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神宗崩，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不到一月，光宗亦崩，史谓“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47]。是其在位于朝事无所补禆，但“为当时党局造成红丸、移宫两案，作反复祸国之资”[48]。其后，熹宗即位，时年十六岁，在位七年，大抵年轻佻达，好机巧，好游嬉，外廷之门户遂渐移其柄于内廷。门户之祸，虽起自万历，然至天启，“尽泯诸党，而集为阉党；其不能附阉者，亦不问其向近何党，皆为阉党之敌，于是君子小人判然分矣”。[49]一时朝政，以阉为主，趋利者归于一途，“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而重以帝之昏庸，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50]，君臣失道，大厦将倾。如此，思宗承神、熹之后，即位之初虽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然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51]。朝政如此，具体到礼乐制度亦如此，无不充满勉力为之终不继的悲壮意味。
其实，在万历朝备受挫折的文人士大夫，在天启时期，便已渐渐开始期待新的制作。
天启元年二月庚戌，太常寺少卿李宗延奏乞修明礼乐：
太常寺少卿李宗延奏乞修明礼乐，条陈十款：一，乐章宜正。谓文庙歌章尚沿元人之旧，宜亟行改订，以光大典。一，音乐宜审。谓乐舞道流不谙大雅之音，宜审定声律，以谐节奏。一，八音宜备。谓八音之中，丝属琴瑟，革属抟拊，今二音俱失其传，查先臣礼部尚书韩邦奇及郑府世子载堉等注为乐书，谱法具在，宜令乐官潜心学习，以备全音。一，舞位宜定。谓六经所载钟、磬、琴、瑟陈堂上，干、戚、羽、翟列堂下，今武生或混列殿内，如孟春时享及祭太岁之神相沿已久，宜仍归两阶以遵古制。一，香蜡宜慎。谓香蜡多系低伪，慢神殊甚，乞敕本寺验收官员务期精洁，如遇时享，先期宫中特发以虔对越。一，封号宜重。谓近睹汉寿亭侯改封大帝，然本寺职掌未有遵承，倘果系皇祖加恩，不妨命阁臣撰制，颁之本寺，然后通行天下。一，大祫宜详。谓建文、景泰二帝，未沾庙享，恐列圣会聚之时，必有不安者，窃谓既膺一代帝王之统，亦宜享一体黍稷之馨。一，祧庙宜议。谓睿宗之入庙，世宗无穷之孝思也，然以皇上视之则远矣，俟光宗发引升庙之时，或从旧祧，或从新议，在孝子固以恩事亲，而在仁人当以义率祖。一，亲属宜祧。谓四祖尚以亲远议祧，岂十五王可云百世不迁。一，东庑宜实。谓前代文臣俱有从祀，岂我朝东庑独称阙典。得旨，礼乐大典关系甚重。[52]
大凡修明礼乐，多自修复乐器始，四月，工部请造承应婚礼各殿陈设乐器，似乎也可看作有意修复礼乐的开始；而着意修复礼乐也是初登基少年天子尚能听从外廷之意，留心勤政的表示。然而，朝局事情的发展却颇为微妙。同时，天启元年，礼部主事刘宗周却上疏指出，尚在年少的帝王，朝讲之时勤留心治道，还宫之后却耽溺宴游，“或优人杂剧不离左右，或射击走马驰骋后苑”，并将矛头直指魏忠贤导帝戏剧，把持朝政：
魏进忠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举逐谏臣三人，罚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53]
疏上，忠贤大怒，将宗周罚俸半年。后来再进言，也屡遭切责，遂移疾而归。
天启三年十一月丁巳朔冬至，熹宗亲祀天于圜丘：
大学士叶向高、韩
、何宗彦、朱国祯、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疏言：“今岁肇举郊祀，乃数十年之旷典，皇上登极以来第一重大之礼仪也。”[54]
