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皇帝一直是有明一代最为特立独行的帝王，或许，也正是因此吻合了晚明纵情任性之风，其故事也成为小说戏曲中最流行的市井传奇之一。他一生精力充沛，好武事，好番教，好教坊戏剧，好市井喧哗，君臣往来一任性情，不合则避而不见，合则终日同卧起，信则任你权倾朝野，疑则由他逐杀无论，全然市井豪杰之风，生杀喜怒一任于心。察其内心，却是异样孤独，遂至性情乖张，纵酒嗜欲。一生不居于乾清宫，自筑豹房新宅，以将帅自命，南游北狩，不知何处是家，也不知何处可止，终因落水成疾，呕血而亡。谥曰武宗。正德皇帝的一生如戏剧，并始终与豹房相关联。
豹房之名，始于元，初不过蓄豹之所。明室尚有虎房、鹰房、象房等；然而，正德时期的豹房，却远非蓄豹而已。确切讲，所谓豹房，实有两地。一是传统蓄豹之所；一是武宗所在宫苑，一应日常与政事皆在其间，原作豹房公廨。关于豹房所在地，有学者考订甚详，（蓄）豹房与虎城同在西苑，虎城在太液池之西北隅，北有百兽房，（蓄）豹房为百兽房之一，又在虎城西北隅，即今太液池西北岸牲口房南、清馥殿北。而豹房公廨在“腾禧宫北、赃罚库以南、畜豹豹房与百兽房以西及皇城西墙南至西安门之十库以东一带之地以南”。[53]后来一般所说豹房，实即都是指称豹房公廨，[54]然而，按其规模与性质，实宜称作“豹宫（殿）”才是。下文所说豹房也指公廨，若蓄豹之所则称（蓄）豹房。既称豹房，自当与豹有关，据考，正德时蓄豹达九十多头，[55]自然，所蓄豹应在（蓄）豹房，至于豹房是否有一二豹守门护苑，已不得而知。但武宗好武事，校场演猎，南海子围猎，纵豹出入，是应然之事；而武宗构新宅于（蓄）豹房之畔，武宗称之为“新宅”，俗谓之为豹房，当是状其好豹（猎）好武事，更以豹象其武威的缘故。至于护卫出入皆以豹牌为令，也可以看作是正德君臣好豹好武的象征。
豹房的兴建，始于正德二年八月。《明史·武宗本纪》道，（正德二年）秋八月丙戌，作豹房。[56]此说源于《实录》，同日有云：“盖造豹房公廨，前后厅房，并左右厢房歇房。时上为群奸蛊惑，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57]而毛奇龄《武宗外纪》记载尤详：[58]
乃大起营建，兴造太素殿及天鹅房船坞诸工。又别构院籞，筑宫殿数层，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比，名曰豹房。初，日幸其处，既则歇宿比大内，令内侍环值，名豹房祗候，群小见幸者，皆集于此。
豹房自正德二年八月开始兴建，至七年犹未完工，据《实录》记载，“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今又添修房屋二百余间，国之民贫何从措办，乞即停止或量减其半，不听”[59]；由此来看，豹房规模是非常之大的，实质上是正德皇帝在紫禁城外，西苑之中，又别建一所宫苑。自正德三年以来，武宗便开始自乾清宫移居于豹房，直至驾崩，如实录所说，从此不复入大内矣，可见，这一豹房的存在实际已与正德一朝政治相始终。时至今日，学者已经开始认同这样一种观点：豹房其实是正德皇帝为与外廷相抗，而于内廷借助内侍与近臣所重构的一个政治权力中心。只是对于正德皇帝这一举措的评价，存在分歧。[60]
