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璟（1553—1610），字伯英，号宁庵。吴江人。万历二年（1574），以弱冠登科，观政兵部，授该部职方司主事，后转礼部仪制司主事、员外郎，调吏部考功司、验封司员外郎。万历十四年疏请立储，降行人司正。旋复原职，升光禄寺丞，万历十六年因涉顺天府试，遂为清誉所困，次年，沈璟以疾乞归，从此开始了家居二十年的词曲生涯，自号词隐生，[54]四年后中京察罢官。[55]
沈璟一生最终以曲著名，尤以曲律著名，于此，评价最高的是与之同时而稍晚的王骥德。今人最熟知的沈璟小传及汤沈之争说便出自王氏笔下：
松陵词隐沈宁庵先生讳璟，其于曲学法律甚精，泛澜极博，斤斤返古，力障狂澜，中兴之功良不可没。先生能诗，工行、草书。弱冠魁南宫，风标白皙如画。仕由吏部郎转丞光禄，值有忌者，遂屏迹郊居，放情词曲，精心考索者垂三十年。雅善歌，与同里顾学宪道行先生并畜声伎，为香山、洛社之游。所著词曲甚富，有《红蕖》、《分钱》、《埋剑》、《十孝》、《双鱼》、《合衫》、《义侠》、《分柑》、《鸳衾》、《桃符》、《珠串》、《奇节》、《凿井》、《四异》、《结发》、《坠钗》、《博笑》等十七记。散曲曰《情痴呓语》、曰《词隐新词》二卷，取元人词易为南调，曰《曲海青冰》二卷。[56]
在这一小传中，王骥德突出地肯定了沈璟在曲学领域的中兴之功，称其曲学法律甚精，并一一细数其相关的词曲创作，其宦途生涯及其能诗、工行草只是一笔带过而已。另外，吕天成《义侠记序》也特别称颂词隐先生如何“表章词学，直剖千古之谜”，“一时吴越词流……遵功令唯谨”等，同样历数自己与半野主人如何乞得沈氏曲作，手授副墨或梓行天下。
然而，我们发现，沈璟曲名的日益彰显，以及其曲作与曲谱的广泛流传，恰恰得力于以王、吕为代表的吴越曲家的积极推许，有意味的是，“汤沈之争”的最早传诵者也是王骥德与吕天成。王、吕二人与沈璟同时，然而，他们关于“汤沈之争”的叙述与事实却颇有出入，个中原因，很可能就源于王、吕有意无意的虚构。王、吕等吴越曲家对沈璟的曲作有着特别的热情，然而，沈璟本人于其曲名却似乎并不甚措意，譬如，《义侠记》等的刊行，大半倒是为人强索而去的，沈氏自己对其曲作的流传其实并不是完全赞同的。[57]
那么，真实的沈璟其面目究竟如何呢？不妨从沈氏诸传说起。我们发现，那些由师友与后人所撰写的传记祭文，却勾勒出一个与王、吕笔下迥然不同的沈璟形象。《家传》中道：
公性善读书，闭门手一编，悠然自得，一日不亲缥湘，若无所寄命者。公不善饮，又少交游。晚年产益落，户外之履几绝，乃以其兼长余勇，尽寄于词……公之文企班马，诗宗少陵，书则行楷，久珍于世，乃一不以自炫，而徒以词隐名，此其意，岂浅夫所能窥哉！壮年犹不废山水花月之游，晚则屏居深念，与世缘渐疏，意默默不自得矣。[58]
姜士昌在应沈璟之子沈自铨为沈璟作传时，末云：
公里居，绝无当世志，第以其感慨牢骚之气发抒于诗歌及古文辞。然郁郁不自得，竟卒。姜生曰：沈公高志节、恬进取人也。既被推择居铨衡地，遭遇天子明圣，偕诸君子发抒其忠义慷慨，谪散秩小官，有洛阳少年风，九牧之士多慕称之。沈公恒用肮脏自快，长者为行，殊不使人疑，乃不幸为柄文者累，人亦竟疑沈公，沈公能无怏怏齐志长逝哉！[59]
家传与姜传尽管详细不同，却均是史笔，不过叙列沈氏一生事迹，而寄慨于传末而已。而沈懋孝《祭宁庵沈尚宝文》却是一段声情并茂的文字：(www.xing528.com)
嗟乎，人生暮晚，正如寒林坠叶，满目萧疏。迥盼四十年前海内知交，百无一二者矣。……忆昔甲戌南宫校士，首得雄文而裁之。君魁天下于妙年，美姿杰格，举朝望之以为玉树琪花也，谁不赏余之藻拔者。[60]
此文从嗟叹暮景萧条始，续写沈璟入梦，梦醒闻讣，于是追叙沈氏大魁以来，如何精吏治、肃朝章，又如何建竑议，正纲常，一朝被贬，鸿名鹊起：