神宗久已不亲祀郊庙，以至于天启三年，熹宗亲自祀天于圜丘，廷臣几乎是竞相额庆，誉之为“数十年之旷典”“皇上登极以来第一重大之礼仪也”，由此也可想见，因万历帝的怠政，祀典久废，在廷臣心里，已经烙下了难以言说的伤痛，以至于熹宗一次亲祀，便萌生了无限的希望，可惜的是，终天启一朝，在魏忠贤的把持朝政下，亲祀亦仅此一次而已。天启四年，左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宗罪，次年被诬，惨死狱中。[55]而刘宗周也于四年重起为右通政，至京时，正值朝堂大变，魏忠贤将东林党人几乎尽驱逐于外，遂坚决辞官，魏忠贤斥其矫情厌世，削职为民。
天启之后为崇祯。崇祯一自继位后，励精图治，第一便是重举祀典，凡天地、宗庙等，无不亲祀，“凡遇郊祀大典，上斋戒三日，祭品必亲视，裸献、秉圭，夔栗渊默，诚所谓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者矣”。[56]仅这一点，已足可想见思宗欲重建礼乐秩序的心志所在。[57]也正是因此，当时文臣，也往往效前代贤臣，纷纷谏疏。
崇祯二年五月，左都御使曹于汴即上疏指出，帝王重举祀典，可惜乐事不备，并明确请敕修雅乐、禁淫声：
世有谈及若缓而关系实为重大者，音乐是也。盖乐之为道，幽可以格鬼神，明可以和邦国，故曰声音之道与政通焉。皇上励精兴治，时御殿庭，躬飨宗庙，释奠先师，去冬祀天于圜丘，今夏祭地于方泽，臣等备员班行，窃用窥听，则或虚器徒陈，不能抚异；或虽有吹击，未必协于六律。盖久失传受，无怪其然。乞皇上敕令礼部及太常寺修举乐事，如原任南京大理寺寺丞马从龙授以太常职衔，俾之专理，并听其引用才智之士，训诲乐生，务合天地之元音，用于朝廷、郊庙，格神人而和上下。我皇上于宫闱闲燕，令一奏以怡圣神之性情而建中和之标准。仍制雅乐一部，可使士民通用者颁于天下。凡闾阎末俗相沿淫乐亵曲、导欲增悲之声，悉行禁止，亦急务也。
崇祯帝得疏，即下旨道“祀典乐律自宜审正，所司看议以闻”。[58]只是祀典废弛乐律不讲已久，况逢多事之秋，所以曹于忭此议也只是下所司看议以闻而已。而此年，曹于忭因京察，力除忠贤余党，史称“仕路为清”，却迅速陷于朝臣相互攻讦之中，甚则被目为“西党”，遂谢事而去，崇祯七年卒。[59]
崇祯四年春，上耕籍田毕，御斋宫，宴群臣，教坊司设乐，承应杂剧。上谕：“典礼甚隆，何得谐戏为乐？”于是永0[60]。有明一代，自洪武以来，即重农事，而春来行耕籍田礼便是劝农根本；因此，大凡欲成新政而有志于礼乐者，往往重耕耤仪，而指斥教坊俗乐承应不合种种，譬如弘治、嘉靖两朝，都是如此。所不同者在于，前两次是儒臣建白，此次却是由帝王本人亲自提出，也可以想见崇祯思治之心，颇为拳拳。譬如，崇祯七年二月，又曾亲祭先农，耕籍田。十年以后，虽然国家多事，节庆宴礼多废，但秋收时于无逸殿观打稻戏，却始终不废，以示重农之心——重农为立国之本，所以始终在心耳。[61]
第一是国家本多事之秋，第二是廷臣每相互攻讦，有志之士立朝未稳，言犹在耳，便往往为朝政所倾，或衰老谢世，这样，一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方着意全面更制礼乐，这一着意仍自耕籍田礼始。
崇祯十五年二月，亲祭先农，行籍田礼。史载时有科臣沈迅因教坊承应歌词俚俗宜改正上疏，即下礼部，是月二十四日，又亲谕阁臣及礼部“以后耕耤，宜歌《豳风》《无逸》之诗。教坊俚俗之词，斥令改正”云云。[62]当时又有诸臣奏太常乐诸事，皆帝王亲谕，下礼部议。礼部覆道：
时礼部言该内阁传臣等到阁恭述皇上面谕耕耤事，如《豳风》《无逸》之诗俟别议外，其教坊所扮黄童白叟鼓腹讴歌，为佯醉状，委为俚俗。又蒙谕感天地之舞，不宜扮天神亵渎，及禾词宜颂，不忘规须，令词臣另行撰拟，俱即行令改正。