豹房的兴建，根本原因即在于正德初年的反刘瑾事件。如前所说，此一事件，是形成正德朝政治力量重组的关键，也是有明一代礼乐政治的转捩点。当年刘瑾力陈当时的权力全为台阁文臣所掌，全无朝廷；或许正是受此暗示，正德皇帝开始远离外廷，悖礼纵性，大兴豹房以构建私（内）朝廷，更以将帅自居，欲功业天下。而对外廷来说，豹房的存在，便是正德皇帝为群奸所惑，“群小见幸者，皆集于此”。聚集在武宗身边的，大略有以下数家势力。
其一，以刘瑾等八虎为代表的内侍，标志着钟鼓司的兴起与礼乐大变的开始——即宫廷杂剧的大兴，并成为正德大修豹房新宅的前提。
正德二年三月，刘瑾召群臣跪金水桥南，将阁臣刘健、谢迁等56人宣示为“奸党”，标志了正德元年十月以来反刘瑾事件的结束，刘瑾由此权倾朝野，焦芳等新兴阁臣俱附其下。五个月之后，正德二年八月，豹房开始兴建；正德三年，豹房成，正德皇帝日居其中，不复入大内；是年七月，谕钟鼓司康能为庆成乐广征地方乐工。年轻气盛的正德皇帝，以“移居豹房”的行动，强烈地表达了对外廷的拒绝，试图由此缔构一个不受廷臣约束、唯我独尊的权力中心，来施展他礼乐天下的帝王事业。也正是因此，教坊司作外廷职司之一，其礼乐职能必然受限，在豹房这一武宗的私朝廷里，钟鼓司，原本为帝王内廷戏剧的机构所在，遂逐渐凌驾于教坊司、甚至礼部之上，代天子司掌天下乐事。
帝王好戏剧，执掌钟鼓司的刘瑾日导帝于戏剧，遂因此而得宠，而极权，而诛杀。如此戏剧人生是如何开启的，或者说，与戏剧之间究竟如何关联，当时戏剧如何，皆不得而详。倒是八虎之下，钟鼓司另有一人于喜，因武宗好戏剧而开启了戏剧性的人生，笔记对此记载甚详：[61]
正德初，内臣于喜以钟鼓司选入。旧入此者，例无他选，谓之东衙门，诸监局所不齿。于以长躯伟貌，偶得选，改为伞扇长随，但日侍雉尾间，亦贱役也。……于还内，正值午节。武宗射柳，命诸珰校猎苑中，设高丽阵，仍设莫离支为夷将。比立御营，则上自坐下，亲申号令，以唐兵破之，败者行军令，能入者与蟒玉。诸内侍雄健者，策马以往，屡冲不得入。左右曰：“如于喜长大，或可任此。”上回顾颔之，畀擐甲胄，带假髯，作小秦王装束，仪形颇伟岸可观，甚惬上意，命以所御龙驹借之。喜据鞍挥策，马顾见喜状，素所不习，大惊狂鹜，直突莫离支中军，各营披靡解散。天颜大怡，即赏蟒玉如约。……自是日为上所宠眷，出镇宣府大同，入掌各监局，稔恶者十年。而武宗升遐，肃皇入继，素知其罪，仅在八党之下……即剥其蟒玉，收系治罪，得诸不法，谪为孝陵净军，尽籍其家。至嘉靖四年，复入京自辨，仍加搒掠遣归伍，冻馁死。
这条材料的意义，还在于提到了端午节的射柳戏。驰马射柳，自来便有，辽金元尤盛。例如，辽时便有端午祈雨射柳的记载。不过武宗午节射柳之戏却远为复杂，“武宗射柳，命诸珰校猎苑中，设高丽阵，仍设莫离支为夷将。比立御营，则上自坐下，亲申号令，以唐兵破之，败者行军令，能入者与蟒玉”，有故事，有演兵，直是一场寓骑射与队舞于一体的大戏剧，而这一年偶然以伞扇长随于喜为小秦王，可见搬演的主要是小秦王的故事。而于喜也因此而戏剧性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62]
其二，以钱宁为代表的锦衣卫，标志着厂卫的横行与司法的大变，以及番僧番乐番舞在豹房的繁兴。
正德五年，刘瑾诛。钱宁，此前因附刘瑾而得幸于帝王，后来累迁左都督，掌锦衣卫事，典诏狱。大抵典诏狱，便成为帝王打击异己、进一步控制文人集团的爪牙；因此，其人于豹房之中，与武宗关系最密，其势力也最炽，甚至以“皇庶子”自居，[63]其他如江彬、臧贤辈皆由钱宁而进。钱宁之所为，最突出的一点便是，他几乎左右了正德皇帝所有与外界交往，包括异族异国往来，如援引番僧番教、番乐番舞进入豹房，而满足了正德八方同庆，四海归一的盛世想象。
