来看，玉熙宫在嘉靖时期，不过西苑内一宫殿，至万历时，始诏近侍学剧于此。
不过，与四斋不同，玉熙宫同时还是演剧场所。仍据于敏中所载，“原玉熙宫二坊曰熙祥熙瑞，后殿曰清仙宫，东寿祺斋，西禄祺斋，又有凤和居，鸾鸣居，仙辉馆，仙朗馆，明宫殿额名”，则玉熙宫已是规模不小的宫殿群落，或者原来也是游憩之所，相当于别苑，所以当年嘉靖皇帝才暂居于此；而且，地旷近水，西苑以金鳌玉
桥为界，桥北是北海，桥南是中海，桥南新扩建的部分是南海，三海水面统称太液池，玉熙宫在桥北，当是临水而建。想来，神宗最终选择玉熙宫来供近侍学戏，后来玉熙宫又变成宫中最盛的一处演剧场所，大概也跟它的别苑性质——遂成为帝王的娱乐之所，与“地旷近水”——便宜演出的地利之势有关罢。明曹静照《宫词》，“口敕传宣幸玉熙，乐工先候九龙池。妆成傀儡新番戏，尽日开帘看水嬉”，写的便是当年观水上剧的情景。[132]
万历自设玉熙宫以习演剧，不知始于何时。据刘若愚载，是在设四斋之后，大概万历初好戏剧，尚以孝养为辞，后来，因四斋不足用，更设玉熙宫以自娱。同时，程嗣章《明宫词》道：“玉熙宫女细腰肢，舞态能含灯影随。身是大梁儒士配，忽传懿旨得佳期。”及其诗后自注：“玉熙宫女妓能戴灯舞，自言家大梁，曾许里中人儒生。慈圣遣还其家，使配焉。”[133]据此也可知，玉熙宫承应演剧，最晚也在万历四十二年慈圣皇太后驾崩之前。联系四斋的设立时间，其时当更早。
不过，此条材料的重点还在于玉熙宫承应者不仅有宦侍，还有女妓。洪武立制，严禁女乐，其后武宗破祖宗旧制，以女乐入内廷承应，也是出于其极端之任情纵性，蓄意破例。然而，至万历时期，女伎至于如此规模，而且，其中还有“曾许里中人儒生”的女伎，其意味就颇可玩味了。宋懋澄在论及御戏时道“别有女伎，亦几千人，特设内侍领其职”，应该说的便是万历间事。如此看来，于钟鼓司外别设四斋、玉熙宫，选近侍以习演剧，很重要的一点便是蓄女乐。从程氏宫词来看，洪武祖制不存，女乐大张于内廷，此其一；乐籍制度松动，疏于管理，征选良人入宫为伎，此其二。此两点，又皆与其时制度的变化息息相关。[134]
那么，四斋、玉熙宫的性质，或者说其设立的意义，又如何呢？有记载道：作为内廷的习剧机构，四斋与玉熙宫并不隶属钟鼓司，同时，又最得帝王专宠，如《酌中志》所说，“而时道有宠，与暖殿相亚焉”。笔者曾撰文论及钟鼓司的兴起，就其内侍身份，以及内廷承应职责，溯及汉之黄门乐，及后来唐宋时云韶院部；不过，若就正德时期，钟鼓司已取代教坊分付中和韶乐，召地方乐工等而论，那么，其于礼乐史或演剧史之意义而言，武宗于教坊之外独重钟鼓司，则已相当于唐玄宗时于太常之外别设教坊。“朝廷于官方司乐机构之外，别设乐院以司宫中宴乐，后者相对前者，因其私人化性质较浓，所承应乐舞也相对自由，而多以俗乐为主。”[135]进而言之，如果说，正德时期以钟鼓司取代教坊司是内廷乐署开始介入对天下演剧的掌控，是为礼乐之大变；那么，万历时期钟鼓司之外又有四斋与玉熙宫兴起，则是演剧的进一步内廷化与私人化——所谓选近侍习剧，岁时承应，实际已完全脱离朝廷的礼乐系统，而仅供帝王内廷自娱，这些近侍也不过是帝王的一班家乐罢了——也即，四斋与玉熙宫，已带有浓厚的皇家梨园色彩，是礼乐又一大变。正德时于教坊司外别重钟鼓司，万历时又于钟鼓司别兴四斋与玉熙宫，一如唐玄宗于太常之外别设教坊，于教坊之外又别设梨园，梨园弟子三千，帝亲教习云云。因此，一方面可以引女乐（乃至戏班）而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外戏新声而入。继成化、正德之后，俗乐再次勃发于内廷，成为明代宫廷演剧最后的辉煌时期。天启崇祯都不过承其绪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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