又蒙谕太常寺有神乐观，及给赐净衣，取其精洁。今郊庙祭乐亦多疏涩，如琴瑟并无指法，舞容尤乖古制，宜访求知乐之人，细加参究。因及郑世子所进乐书及原任礼部尙书黄汝良乐制考，大要以黄钟为主，臣等谨察得黄钟候气，实为律历之本。仰见皇上留心上理，于礼乐精微无不洞悉。臣等谨察得黄钟气实为律历之本，而自汉唐以来，或为三寸九分，或为九寸，其说不同。前议历法时，臣等以古葭灰气之法，令钦天监与新局并试，皆不甚晓，至乐舞生则琴瑟搏拊尚未能辨，矧黄钟乎？周时以舞教国子，令大胥正舞位，小胥正舞列，节八音而行八风，盖五行之义皆寓于其中，至汉大乐律则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凡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关内侯至大夫之适子取为舞生，其教之豫而选之精如此，以能发扬功德，孚格天人。而今皆伶人下贱为之，去古实远，宜令太常寺仿周、汉意选舞士，不得仍以倡优充数，仍将《律吕正声》所纂舞图、舞节重加翻习，庶足复三代之旧。
又辅臣奏庙堂上不宜用教坊乐，查《会典》：“凡祭祀用太常寺乐舞，凡朝会宴享等礼用教坊奉銮”，而相沿既久，疏舛成习，所当严行申饬者也。至古者房中之乐歌《关雎》诸诗，燕射之乐歌《鹿鸣》诸诗，笙奏《由庚》诸诗，即汉人乐府亦特为古雅，当时音容必有可观。自唐分太常与教坊为二，实郑声乱雅之始。惜古乐残缺，未易顿议，亦宜访求知乐之士，徐加订定。[63]
由此来看，当时朝堂所议实涉三事：一是耕籍礼用乐，明初以来例用教坊杂剧承应；弘治时，马文升只是因教坊杂剧间出狎语而厉声斥之；崇祯四年已明令裁夺杂剧，并永着为令；至本年，更因沈讯语亲谕歌《豳风》《无逸》之诗，并更正俗词。二是重考太常乐，令访求知乐之人，并提及朱载堉乐律书，及原任礼部尚书黄汝良乐律考二种，大要以黄钟为主；同时令太常寺仿周、汉意选舞士，不用倡优，仍取朱载堉乐书中舞节舞图加以效习，以复三代之旧。三是直接指斥明制宴享用教坊乐不合，亦当访求知乐之士以图复古乐歌古诗，即便歌汉乐府也自古雅。
凡此种种可见，崇祯十五年的大议礼乐，已基本体现了明以来士大夫重续宋元诸儒的旧志（元末明初则以宋濂等为代表）、锐复三代的主张；也就是说，自成化以来，随着师道的复兴，复古乐思潮也渐次复兴，然而，历成化至崇祯，凡八朝，近二百年来君师力量相互制衡，此消彼长，复古乐思潮也因此而波折百端，至此，终于盼到了君臣携手，有望新一代制作。屈指算来，这一年议乐特别提到朱载堉与黄汝良所撰乐书，实际上，朱载堉进乐书在万历三十四年，进历书更早在二十三年，黄汝良进《乐律考》在崇祯六年；然而，朱氏是在七疏让爵后方才版印乐书进献，进乐书后便迁居怀庆府，自号道人，黄汝良也在崇祯八年八疏乞休。等到崇祯十五年，朱载堉早已辞世，黄汝良犹在，史载“十五年，特撰敕书，遣官赍彩币羊酒至家，存问盖异数也”，[64]或许，这也是崇祯有意访求知乐之人，一新制作，遂在这一年赍彩币羊酒访求汝良于陋巷之中么？只是这一年，距明室亡不过两年，故纵有心于乐制改革、重修古乐，却已是无力制作了。《明史·乐志》末言：“礼部尚书黄汝良进《昭代乐律志》，宣付史馆，以备稽考，未及施行。”可以说，终崇祯一朝，君臣种种努力，无不伴随内忧外患的政局，终不免欲挽狂澜而不能的徒劳，但只是“未及施行”四字而已。
总而述之，“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65]，礼乐一事亦随之。世宗以“礼乐出自天子”制礼作乐，引礼乐以尊君权，礼乐之用遂为帝王私有，是为明中叶一大变。其后穆宗无为、神宗荒怠，雅乐亡俗乐盛已是不可挽回之势，故至万历末礼崩乐坏极矣。而此期空前繁荣的内廷演剧则已从礼乐系统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纯满足帝王兴趣的娱乐活动。其后思宗虽有重振礼乐之心，然一则失传既久，续之何其难也；二则国亡在即，确也无暇制作，是终以无成，但不失义烈而已。
【注释】
[1]朱翊钧《又赠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沈鲤谥文端文》，《康熙商丘县志》卷12，民国二十一年石印本。
[2]前揭《康熙商丘县志》卷8沈鲤传。