入仕不十年，贤声满天下，岂不与贾长沙伯仲者哉？盛德宜人，才高得忌，两者互为伸屈，亦吾道消长之常耳。爱之者不能扶于前，而忌之者遂得操其末。夫孰非天之为也！
此后，复叙归田之后，相与作山水之游，啸歌于吴越之间，“师友之乐，亦足以忘其老矣”；末了，方转入对沈璟一生的慨叹：
余所惜君有淹通练达之才，用不满其才；有中正清华之望，官不副其望，天之琢磨君亦良薄矣。谓宜与之上寿，偿所不足，而寿复仅仅若斯者，此何解也！然使君当日周旋乎三吴东越诸相知间，稍一濡足，今亦化作从风之叶，人人且吐之矣。今君超然评论，矫矫风节，早退善藏，为当世重，乃天所为厚与之德，饶与之名，所得者不既多乎！
……诗礼世传，田园芜落。高标厚谊，久乃见真。乡人信焉，国史记焉，足称不朽于士君子之林矣。呜呼，修短数也。若以论于千古，直云霄一毛耳。长言送君，再作来生之案。爱君怀君，音响仆绝。思之不得，哽咽气绝。余老矣，不能复言矣。一生交谊，如此已矣。
这三篇文字，叙述体裁不同，叙述者也各异，然而，与王骥德所撰不同的是，这三篇都将笔墨的重心放在沈璟一生的政治际遇及其精神世界上；同时，这三篇文字的立意又各有不同，恰恰涉及三个层次，而隐喻了嘉靖以来文人士夫性命思考的变迁。第一，《家传》强调沈璟虽然“文企班马”“诗宗少陵”“书则行楷”，皆久珍于世，却一不以自炫，但以“词隐”名，“此其意，岂浅夫所能窥哉”；也正是因为内心款曲非常人所知，以至于晚年与世缘渐疏，默默不自得。第二，姜传简劲，仅云“第以其感慨牢骚之气发抒于诗歌及古文辞。然郁郁不自得，竟卒”，并不曾提及沈氏如何寄情词曲。第三，沈懋孝祭文更一字不及沈氏文学，只是慷慨其生平，初以为才高见忌，不用于时，是为大痛；次以为如若周旋于士林，汲汲于剖白是非，稍一不慎，只怕便如从风之叶，为世所轻；像沈氏那样，早退善藏，德化乡里，方能乡人信焉，国史记焉，足称不朽；末了却又道，生死荣枯，修短数也，“若以论于千古，直云霄一毛耳”。行文至此，便有万缘俱空之意，如此已矣，如此已矣，所余者，惟满纸呜咽、一往情深罢了。这三篇文章，当以祭文最早，姜传次之，家传最晚。[61]其间所隐寓的性命思考大抵有三：第一，宦途险恶，积极用世而不得，遂以才高见嫉之贾谊作喻；第二，以复古文辞自任；第三，弃文辞而寄情词曲。由此来看，《家传》特别标榜沈璟以词隐名，即称道其擅曲，倒是后来的故事了。
值得注意的是，姜、沈二人在文章中都将沈璟与汉初被贬逐长沙的“洛阳才子”贾谊——后者因此曾写下著名的《吊屈原赋》与《
鸟赋》，最终抑郁而亡，而成为才高见嫉的典型——联系起来，以为天下之士亦皆因此而称慕沈氏。或许只有理解到这一层，方能真正理解沈氏何以折入曲学之门。可以说，沈璟正是在才高遭嫉后，一方面，试图以重构曲学来重新接续诗文复古的精神；另一方面，却以寄遁曲学消解了复古诗文之道；最终，又以了断尘缘消解了曲学之道。不管沈氏主观意愿如何，他的曲学已拓开了一代风气。
问题在于，如果仅仅说到寄遁词曲，自以嘉靖间康海与李开先等人为典型；[62]那么，沈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譬如，说词曲只是沈璟历尽宦途风波后的遁身之所，这一层并不难以理解，康海如此，李开先也如此；那么，第一，为什么沈璟散尽了诗文、书法，所存皆不过曲作及曲学而已？这已迥然不同于康海，笔者曾经指出，康海只是以曲抒愤，其一生精神所贯实为一部《武功县志》；第二，为什么沈璟晚年又与世缘渐疏，于其曲作曲学流传似乎也并非真正措意？这又不同于李开先，李开先是以曲自放，自北曲而南曲，自杂剧而传奇而小曲，皆极力揄扬，而积极鼓吹“真诗乃在民间”。那么沈璟呢，沈璟的以词（曲）为隐，究竟昭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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