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礼乐复古乐思潮:从礼乐到演剧的变迁

刘凤与汤显祖关于乐律的往来讨论，主要涉及问题，均由刘凤一方提出，汤氏回应而已。所涉问题有二。一是南北问题。在复古乐上，刘凤从华夷之变的角度，对嘉靖以来韩邦奇尚北音，试图以金元北曲为径来追溯古乐的主张深表质疑，道是固然金元北曲有宫调，可入弦索，却毕竟还是胡乐；而且，自古南北异音，南音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因此，古人发明中和之音，也不纯任北音。可以说，刘凤实质上是站在吴中的立场，将南曲之渊源，追溯到词，到六朝，遂极力主张以南音为主，来会通南北，考求中声。二是器数问题。韩邦奇考音，首先在于器数，这也是历来乐律学家考定音律的必然路径，然而，刘凤却彻底质疑了器数的意义，而主张以神解，即以圣人之心来体悟天地音声。韩邦奇与李梦阳同时，皆为陕人，韩氏在明代乐学上的影响，其意义不亚于李梦阳的文学史意义，可以说，韩李二人正是第一次复古思潮分别在不同领域的代表人物。因此，刘凤在乐学上对韩邦奇的质疑，体现在文学上，抑北音而尚南音，也正是对李攀龙辈继承李梦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说的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神解说也是将王阳明与唐顺之学说中的性灵倾向推向极致的一种体现。有意味的是，汤显祖在第一封信上，还是主张北音的，待到刘凤再次质疑时，方自承疏漏，道是南曲中也有古音，都源出自然，且南北异风，不妨各取其适种种；同时，在接受刘凤的“岁差说”后，更直接搁置了器数，直指人心，主张只需遵守“声依永”这一简单法门，便可以涵养中声，这一主张正是王阳明“元声只在心上求”的直接演绎。

那么，这就饶有意味了。作为后七子复古思潮中代表人物之一的刘凤，在南北音声上，明确抑北而尚南，遂自唐而上溯，重六朝；在器数问题上，其神解说——鼓吹以圣人之心来体会天地音声——又与阳明心说颇有渊源，这似乎都与晚明性灵思潮颇有相通之处；而一向被视为性灵一派的汤显祖，年轻时耽六朝文风，所尚却在北音，同时，我们还发现，汤显祖也认同刘凤的岁差说，也不主张器数，也主张元声但从心上求，而且，汤显祖与刘凤皆自六朝入，到后来认可南音，《紫钗记》也渐改《紫箫记》的秾艳文风，似乎都与刘凤的批评相合。这又是为什么呢？

如前所说，刘凤在当时享誉极高，至与李、王并称复古三子，但是自为性灵一派讥嘲以来，遂渐次淡出文坛，这一变化大约肇始于明末清初，一以钱谦益为代表，一以张廷玉等所撰《明史》刊落刘凤传记为代表。然而，晚明却另有一种声音，对刘凤推誉极高。张岱在《石匮书》中道：

读书不辍，刻砺为古文辞，偪取汲冢篆籀之文，不拾西汉下一字。行文棘涩，几不能句，而鼎彝之色，郁郁苍苍，浮起纸上，无半点饾饤气烟火气。是时中原才子横行，而凤岳岳不肯下，海汰习气，自成一家，自谓当代昌黎，大有起衰济溺之意。王、李恶之，力为排挤，其名故不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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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匮书曰：归熙甫、刘子威、汤义仍、徐文长、袁中郎皆生当王、李之世，故诗文崛起，欲一扫近代芜秽之习。韩昌黎推孟子之功，故谓其不在禹下也。熙甫亲见王弇州主盟文坛，声华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举子，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树牙颊相榰柱不少下，其骨力何似。而刘子威但为佶屈聱牙，不足以屈服王、李。文长、义仍各以激昂强项犄角其间，未能取胜。而中郎以通脱之姿，尖颖之句，使天下文人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则更在归、刘、汤、徐之上矣。^[51]

张岱推誉刘凤有两点：第一，赏其复古，不拾西汉以下一字，自然郁苍，而自成一家，更以当代韩愈自命，志在起衰济溺；第二，将之与归有光、汤显祖、徐渭、袁宏道并提，都视为李、王的反动者。除却刘凤外，其余四人皆是后人所说性灵自放一派。由此来看，李、王、刘三人为同道，然而，刘凤却也是隆万之际力排李、王复古主张的一员，可以说，当第二次复古思潮兴起不久，便异声四起，而王世贞本人，其持心亦如风行水上，渐与李攀龙立异。正是复古之中有新变，新变之中有复古，论南音者不让北音，论北音者不废南音，隆万以来文学格局的变动远较我们所想象的复杂，这方是刘汤乐律之争的背景，也是我们理解刘汤之争的关键。

或许，判刘凤为复古，义仍为性灵，根本仍在于各自精神的不同，前者始终以师道自任，即自谓当代韩愈，志在起衰济溺，即使退居在野，也仍然寄望于体制之内的制度变革，故其论乐渐趋极端，一方面，对乐理的探讨已经日益接近客观化，这也是万历朝乐学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却以“神解说”来弥合个中的矛盾，其实质是将心学神秘化，由此鼓吹得圣人之心便可以通天地之音声；后者则从一开始便自觉疏离于体制之外，以悟道与践履为根本，从南京读书到徐闻讲学再到遂昌乡政，始终面向于野，故其论乐渐趋通脱，一方面，重在乐教，且是以情为教，另一方面，又以词曲自放，嘉靖以来重新高涨的师道精神至此渐开消解之门。^[52]同样是对历史上复古乐者有着强烈的质疑，同样是认同阳明元声但从心上求一说，但刘凤却始终坚持考音定律，以复三代之乐，来化成天下，最终却堕入神秘之道，他的自拟圣人，锐意复古，最终不过一场荒诞的梦想罢了；于汤显祖而言，最终却更进一层，北音也罢，南音也罢，器数也罢，神解也罢，其实都不在意，只于光象声响中体验并表达个体在宇宙中的性命之痛^[53]——于他而言，只需遵循《虞书》“声依永”这一简单法门，今之乐与古之乐便已经相通了。汤氏论乐，从以情为教到以情写愤，二者之间的距离其实只不过一指之间罢了。不同的性命取向，滋生出不同的文学取向，刘凤志在乐学，而汤显祖最终却是以曲家著称，二者尽管在乐学主张上，其具体的观点颇有相通之处，最终却在精神志趣上分道扬镳。刘汤之争，最终成为隆万之际文人士大夫重新体认性命之道的重要变象之一。当然，这是后话，当另撰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