首先是番僧番教。嘉靖间王世贞有云：“引乐工臧贤、回回人于永（笔者按：即太监张永）及番僧等相比昵为奸，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日侍毅皇帝畋游为娱乐。”[64]这里提到钱宁援引回回人张永及番僧，并请建豹房新寺，意即在豹房兴建新寺以扩大番教的影响。按《实录》载，建豹房新寺在正德六年。当时李东阳等人交相上奏，不听。[65]正德皇帝素习番教，“后乃造新寺于内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矣”。[66]毛奇龄也称武宗“于佛经梵语，无不通晓”，遂诸寺番僧为国师、禅师、左觉、都纲等，“以后累有升授”，以为异典；并特别记载武宗宠幸乌思藏大德法王绰吉我些儿，“是时上诵习番经，心皈其教。尝被番僧服，演法内厂，绰吉我些儿并左右侍作沙门弟子”；听闻“乌思藏有西竺胡僧能言人三世事者，国人谓之活佛。上久欲召之，未能也”，遂斥巨资办厚礼赍送乌思藏作番供，等等。[67]正德皇帝好番教，通梵语，能演经法，也能做梵唱，“亲习西番梵呗，与番僧辈演唱于禁中，至自称大庆法王”。[68]
其次，番乐番舞的引入。清修《明史》，实据王世贞所载，唯王世贞于“番僧”下但云“比昵为奸”，《明史》却改作“以秘戏进”，于建新寺下并添出“恣声伎为乐”五字，突出了武宗沉湎声色的一面。关于以秘戏进，《实录》有载，殆指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即张永），原回回人，善阴道秘术，“矫旨索佐家回女善西域舞者，得十二人以进。歌舞达昼夜，犹以为不足”，更“请召诸侯伯中故色目籍家妇人入内，驾言教舞，而择其美者留之，不令出”。[69]而正德十一年召入豹房的马昂妹，也为回回人，“能骑射，解外国语”。[70]一时豹房之内，西域歌舞大兴。王世贞有《正德宫词》道：“窄衫盘凤称身裁，玉靶雕弓月样开。红粉别依回鹘队，君王亲自虎城来。”[71]
其三，以江彬为代表的边军，直接促成了武宗的内廷操练与北上宣府，更以征伐自期的自我膨胀，其结果必然导致军中戏剧的变迁，同时，也扩大了宣大等地北曲的影响。正德间以康王为代表的北曲复兴，正是以此为背景的。
宣府边将江彬，因正德六年在护卫京师的淮上一役中勇武过人，遂受赏于武宗，留京不发。当时钱宁势炽，江彬固宠，其法有二，一是籍边兵自固，迎合武宗好武事，近豹房设内教场，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京师，[72]号外四家，由江彬总统。[73]据《实录》载：[74](www.xing528.com)
上好武，特设东西两官厅，于禁中视团营。……四镇兵号外四家，彬兼统之。上又自领阉人善骑射者为一营，谓之中军，晨夕操练，呼噪火炮之声，达于九门。浴铁文组，照耀宫苑，上亲阅之，其名曰过锦，言望之如锦也。诸军悉衣黄罛甲，中外化之，虽金绯盛服者，亦必加此于上，下至市井细民，亦皆披化之。……其后巡狩所经，虽督饷侍郎，巡抚都御史无不衣罛甲见上者。
