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司之名不知起于何时，为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明初，钟鼓司为司天监之辅，“（洪武）四年辛亥……凡定时以漏，更时以牌，报更以鼓，警晨以钟，皆钟鼓司佐之，玄象图书非其职者不得预”；[2]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复定钟鼓司职责为“掌祭乐及御乐，并宫内宴乐与更漏、早朝钟鼓诸事”。[3]大约新朝甫立，礼乐犹简，所以初不过定时报时、出入钟鼓罢了，后来方预祭乐与宴乐等，都属雅乐；兼掌内廷杂戏，应是后来的事情。如《明史》所载：“钟鼓司，掌印太监一员，佥书、司房、学艺官无定员，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4]显然，较洪武时已多出“传奇、过锦、打稻”等。至晚明，刘若愚于钟鼓司的执掌记述尤详，“掌管出朝钟鼓，凡圣驾朝圣母回，及万寿圣节、冬至、年节升殿回宫……在圣驾前作乐，迎导宫中升座承应。凡遇九月登高，圣驾幸万寿山；端午斗龙舟、插柳；岁暮宫中驱傩；及日食、月蚀救护打鼓，皆本司职掌。西内秋收之时，有打稻之戏……又过锦之戏……皆可承应……又木傀儡戏……”[5]文中于何为打稻戏、过锦戏、木傀儡戏等叙述颇详。这样，《明史》中所说“传奇、过锦、打稻”等，显系后来所增，而且显然也受刘若愚一书影响。实际到晚明，钟鼓司所掌戏剧远不止刘若愚笔下所书。譬如，宋懋澄《九籥集》卷10所录钟鼓司诸伎便有狻猊舞、掷索、垒七卓、齿跳板、杂伎、御戏等，除却御戏是院本杂剧南九宫外，其余都是杂戏。
那么，钟鼓司究竟是何时，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并渐次凌驾于教坊司之上呢？
钟鼓司，具体何时开始兼掌内府杂戏，史载不明，又称御戏监，大概也是杂戏渐盛后的俗称。然而，从礼乐机构的设制来说，朱元璋以教坊司统天下乐署，教坊司属于外廷机构，隶属礼部；因此，内廷之中，必然设一机构，掌管内廷诸乐，毕竟外廷教坊司不得随意入内，何况洪武时期即严禁女乐。如此说来，钟鼓司初不掌杂剧，或者说明初有关钟鼓司搬演戏剧的记载甚少，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由于洪武制度的约束，也由于文臣对帝王的约束，帝王多以勤政的姿态出现，内廷演剧并不发达的缘故。无论洪武朝假演剧以为声教，还是永宣朝以演剧文太平，并优渥文武，演剧都是面向天下，也必然以外廷乐署——教坊司为主，[6]教坊演剧也因此在永宣时期达到鼎盛。这一鼎盛，论其实质，却正是帝王与外廷携手——所谓君师共治——共同礼乐天下的结果。
相应，细按有关钟鼓司伶人戏剧的记载，实与帝王耽溺俗乐的记载同时出现；其发展轨迹，一应兴衰异变，也与宫廷俗乐的兴起息息相关。进而言之，无论是钟鼓司的起来，还是宫廷俗乐的兴起，直接导源于帝王与廷臣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也即君师共治的局面逐渐失衡——一方面是帝王日益以复古乐制衡帝王；另一方面，则是帝王倚内侍与近臣，与外廷相抗，遂日益沉溺于内廷俗乐之中。
如前所说，成化初年，翰林四谏的集体被贬标志着帝王与廷臣在礼乐制作上的矛盾开始激化。同样，也是在成化年间，我们开始看到宪宗好曲本好新声的记载，关于钟鼓司承应院本的记载也相应增多，最著名的便是优人阿丑：
中官阿丑善诙谐，于上前作院本，颇有东方朔谲谏之风。汪直用事，势倾中外。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骂如故。又曰：“驾至。”酗亦如故。又曰：“汪太监来矣。”醉者惊迫帖然。旁一人曰：“驾至不惧，而惧汪太监，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时王越、陈钺媚直，丑复作直，持双斧趋跄而行。或问故，答曰：“吾将兵惟仗此两钺耳。”问：“钺何名？”曰：“王钺、陈钺也。”上微哂焉。[7]