[3]叶向高《苍霞续草》卷14《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赠太保谥龙江沈公神道道碑》，《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25册，第210页。
[4]孟森《明史讲义》，第255页。
[5]傅维鳞《明书》卷59乐律志一，第565页。
[6]《明史》卷20神宗一，第270页。
[7]《神宗实录》卷160，《明实录》第54册，第2934页。
[8]《明神宗实录》卷154，《明实录》第54册，第2858页。又据《明神宗实录》卷183载，万历十五年二月丁卯遣礼部尚书沈鲤祭先师孔子，《明实录》第55册，第3414页。
[9]《明史》卷217沈鲤传，第5734页。
[10]《神宗实录》卷155，《明实录》第54册，第2872页。
[11]《神宗实录》卷203，《明实录》第55册，第3794页。
[12]郑贵妃因诞子而进封皇贵妃事在万历十四年春，当时沈鲤已任礼部尚书。明高汝栻等辑《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16卷，书“礼部侍郎沈鲤奏言既封郑氏为皇贵妃宜并封恭妃王氏”有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5页。
[13]沈鲤入阁已经七十一岁，在阁期间，最重要的政事便是整顿当时最大弊政——矿税；后来又与首辅沈一贯不相能，被卷入妖书案，万历三十三年乙巳京察的次年，与沈一贯一同致仕。
[14]《明史》卷234雒于仁传，第6102页。
[15]沈鲤《亦玉堂稿》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8册，第245—267页。以下不做特别说明，皆出此疏。
[16]晚明小说戏曲大兴，大量的乱世传奇、开辟演义，都不过是这一英雄情结的寄托罢了。如李开先撰写《宝剑记》，不过“古来才士，不得乘时炳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岁月，黯老豪杰耳”。嘉靖间姜大成《林冲宝剑记后序》，《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明嘉靖原刻本。有关叙述可参李舜华《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1—43页。
[17]“礼官宗伯沈鲤议曰：臣考仪礼诸书，与前代故事，无亲王祔享之仪，是太祖以义起者也。宗庙之祭，祫为重，故礼称弥远而迩尊，时享不可预，而预于祫，其无，乃未安欤……但考洪武四年初享十五王之文曰，朕念亲亲之道无间存殁，凡我伯考兄侄悉追封为王，伯妣先嫂皆为王妃，大夫列祀家庙着为常典，臣不敢议罢，其仍遵初制序列东庑，功臣列西庑，惟上裁择。上曰，可。于是诸王功臣列两庑，遣官分献如国初制矣。”《太常续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9册，第58页。
[18]《大明会典》“凡例·弘治间凡例”，《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第14页。
[19]王祖嫡上书事，参《明神宗实录》卷195，《明实录》第55册，第3673页。“为循史职而修阙典”是沈鲤奏疏中语，参下。
[20]清初王士祯深慨沈鲤“经术闳深、议论正大，真一代伟人”，遂“节录其议建文位号、景泰实录一疏，以见梗概云”，此疏收入《古夫于亭杂录》，题作《沈鲤奏疏》，中华书局，1988年，第131—133页。以下有关文字与史实描述，若无特别注释者，皆可参考此疏。沈鲤此疏亦收入陈子龙《明经世文编》，题作《请复建文年号立景泰实录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522—4524页。