看惯明代演剧的人，一眼便可以看出，这里的操练，其实更有阅兵的仪式感，也即颇类似于乐舞，宋懋澄论御戏条道“至战争处，两队相角，旗杖数千”，便是如此。[75]这一段文字最突出的意思有两层：一是言操练有如（武）队舞。帝王端坐官厅，看军士一队队往来，又极重服饰，“悉衣黄罛甲”，料得当时太阳底下，熠熠生辉，所谓“望之如（过）锦也”。一场演兵，命之曰“过锦”。过锦原本是明代宫廷盛行的戏剧，对正德皇帝而言，内廷演练，不过自己新创新排的一场“过锦”大戏罢了。[76]反观上文午节射柳，正德皇帝在校猎苑射柳，布阵排演小秦王平高丽故事，也可看出校场演兵的仪式化与戏剧化。二是服饰的影响。这里只说，诸军俱服黄罛甲——大有满城皆带黄金甲的意味，以至于上下同好，虽金绯盛服者，亦必加此于上，连市井细民，也纷纷仿效，号曰“时世装”。[77]这一对服饰的偏好，同样反衬出内教场演兵的戏剧化。[78]此外，《明史》又道，“每团练大内，间以角抵戏”，则校场之中，除却演练兵阵还间以兵士相互角抵为戏。[79]由此来看，正德的内廷操练，正如史家所云：“大要以恣驰骋，供嬉戏，非有实也。”[80]
二是导帝微行，数至教坊司，更北上宣府，以远离钱宁势力。先是，“彬导帝微行，数至教坊司；进铺花毡幄百六十二间，制与离宫等，帝出行幸皆御之”。正德十二年八月，江彬游说武宗北上宣府。史载：“彬既心忌宁，欲导帝巡幸远宁。因数言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帝然之。”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武宗因江彬一句话，遂翘然向往。史载正德北上情形，首先是急装微服出行，在居庸关为御史所拦，又悄然夜行，复令太监断后，截挡廷臣，过关之后，还得戒守关者不得放京官出关，这才施施然幸宣府。“因度居庸，幸宣府。彬为建镇国府第，悉辇豹房珍玩、女御实其中。彬从帝，数夜入人家，索妇女。帝大乐之，忘归，称曰家里”；[81]“还京后，数数念之不置。彬亦欲专宠，俾诸幸臣不得近，数导上出。及再度居庸关，仍戒守者毋令京朝官出关。盖上厌大内，初以豹房为家，至是更以宣府为家矣”。[82]这数次北上，便包括在太原大索女乐，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原晋府乐工杨腾妻刘美人。[83]
内教场操练，俨然成为一部新创过锦，更穿插种种角抵戏，可以想见当时军中娱戏的繁盛。正德皇帝更制有靖边乐，番鼓齐发，播之于教坊，料得也是从军中得来，武宗以将帅征伐靖边自期，遂有此作。[84]更值得注意的是，江彬原是宣府边将，所统外四家，除却辽东是金元旧部，国乐所在外，其他三镇自金元以来都是北曲发生发展的渊薮；[85]这样，外四镇兵士也必然会将原来的娱戏方式带进京师，这是一。正德三年广征地方乐工，《实录》特书河间等府，河间府与宣府，以及后来进筋斗色的广平府都属北直隶，即直属京师，而此处早在蒙元大都时期便是新兴北曲发展的重心。这是二。江彬又导帝数过宣府大同，广征乐工（女），这是三。由此可以想见，这种种行为必然导致北曲在京师的繁炽，由此可见，我们戏曲史上所说正德间以康海、王九思为代表的北曲复兴也正是以此为背景的。[86]康、王二人在刘瑾败后被列为瑾党，永不录用，遂不得已退居陕西乡里，将一腔郁愤寄托于北曲之中。
其四，以伶官臧贤为代表的教坊，或曰江南曲家。以武宗南巡为契机，直接影响了两京教坊的往来交通，或者说，构成了北曲与南曲、教坊正声与地方新声的交流。