关于阿丑此类即事搬演、驾前谐谑的院本，记载尚多，而最著名的便是此条。当成化之时，宦官汪直用权，武人王越与陈钺为之羽翼，势倾天下，文官交相弹劾；成化十八年陈钺免职，十九年汪直由镇守大同调南京御马监，稍后威宁伯王越除爵。这样一场朝政大动荡，然而，在各家史传笔记的记载中，却往往有阿丑驾前搬演院本、嬉笑诙谐的影子在。谈迁《国榷》在书成化十八年三月乙酉“兵部尚书陈钺免”一段后，亦记此事，道“初，上曲宴，有阉阿丑，优也”云云。[8]优人阿丑也因此颇得声誉。何良俊道，“阿丑，乃钟鼓司装戏者，颇机警，善谐谑。亦优旃、敬新磨之流也”；[9]沈德符道，“成化间阿丑之属，以故恃上宠颇干外事”；[10]焦竑《国朝献征录》，更为之做《阿丑传》[11]；便是刘若愚记钟鼓司事，也在慨叹天启间钟鼓司佥书王进朝御前插科打诨，如何谀承魏阉忠贤时，油然忆及成化间阿丑，慨然叹道：“回想宪庙时，汪直擅权，尚有怀恩之流，居帝左右，所以阿丑敢谲谏也。”[12]当时汪直领西厂，其势日炽，却因怀恩掌司礼监，位在宦官之首，“性忠鲠无所挠，诸阉咸敬惮之”，[13]终能把持局面。这也是刘若愚感慨阿丑敢于帝前谲谏的真正原因。
其实，这里刘若愚说得还不透。怀恩，究竟何许人耶？《明史》有传，高密人，宣德间兵部侍郎戴纶族弟。戴纶素称直言，因忤上被杀，怀恩家也因此被牵连，当时的怀恩尚自年幼，遂被宫为小黄门，赐名怀恩。也就是说，怀恩虽是宦侍，却出身士大夫，诸父皆贤臣；可以说，怀恩始终秉承家风，于帝前往往直言相谏。史载，宪宗最终没有易太子是怀恩力争之功，怀恩也因此被斥居凤阳；后来弘治即位，召归，仍掌司礼监，力劝帝逐万安，用王恕，一时正人汇进也是怀恩之力。由此可见，成化一朝最终拨乱反正实是廷臣与内侍携手之功，而怀恩对外廷贤臣也往往极为向慕，“当是时，尚书王恕以直谏名，每每慨叹，‘天下忠义，斯人而已’”，这也是后来力荐王恕领阁的原因所在。当内侍与廷臣联手，帝王倚内侍以抗外廷的局面，最终未能成形。
迨至正德时期，却是不然。正德时钟鼓司势力大炽，实以正德初年廷臣与以八虎为代表的内官之间一场权力博弈密切相关。少年天子朱厚照，自东宫起便好骑射与戏剧，当时东宫内侍刘瑾便以俳优见幸。瑾，陕西兴平人，早在成化时，因武宗好教坊戏剧，便以领其事而见幸。[14]弘治初，坐法几死，后来得侍东宫。太子即位后，出掌钟鼓司，与同时东宫旧侍马永成、谷大用等人，朝夕导帝嬉游，遂日受宠幸，并称“八虎”。不过数月，正德元年春正月，刘瑾进内官监，总督团营，“孝宗遗诏罢中官监枪及各城门监局，瑾皆格不行，而劝帝令内臣镇守者各贡万金。又奏置皇庄，渐增至三百余所，畿内大扰”，[15]而百官忧惧。当时，户部尚书韩文用郎中李梦阳言，道是“与其退而泣叹，不若昧死进言”，遂以李梦阳草疏，会合九卿诸大臣，上书弹劾“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高凤等，置造巧伪，淫荡上心。或击球走马，或放鹰逐兔，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圣德”，请“将永成等缚送法司，以消祸萌”。史载“疏入，上惊泣不食，诸阉大惧。先是，科道交章请除群奸，阁议持章不肯下，诸阉已窘，相对涕泣”。次日，自请安置南京，阁议仍不从。“时王岳与司礼太监范亨、徐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待明旦发旨，捕瑾等下狱。”其实，刘瑾侍成化、正德，都不过以领杂剧而受宠，正德即位，瑾掌钟鼓司，而钟鼓司于内廷衙门中其实最是低微，且当时在廷臣眼中，也不是八虎之首，如奏章中但云“永成等”，刘瑾不过序在第六。然而，在危机时刻，却充分体现了他机辨的一面。遂率众虎夜趋上前，环跪痛泣，以头抢地，矛头直指王岳，“今左班官敢哗无忌者，司礼监无人也；有则惟上所欲为，谁敢言者”。[16]上怒，是夜立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司营务，分据要地，瑾等并立逐王岳等中官三人，后来又中途捕杀，刘健等廷臣见事不可为，遂纷纷求去。