[21]万历中屠叔方道：“文皇帝入继大统，党禁严迫。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忤、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无一存。”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51册，第2页。(www.xing528.com)
[22]朱棣时隐没建文年号，仅以洪武纪年，私家著史，“口传笔记，或称革除朝，或称革除君，所谓名以义起者耳”，潘柽章《国史考异》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452册，第75页。官方弘治年间修会典时，于建文朝，方正式以“革除年间”纪年。
[23]三月间，首辅申时行议道：“今景皇帝位号已复，不过于实录内改正，其理顺而事亦易。惟建文年号自靖难以来，未有请复位号、修实录者。事繇创举，未经会议，臣等擅难定拟，伏乞圣断施行。上谕：景皇帝位号已复，实录候纂修改正，建文年号仍已。”《明神宗实录》卷196，《明实录》第55册，第3693—3694页。
[24]不过，万历时所恢复的只是建文年号，建文帝仍未有庙号，不得与明诸帝同列享祀；崇祯年间，陈献策等人为此再次上疏，但崇祯始终无暇顾及；南明福王朱由崧定建文庙号为“惠宗”，谥号“让皇帝”，只是福王享国不足一年，其位及敕令一直未被清廷所认可，直到清乾隆时，敕封建文帝“恭愍惠皇帝”，此事方才尘埃落定。
[25]据沈德符记载：“江陵公（笔者按：即张居正）之夺情，为五贤所纠，且引故相李文达贤为比，一时京师传写罗彝正旧疏为之纸贵。江陵恚甚，追詈罗伦小子彼何所知？寻以葬父，归过南阳，檄彼中抚按，为文达建坊，表其宅里，亦犹秦桧之屡用有官者为状元以明其子熺之非幸，同一心事也。”《万历野获编》卷9“为李南阳建坊”，第231页。
[26]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4，鲁小俊、江俊伟校注《贡举志五种》，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7页。后来，黄景昉也道：“成化丙戌榜最号得人，会元章懋、状元罗伦外，韩文、许进、林瀚、熊绣、贺钦、庄昶、黄仲昭、王继皆名臣，论者比之唐韩愈、宋寇准二榜云。”由此可见，张朝瑞的评价在当时影响甚大。见黄景昉著，陈世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3页。
[27]陆容《菽园杂记》卷13，中华书局，1985年，第151页。
[28]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修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第1页。
[29]前揭沈鲤神道碑，叶向高《苍霞续草》卷14，第211页。
[30]仅从修史而言，万历间重修《会典》，其意已在绍续弘治本。万历二年五月，礼部给事中林景旸上书，便直接请录弘治十五年以后事，显然是对嘉靖更制别有微意，而主张重修；万历批复后，张居正等道，弘治以来已经四朝，变化繁滋；又道，嘉靖已有续纂，未曾刊布，嘉靖隆庆两朝实录也在修纂之中，也是重视重修两朝史的缘故；到万历四年六月，两朝实录初成，方正式开馆，重修会典。参《大明会典》卷首张居正《重修题本》，《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第18—19页。第766页。
[31]卢洪春《慎起居明诏旨以重祭典以光圣德疏》，吴亮《万历疏钞》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468册，第169—170页。
[32]史载，卢洪春几乎因受杖而死，此后，遂废于家数十年，卒。天启初年，追赠光禄寺少卿，崇祯十年复赐敕褒奖，加赠奉政大夫。但后人对卢氏却推誉极高，将之与宪宗时章懋谏元宵灯火、武宗陆震谏止游幸并提，以为“皆朝阳鸣凤也，信足后光竹帛、前翼典谟，可谓盛矣”。另，陆震为章懋弟子，《金华征献略》卷3“卢洪春”，《续修四库全书》第547册，第59页。