如上节所说，臧贤身为教坊司奉銮，然而，其人深受宠遇，却并不仅仅体现在礼乐制作本身，而是日益走向伶官越权干政的极致；而其人其事，最根本的一点，则在于臧贤的以文士自命，以知音律自命。也正是因此，有关正德与臧贤的记载，往往与南巡、与江南、与文学、与考音有关。譬如，关于杨循吉与徐霖，如何宠遇异常，便反复见于笔记，并与臧贤的举荐关联在一起。杨、徐二人俱善南北曲，史载纷繁，姑录一二则以见大概。先说杨循吉：
正德末，循吉老且贫，尝识伶臧贤，为上所幸爱。上一日问：“谁为善词者？与偕来。”贤顿首曰：“故主事杨循吉，吴人也，善词。”上辄为诏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强前为循吉治装，见循吉冠武人冠，韎韐戎锦，已怪之。又乘势语多侵守令。已见上毕，上每有所游燕，令循吉应制为新声，咸称旨受赏，然赏亡异伶伍。又不授循吉官与秩，间谓曰：“若娴乐，能为伶长乎？”循吉愧悔，汗洽背，谋于贤，乃以他语恳上放归。归益不自怿，诸后进少年非薄之，亡礼问者。而其文亦渐落，不复进。卒穷老以死，所著《奚囊杂纂》，未成书。[87]
再说徐霖：
武宗召徐霖在临清谒见，欲授霖教坊司官。霖泣谢曰：“臣虽不才，世家清白。教坊者倡优之司，臣死不敢拜。”乃授锦衣镇抚。久渐宠幸，至以子仁呼之。[88]
武宗皇帝南巡，近侍上其词翰，诏见行宫，爱之，两幸其宅，赐一品服及杂器，并扈从还京，将授美官，会武皇崩，竟复还。不可谓非命也。[89]
对比有关杨、徐二人的记载，便颇有意味。关于杨循吉，如记载中言，大抵因老且贫，希冀有所进，遂勉托臧贤引荐，更迎合上好，着武人装种种，即披宠遇，又以为帝王不过俳优处之，遂心生愧悔，归乡之后，益发抑郁不舒，以至门前冷落，为里中后进所轻。王氏笔下颇为冷峻，而嘲讽悲悯俱在。同样，沈德符也颇有微词，遂将杨氏之事记入“佞幸·文人无赖”条下。[90]徐霖却是不然。譬如，顾璘在为徐霖作墓志铭时，已对徐霖将授美官而不得，深感遗憾；李翊一开始叙述徐霖不肯与倡优同列，还与杨循吉相似，似有微词，然后来却大书霖安于锦衣卫镇抚一职（以文人而冠武职不可不谓滑稽，如杨循吉然冠武人冠然）如何如何。其他记载也多书写君臣之间如何相欢，如正德亲至霖家，霖但以四果进茶，正德呼酒，“命霖歌，帝亦自歌。群乐并不得和。从容欢燕，四鼓乃罢”。[91]至于《金陵琐事》等所载，便更有传奇色彩。同样是因音律词曲受知于帝王，大约是一曾为礼部主事，一为处士，一贫且老，一优容金陵，于是，舆论不同，心态亦复不同，杨循吉瞻前顾后，进退失据，而徐霖却进退自如，飘飘然演绎了一场布衣与天子宾主相得的传奇。
杨循吉与徐霖的确晋见过正德，[92]然而，若说都是臧贤举荐，却有待商榷。尤其是杨循吉，旧与臧贤相善，大约彼此之间，也曾词曲往来。臧贤援钱宁而见幸，并附钱宁与宁王交结，正德十四年，因宁王起兵事败，而被杖流放，为钱宁暗杀于途中，灭口云云。被杖事在八月二十四日，正德南巡在八月二十六日。由此可见，臧贤并未随帝南巡，也不可能在南巡期间引荐杨徐二人。[93]不过，这并不排除臧贤与杨循吉曾经相交，以及臧贤曾在正德面前称誉过杨、徐擅曲。更有意味的是，仅隔数十年，臧贤、正德与杨、徐的故事便流播甚广，连王世贞这样的史家也记录在册，或许正可以观世相了。杨徐故事，一方面折射出江南士林进退失据的尴尬心态，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天子近臣教坊伶官臧贤的心态。命为伶长，如臧贤；赐一品服，亦如臧贤。杨、徐既以为耻，臧贤虽负才情，却世代伶官，更以为耻；因此，向慕风雅，积极以文士自命，揖让于缙绅与文学之间，也便成了臧贤的心结。可以想象，这也是臧贤能为当时文风所浸染的重要原因。《盛世新声》的编撰，或许就是因此而起意的。