明代内府衙门，钟鼓司最微，司礼监最尊。后者有代天子拟票、牵制廷臣之权，刘瑾以钟鼓司伶官入掌司礼监，实为有明第一人。[17]然而，个中原因也不是全无踪迹可寻。刘瑾微时，素慕王振之为人，早有发达之心；初不过领教坊戏剧而得幸于宪宗，孝宗时又受法，遂愤郁不得志，每切齿文臣，史载：“与同类屡在上前言弘治年间朝权俱为内阁文臣所掌，朝廷虚名而已，每形诸戏剧。”[18]由此可见，刘瑾从一开始便擅于利用职权之便，利用戏剧，以干政事，左右视听；后来能一夜倾覆阁议，也正是长期浸润的结果。此后，刘瑾得权，往往矫诏行事，帝皆不问，以焦芳为首的台阁也仰其意而决，一人专权至于极矣，坊间传闻，称瑾作“立皇帝”，而以武宗为“坐皇帝”。正德五年，为杨一清计败。
一个人的际遇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际遇。成化以来，帝王与廷臣矛盾渐趋尖锐化，而帝王大好俗乐也自此始，刘瑾也在此时因领教坊杂剧而渐次登上历史舞台。弘治中兴，君师共治之意渐复，刘瑾因此受法而处于边缘。正德元年十月，一场内官与外廷的大较量戏剧性地改变了历史：首先是素以礼乐自任、以帝王师自居的弘治旧臣退出政治舞台，标志着成化末年以来君师共治之意的再次破产；另一方面，朝堂内外形势迅速发生逆转，帝王开始倚重内侍与近臣同外廷相抗，而内侍近臣，以刘瑾为始，则纷纷交结君宠以争揽朝权。相应，是钟鼓司的大兴。个中关键便是原钟鼓司伶官刘瑾出掌司礼监，而有意假钟鼓司以直接干预天下礼乐。从此，正德朝礼乐的变迁遂日益与钟鼓司相关联。
正德三年七月，武宗因大成宴举乐事，特谕内钟鼓司康能等，诏移各省司取艺精者赴京供应：
（正德三年七月）壬子上谕钟鼓司太监康能等曰：庆成大宴，华夷臣工所视，当举大乐。近来音乐废缺，非所以重朝廷也。于是礼部议请选三院乐工年力精壮者，严督教习，从之。仍令礼部移文各省，选有精通艺业者送京供应，自是筋斗百戏之类，盛于禁掖矣。[19](www.xing528.com)
（正德四年夏四月）河间等府奉诏送乐户至京，命以其艺业之精者留应役，给与口粮，工部仍相地为之居室。时教坊乐工得幸于新宅，诉朝夕承应为劳，外郡乐工不宜独逸，请诏礼部移文天下，取精于诸伎者送教坊，于是有司遣官押送，乘传续食者数百人，俳优自此益进矣。[20]
自来帝王登基，必制礼作乐，以告天地祖先，第一便是行郊礼宴庆成。正德三年，正是朝堂内外纷争暂告段落，以刘瑾为代表的以正德为核心的新势力集团渐次上升之时，无论是正德，还是刘瑾，有意制礼作乐以诏告天下，正是应然之义。这便是正德三年谕钟鼓司康能的背景与意义所在。然而，礼乐之损益，原应由教坊司奏请，下礼部议，或由帝王亲谕礼部，诏教坊司承办，如天顺间诏地方乐工入京重订雅乐即是如此，何况庆成大宴原是朝廷祭享大礼，素由教坊司承应；然而，正德时皇帝却特谕内钟鼓司康能，由钟鼓司达礼部，以钟鼓司而议礼乐事实属僭越，当时礼部但请选京师三院乐工，可是，最终上命仍是移地方乐工入京供应。由此可见，礼乐一事，武宗所倚重者实在钟鼓司，不在教坊司，更不在礼部。遥忆当年，廷臣对朝廷将礼乐之事，尤其是大宴享委之于教坊已数有不满，早在景泰元年刘翔就上疏道，“庆成宴独用教坊供应，有乖雅道。请敕儒臣，推演道德教化之意，君臣相与之乐，作为诗章……时以袭用既久，卒莫能改”云云。[21]然而，到正德时期，竟连教坊也弃而不用，但付之于内廷最贱之钟鼓司，礼乐之变，可谓极矣。
问题是，关于庆成大乐事，正德为什么要付与钟鼓司？其意义又如何？我们说，刘瑾上台，标志着帝王开始倚内侍以与外廷相抗，那么，帝王具体又是如何倚内侍抗外廷，欲自树功业呢？[22]这种种问题，或许首先便聚焦于钟鼓司。
其实，正德初年以钟鼓司征选天下乐工，这一过程恰与刘瑾当权相始终；或者说，钟鼓司正是在刘瑾当政时期，其权力上升至顶峰，得以内廷乐署的身份而号令天下。个中演变，还得从刘瑾改制说起。刘瑾自当政以来，大肆更张，早在初进内官监总督团营时，便于孝宗遗诏罢中官监枪及各城门监局等，皆格不行；后来入司礼监后，革变易繁，内外哗然。据载，刘瑾伏诛后，“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诏悉厘正如旧制”，所涉凡八十五事。[23]其实廷臣所奏远远不足，以钟鼓司广征地方乐工，同样也是刘瑾新政之一，亦随刘瑾伏诛而止。确切说，百制以礼乐为先，隆钟鼓司以掌天下乐事，最是刘瑾改制的关键。何以见得？不妨先来看内廷衙门的建制。内廷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内官素称二十四衙门[24]。其中：
