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朝祀典更定之繁，虽于后期已罢废亲蚕、大雩、大禘、特享诸礼，然仍有变动者存，隆庆改元，首务即当解决诸礼是否行、如何行的问题，是以在时任礼部尚书高仪的主持下，开始对嘉靖所更定祀典进行全面清整，所谓“穆宗即位，诸大典礼，皆仪所酌定。世宗遗命郊社及祔享、祔葬诸礼，悉稽祖制更定”。[93]
清整从隆庆元年始，至隆庆三年方告一段落，史载：
穆宗隆庆三年七月，裁省协律郎及乐舞生员数。
时罢诸不急祀，其乐亦革，省协律郎十九员，裁乐舞生千四十七人，一切礼仪皆复祖宗之故。[94]
其时罢诸祀并乐，又裁革太常寺协律郎及乐舞生，然言“一切礼仪皆复祖宗之故”则又未必尽然。事实上，隆庆清整对嘉靖改制既有废止，又有保留，是时所议定者，大略如下。[95]
（1）天地分祀不必改。
（2）因“先农亲祭遂耕耤田，即祈谷遗意，今二祀并行于春，未免烦数，且元极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礼出入非便”罢祈谷，止先农坛行事。又新皇帝登极，则亲祀先农，并行耕耤礼，其耕耤礼如弘治中例。
（3）以“天神地祇已从祀南北郊，其仲秋神祇之祭不宜复举”罢神祇坛之祀。
（4）以“帝社稷之名，自古所无，嫌于烦数”罢西苑帝社、帝稷之祀。
（5）睿宗明堂配天与玉芝宫专祀当废，太社、太稷之祀仍以句龙、后稷配。
（6）太庙以世宗元配孝洁皇后祔享，而移奉孝烈皇后于别所。
如前所述，世宗大肆制礼作乐，务在隆君权，是以诸礼其后或废或止皆有之，朝令夕改颇为习常，至此方算厘定。隆庆建元于礼制端种种清整，其意义正在于总结嘉靖一朝礼乐改制，此后且不论诸祀典举行情况，其制皆以此次所定为准，终明世再无较大变化。
又据《太常续考》，经嘉靖二十五、二十九、三十年三次裁革，太常寺乐舞生余一千一百五十三名[96]，则在隆庆裁革之后，仅余乐舞生一百零六人。同年礼部又议革太常寺协律郎等官四十八员，存者仅二十九员[97]。太常寺机构在嘉靖、隆庆两朝如此震荡地膨胀和缩减，一则足可映证嘉靖改制的闹剧性，二则人多则冗杂，冒滥之数亦众，剧减则又过于大刀阔斧，短短数十年间如此，不仅无暇于职属、管理等务，更不利于音律、乐舞之肄习、传承，尤其是时雅乐已然式微，本该振之，反而挫之，是以终难免加剧太常雅乐系统的衰亡。
当礼部议革太常寺协律郎时，命其执事或兼摄、或参用乐舞生，其时太常寺卿陈庆上疏固争，以为郊坛典礼繁重，今概议裁革，未免缺人废事，请下礼部熟计。部议复持前说，上报可，吏部方奏革协律郎等官，悉如礼部奏，陈庆亦在被革之列。陈庆既议革，内益不能平，复上疏请申明部寺职掌：
谓：“本寺非部所属，何得擅主裁革，司官公移，安得不署名？”因指礼部护短饰说，无师师相让之风。礼部亦言：“国家设六部分理天下，诸务为政事根底，今以本部理太常寺之事为侵扰，则户部之于钱粮、兵部之于士马皆为侵扰矣，此说行其紊乱纲纪，为害不细，惟圣明独断，以一政体。”疏并下吏部，覆言：“太常所掌乃祠部中一事，固不可概谓部属，亦难谓全无统属，其公移往来，宜各仍旧。”上从之。[98](www.xing528.com)
明初立太常寺，命其“掌祭祀礼乐之事，总其官署，籍其政令，以听于礼部”[99]，正是洪武君臣在建制上的一次精心结构，如宣宗所言“国家祭祀，掌之礼部，而复置太常，尤重其事也”[100]，则太常之隶属于礼部明矣。然而嘉靖之时大肆制作，遂宠任太常以与外廷相抗，以至于太常渐次脱离礼部掌控，甚至往往僭越于礼部之外，所以才有了太常寺卿陈庆大言“本寺非部所属，何得擅主裁革”，而礼部慨然陈辞，以为太常之事原本即在礼部职掌之内，“今以本部理太常寺之事为侵扰，则户部之于钱粮、兵部之于士马皆为侵扰矣”，正是对当时太常越位的反拨。然而，太常与吏部之争最后居然还要送到吏部决断，而吏部覆疏却道太常与礼部之间，“不可概谓部属，亦难谓全无统属”，这样和稀泥的做法，最终是“其公移往来，宜各仍旧”；由此可见，朱元璋以礼部统摄太常，这一建制之意至此已全部沦丧，又如何谈得上尤重祀事雅乐。大抵职掌的模糊不清，实为礼乐衰微的重要表征之一。