[33]《明神宗实录》卷183，《明实录》第55册，第3419页。
[34]《明神宗实录》卷193，《明实录》第55册，第3634页。
[35]《明神宗实录》卷200，《明实录》第55册，第3746页。
[36]《明神宗实录》卷207，《明实录》第56册，第3863页。
[37]《明神宗实录》卷209，《明实录》第56册，第3913页。
[38]夏夑《明通鉴》卷69，中华书局，2013年，第2453页。
[39]《明史》卷20神宗一，第274页。
[40]《明神宗实录》卷244，《明实录》第56册，第4547页。
[41]《明神宗实录》卷292，《明实录》第58册，第5401—5402页。
[42]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14，道“张同德，河南人。任工科。万历二十三年，论定国公徐文璧以代祭，加衔太师，革职为民”，华文书局，1968年，第1578页。
[43]沈鲤《乐律疏》，收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17，中华书局，1962年，第4531页。
[44]《明会要》卷22“论乐”，第368页。
[45]倪斯蕙，万历三十一年四月始任太常寺少卿。《明神宗实录》卷383，《明实录》第60册，第7219页。《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05“乐考·历代乐制”，作“倪思兼”误，第87页。
[46]谈迁《国榷》卷63道：“万历三十八年二月，辛酉通政司使倪斯蕙卒，斯蕙，字尔澹，应州人。万历甲戌进士知蒲城累迁今官，禔躬谨厚，予祭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册，第600页。
[47]《明史》卷21光宗本纪，第295页。
[48]孟森《明史讲义》，第288页。当然，三案之祸也不能归罪于光宗，不过是万历时期积下的矛盾，借新皇登基，一时猝发罢了。
[49]同上书，第305页。
[50]《明史》卷22熹宗本纪，第306页。
[51]《明史》卷24庄烈帝二，第335页。
[52]《明熹宗实录》卷6，《明实录》第65册，第286—287页。
[53]《明史》卷255刘宗周传，第6574页。
[54]《明熹宗实录》卷41，《明实录》第68册，第2109页。
[55]《明史》卷244杨涟传，第6324—6328页。
[56]王世德《崇祯遗录》，《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72册，第13页。
[57]仅据实录所载，便有二十余次，如崇祯元年（1628）五月辛巳日祷雨，十一月祀天于南郊等。
[58]《崇祯长编》，《明实录》第92册，第1378—1379页。
[59]《明史》卷254曹于汴传，第6556页。
[60]王世德《崇祯遗录》，《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72册，第12—13页。
[61]饶智元《明宫杂咏·崇祯宫词》其七：“凉风香熟玉山禾，西苑秋成乐事多。旋磨台连无逸殿，年年蓑笠唱农歌。”自注引《甲申小纪》云：“旧例，秋收时，钟鼓司有打稻之戏。驾幸旋磨台、无逸殿……十年后，凡时节游幸多废，此独举行，重农事也。”收录于《明宫词》，第308页。
[62]《明会要》卷8“先农”，第124页。
[63]《续文献通考》卷105“乐考·历代乐制”，第87—88页。
[64]怀荫布《（乾隆）泉州府志》卷44《黄汝良传》，光绪八年补刻本。
[65]《明史》卷22熹宗本纪，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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