无论如何，臧贤与曲选《盛世新声》的关系，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成弘以来教坊正声渐次衰微，南北新声渐炽，至正德嘉靖间变动日益剧烈，曲界始成一新局面；我们说，《盛世新声》等三家曲选实际引领了嘉靖以来编撰与刊刻曲选的风潮，也是当时曲坛复古思潮的标志之一。[94]三家曲选以《盛世新声》最早，有正德十二年作者自序，序中明确视南北曲为乐府之遗声，遂标举风雅与音律，以雅正场上。该书作者自署为“梨园中人”，也即“教坊中人”，书又题作“樵仙戴贤愚之”，与“雪樵臧贤良之”极为相似，考虑到臧贤后来被诛，坊间对有关题署加以挖改，含糊其词，甚至掩去踪迹，都十分正常。[95]更重要的是，如上所说，臧贤有编撰此书的动机，也有自己编撰，或召慕词客编撰的条件，一如嘉靖间郭勋进《雍熙乐府》和《水浒传》于御前。
总之，臧贤的逾制，原出于个人意志，而其所行，也必然导致教坊演剧的不受约束，日趋自由，初则以帝王好尚为风向，再则以天下好尚为风向，而这之间，一则由于两京教坊原是金元正声所在，二则由于臧贤以文士自居，好慕风雅，因此，复古思潮也开始弥漫于两京教坊。
武宗于紫禁城外西苑之中新构豹房以自处，以刘瑾为始，钱宁、江彬、臧贤辈皆角宠争权，张扬至极。其间，无论是刘瑾时期隆钟鼓司于礼部之上，还是臧贤的以文士以礼部官自居，都是对明初以来礼乐演剧制度的彻底颠覆；同时，江彬与钱宁的导帝于游嬉，一则使宣大北音竞炽于京师，一则使番乐番舞大炽于内廷，这也是胡风与北音在明中叶重新繁盛的重要契机。从此之后，钟鼓司与教坊司日趋合流并日以帝王好尚为转移，宫廷内外，京师上下，互为影响，曲坛亦日新而月异。然而，外廷的反弹始终存在。可以说，当正德时期，帝王倚内侍与近卫以与外廷相抗，其力量尚有不足，或许，其本意也只在远离外廷、自求恣放而已。这也是刘瑾擅权不过四年，臧贤始终未能真正朝士化，并最终与钱宁一起，随宁王事败而败，江彬则随正德崩而败，正德驾崩之后，杨廷和能迅速重整政治势力，推行嘉靖新政的原因所在。《明史·武宗本纪》赞曰：“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毅皇手除逆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假使承孝宗之遗泽，制节谨度，有中主之操，则国泰而名完，岂至重后人之訾议哉。”[96]这段赞语说得有些含蓄，说“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实际是说，正德纵然荒嬉，但百官进退——无论是正德尚自清明，还是廷臣矫然相抗——仍然掌握在外廷手中，因此，整个官僚系统，朝野政治尚能正常运转。
遥想当年，正德宠遇杨、徐，赏其能音律，便有意命为伶长，杨、徐皆以为辱，或赐锦衣卫职，着武装侍上左右，则众以为滑稽；然而，在正德而言，却是真心，彼性之所昵，不过近侍而已，能为其近侍者，不过伶长锦卫，其所能赐予者，不过伶长锦卫，都在外廷官僚系统之外。正德所能周旋者，不过一豹房、一宣府而已。武宗的豹房政治，在其极端纵情任性的映照下，终不过如一场戏剧、一棚烟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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