而礼乐衰微的另一重要表征，则是帝王疏于祭典，代祀之风大起。虽则前朝亦有帝王遣官代祀，不过偶一为之而已，且不及天地、宗庙等国之大礼，然自嘉靖废礼徇私始，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嘉靖十一年二月惊蛰节，当祈谷于圜丘，上命武定侯郭勋代行。时张永嘉新召还，居首揆，夏贵溪新简命，拜宗伯，不闻一言匡正。独刑部主事赵文华上言，切责而宥之。……次年十一月，大祀天于南郊，又命郭勋代之，大小臣遂无一人敢谏者。时上四郊礼甫成，且亲定分祭新制，遂已倦勤如此，至中叶而高拱法官，臣下不得望清光，又何足异？盖代祀天地自癸巳始。[101]
故隆庆二年正月享太庙，穆宗亦将遣代，高仪偕僚属力谏，阁臣亦以为言，乃亲祀如礼，则穆宗怠于祀礼，不过效乃父为之而已，所赖其时臣下敢言，穆宗亦肯听，方不致不亲郊庙。然先河已开，至于万历时神宗之“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又何足异也？正如孟森所言：“侥幸之门既开，但能设一说以导帝纵情以蔑礼，即富贵如操券，其变幻又何所不至矣。”[102]
伴随雅乐的衰亡，俗乐复萌于内廷。史称穆宗“端拱寡营，躬行俭约”[103]，孟森已详考过其纯为当时颂圣门面语，论据之一即是大兴鳌山灯会[104]。据载，隆庆二年正月：
吏科给事中石星言：“天下之治，不日进则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强则日偷。臣窃见陛下入春以来，为鳌山之乐，纵长夜之饮，极声色之娱，朝讲久废，章奏遏抑，一二内臣，威福自恣，肆无忌惮，天下将不可救矣。用是条上六事：一曰养圣躬，二曰讲圣学，三曰勤视朝，四曰速俞允，五曰广听纳，六曰察谗谮。”疏入，上怒，以为恶言讪上，命廷杖六十，黜为民。[105]
元宵设鳌山灯火，演剧娱戏，自洪武即为惯例，而永宣时最盛，成化“翰林四谏”就是为此而发。其后至嘉靖朝，间或举之，已非常例也。穆宗当国，重为鳌山之乐，是时经嘉靖一朝营建，国库空虚，又倭寇不清，内忧外患，则可知其非厚重守礼之君，宜有务求好玩之事。
其时即有疏言道，穆宗取户部银，“尽以创鳌山、修宫苑、制秋千、造龙凤舰、治金柜玉盆”[106]，是内廷虽一扫世宗斋醮活动，然纵欲逸乐，实已启万历先声。隆庆元年，礼科左给事中王治疏陈四事，其二曰：
谨燕居之礼，以澄化源。人主深居禁掖，左右便佞，窥伺百出，或以燕饮声乐，或以游戏骑射，近则损敝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则妨累政事，危乱所由起。比者人言籍籍，谓陛下燕闲举动，有非谅暗所宜者。[107]
于其时内廷逸乐活动虽无具体文献可考，但既言“燕饮声乐”“游戏骑射”，则当为俗乐百戏复兴于禁廷明矣。而至隆庆六年仍有疏言穆宗“嗣位以来，传旨取银不下数十万，求珍异之宝，作鳌山之灯，服御器用悉镂金雕玉”[108]，因其不久即崩，则终其一朝，竟不能改亦明矣。然穆宗尚能以中材之主居之，大抵一则享国日短，尚不至如武宗那般荒诞；二则其人“宽恕有余，刚明不足”[109]，不似世宗之猛厉耳，但其嗜欲害政，实可见之。
此外，隆庆朝乐事，尚有一案不明。隆庆四年十一月，冬至郊祀毕，行庆成礼，乐九奏：
一奏《上万寿之曲》《平成天下之舞》；二奏《仰天府字疑误之曲》、黄童白叟鼓腹讴歌承应；三奏《感昊德之曲》《抚安四夷之舞》；四奏《庆洪禧之曲》《车书会同之舞》；五奏《荷皇恩之曲》《呈瑞应之舞》；六奏《民乐生之曲》《赞圣喜之舞》；七奏《景祚隆之曲》《来四夷之舞》；八奏《永皇图之曲》《表正万邦之舞》；九奏《贺太平之曲》《天命有德之舞》。舞毕，奏《缨鞭得胜蛮夷队舞》承应。[110]
此九奏名目、节次与永乐嘉靖间宴乐俱有不同，未测所由，然囿于文献，其时是否于宴乐亦有所更定，尚难讨论，兹录之以待后考。
总言之，隆庆一朝礼乐，要者在总结嘉靖改制，然所重在礼制如何，亦不及论乐。又上承雅乐之衰，下启俗乐之兴，是为嘉万间一重要过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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