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对柄机要，佥书秉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且常服亦稍异。其宦官在别署者，见之必叩头称为上司，虽童稚亦以清流自居，晏然不为礼也。
内官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事，今虽称清要，而其权俱归司礼矣。
御马监虽最后设，然所掌乃御厩兵符等项，与兵部相关，近日内臣用事稍关兵柄者，辄改御马衔以出，如督抚之兼司马中丞，亦僭拟甚矣。
内职惟钟鼓司最贱，至不齿于内廷，呼曰东衙门。闻入此司者，例不他迁，如外藩王官。然而正德初刘瑾乃以钟鼓司入司礼者，又传先朝曾召教坊司幼童入侍，因阉之为此司之长，以故其侪鄙为倡优之窟，不屑列班行，未知然否。
由此来看，内廷以宦官为主体，所构衙门自成系统，虽品秩低下，却皆规模外廷而来。司礼监最隆，其长即内相，与台阁外相对，有内翰，与外廷翰林对，于内廷诸衙门中也以“清流”自居，一如外廷故事。司礼监以下内衙门，则又规模六部，如内官监形同吏部，御马监形同兵部；那么，以此相推，钟鼓司已形同礼部。教坊俳优本是贱业，钟鼓司以俳优兼阉人，其实又在教坊之下，既操俳优，因此，连内廷也多不齿。可以说，钟鼓司原不过倡优之属，仅供内廷御前承应，生杀可以立夺，在内衙门中最贱。然而，在出身于钟鼓司的刘瑾眼中，擢升钟鼓司以行礼部之权，是应然之义，将至贱视同为至尊，固然是尊隆，更重要的是，便于通过钟鼓司将礼乐之权牢牢掌握在一己手中。如此推想，那么正德三年庆成大乐事，武宗特谕钟鼓司康能如何便不难理解了。当斯时，刘瑾擅权，其秉掌司礼监是以内相凌驾于外相之上；钟鼓司遂以内廷乐署凌驾于外廷乐署甚至礼部之上，而直接号令天下礼乐之事。正德一朝，礼乐遂为之而大变。
从上引材料来看，正德三年七月因庆成大乐不修，诏令各省司取艺精者赴京；河间等府奉诏送乐户至，事在正德四年四月；这些教坊乐工得幸于新宅时，又再请移文天下，选技精者于教坊，其时或在本年十二月，《石匮书》载“（正德四年十二月）命选精通乐艺者八百户于乐院”，[25]大约即是指此。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广征地方乐工入京，说是为庆成大乐而起，实际上却源于武宗的好教坊戏剧，以及豹房新宅的兴建。当时，武宗自大内移居豹房，日召教坊乐工往来承应。因此，正德四年再次移文征选天下乐工，如《实录》所说，便是源于这些见宠于新宅的乐工们的申诉。[26]也就是说这一征选，意不在雅乐（即所谓庆成大乐）而在俗乐，以供御前日常承应而已。
自正德三年七月以来，地方乐工入京，遂络绎不绝；直到正德五年，刘瑾伏诛，方才停止。[27]然而，仅仅数年间，大量地方乐工的入京，却直接导致：一是教坊制度的大乱，以地方而据京师，“乘传续食者又数百人”；二是地方俗乐大兴，“自是筋斗百戏之类，盛于禁掖矣”，三是俳优之势大张，乐工受宠而僭越、乱政之事比比皆然，例如，诉请移文天下。更不用说征选地方入京沿途所造成的困扰。弘治时期也曾下诏选乐工入京，终为礼部所止；与此相较，正德时期礼部已无力与刘瑾相抗，以至于钟鼓司竟能号令天下，其俳优之势自然也就不可控了。
尽管正德五年刘瑾伏诛，广征乐工之事也因此而停顿。然而，乱象既生，却已经无法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刘瑾擅权，帝王倚内廷以抗外廷之势已成，诸佞揣摩上好、角宠窃权之势已成，相应，礼乐大变，宫廷俗乐——无论是胡乐还是散乐——大兴之势已成。后来的钱宁、江彬、臧贤等，都不过刘瑾第二、第三、第四，只是由于外廷的牵掣，又不据司礼之要津，其势遂远远不及，不过承其余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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