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宫廷乐思潮：礼乐到演剧的消长

万历十四年，神宗开始借口不上朝，万历十七年雒于仁上著名的酒色财气疏：

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利则乱神，尚气则损肝。以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将无醉也，夫何浓味是耽，昼饮不足，继之长夜，甚则沉醉之后，持刀舞剑，举动不安，此其病在嗜酒者也。以皇上妃嫔在侧，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宠十俊以开幸门，宠郑妃册封遍加，即王妃有育皇冢嗣之功，不得并封，甚则溺爱郑妃，而惟言是从，储位应建而久不建，此其病在恋色者也。以皇上富有四海，宜思慎乃俭德也，夫何取银两动支几十万，索潞至几千匹，略不知节慎，甚则拷宦官得银则喜，无银则不喜……此其病在贪财者也。以皇上不怒而威，宜思有忿速惩也，夫何今日杖宫女矣，明日杖宦官矣……其病在尚气者也。夫君犹表也，表端则影正；君犹源也，源洁则流清。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正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1]

此疏一上，万历震怒，雒于仁引疾辞朝。这一疏标志了万历君臣之间彻底不合作的开始，而万历的怠政，论其实质，只在于君臣间的不合作，逐渐长成的万历皇帝开始以自己的方式与整个士林清流相抗。(www.xing528.com)

雒氏此疏与成化初年章懋等人谏元宵灯火疏、正德初年刘健等人谏刘瑾等引帝游宴诸疏颇有相似之处，一方面是廷臣以礼乐自任，而对帝王的私欲严厉斥责；另一方面却是帝王在内廷的礼乐自为，俗乐也因此而渐炽于内廷。也就是说，由于帝王与廷臣之间矛盾激化，形成了内廷与外廷的不合作，帝王在事实上放弃了对外廷礼乐系统的控制。外廷礼乐诸事不过依违而已，此即荒礼怠乐；却于内廷中别设机构自张宴乐，正是矫然相抗之意。具体而言，成化皇帝大好新声，广征地方乐工入京，以至于教坊新声大炽；正德时更以钟鼓司驭于教坊司之上，又专设豹房以处地方乐工，遂为娱乐渊薮；嘉靖时大扩西苑，自立社稷，自建无逸殿以观耕讲学，雅俗乐遂日益混淆；神宗更于钟鼓司外，于四斋与玉熙宫新设演剧，选近侍演习，宫中俗乐遂日新月异。

由此来看，一方面是礼乐机构的日益内廷化，另一方面则是礼乐人，或者演剧人的日益内廷化，即由教坊乐工变成内廷近侍。明建以来，以教坊司为核心的礼乐宣化结构，至此彻底崩溃。可以说，成化以来，四朝帝王别设乐署，这一假内廷以自张礼乐，终致俗乐大兴的局面，正与当时假内侍以与外廷相抗，终至朝政不可闻的局面互为表里；由此也可以明了，为什么朝堂之上，一代又一代士大夫慨然以复古乐、反俗乐为号召，复古不能，遂弃朝堂而去。最终，帝王在宫廷自放于俗乐，文人士大夫在市井（山林）自放于俗乐，最终构成了晚明教坊内外演剧的趋同，以及晚明演剧的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