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礼乐思潮：复古乐与进乐书之努力

嘉靖一朝，世宗在上大肆制礼作乐，然而在其一味以隆君权为务的文化政策下，礼乐之用被帝王彻底私人化，古乐难复，随之而来的是官方乐教的失范。礼失而求诸野，是以文人士大夫在下乃兴起了一股人人谈礼论乐的潮流。据研究者统计^[70]，明代有乐书144部（包括现存52部，亡佚10部，存佚不明82部），成书于嘉靖时期的就有45部（其中现存25部，亡佚5部，存佚不明15部）；如此，从现存乐书来看，嘉靖时期的乐书几乎是全明总数的一半，可谓明代乐书创作的高峰期。史载：“入明以来，黄佐著《乐典》，而卢宁全赐深然之。李文利与其兄为《律吕元声》，而学士杨廉爱其书，以为天授，副使范辂从而学焉。而尚书王廷相驳之，著为书。它如李璧、张允荐瞿九思、卫良相之徒，皆前后以知乐名，或著书及论，或为图解。而中允廖道南上世宗论乐书，颇悉乐理，咸以文多，不能悉载。为兵尚书韩邦奇博极群书，硏律吕之学，至疡发背愈，剧不知也。苦心精思，悟若天启，于是作《乐志》。”^[71]

万历三十四年，郑世子朱载堉上所著《乐律全书》，这一事件可以说标志着嘉靖以来乐学复兴的大成；而朱氏在其《乐律全书序》中也一一列举了嘉靖一朝历数与乐律之学的繁盛，以为乐书之兴始于嘉靖，并不无赞颂之意地将之归功于帝王的作养之功：“良由世庙中兴，礼乐咸新，文化远被，而朝野臣民靡然向风矣。当此之时，于历数则有若乐頀、华湘、唐顺之、赵贞吉、顾应祥等诸臣出焉，于乐律则有若张鹗、吕柟、廖道南、王廷相、韩邦奇等诸臣出焉。如是诸臣，未能殚举，各有着述，一时出者，皆赖世宗皇帝好学作养之所致也。”^[72]一代乐书的繁兴，似乎都来自上行下效，在上者世宗皇帝锐意制作，在下朝野士夫遂纷纷谈礼论乐，因此所上乐书乐论大有可观。然而，实情果真如此吗？

嘉靖九年，张鹗受夏言举荐至京师，献上所着乐书两部：其一曰《大成乐舞图谱》，自琴瑟以下诸乐，逐字作谱；其二曰《古雅心谈》，列十二图以象十二律。二书皆佚，然据《明史·乐志》载，其书“图各有说，又以琴为正声，乐之宗系。凡郊庙大乐，分注琴弦定徵，各有归旨。且自谓心所独契，斫轮之妙有非口所能言者”^[73]。又论请定元声、复古乐^[74]，并疏言乐律之制，礼部复云：

音律久废，太常诸官循习工尺谱，不复知有黄钟等调。臣等近奉诏演习新定郊祀乐章，间问古人遗制，茫无以对。今鹗谓四清声所以为旋宫，其注弦定徽，盖已深识近乐之弊。至欲取知历者，互相参考，尤为探本穷源之论。似非目前司乐者所及。^[75]

从这条材料来看，当时嘉靖皇帝大更祀典，然而，在招太常乐人演习时，却茫然不知古制；礼部以为，这正是“音律久废，太常诸官循习工尺谱，不复知有黄钟等调”的结果，遂特别肯定张锷重疏乐律之制以定雅乐诸议论，以为正中当时音律之弊，只是其道艰难，不是当时司乐者所能知晓者。当时太常寺乐官为沈居敬，生平无考，世宗立命法司将沈居敬等人逮问，并令“乐音即为更定，勿误庙享之用”。^[76]

然后，世宗授张鹗太常寺丞，令其诣太和殿较定乐舞，又命其更定庙享乐音，乃因谱定帝社稷乐歌而晋太常寺少卿，掌教雅乐，一时似大有考音定律以复雅乐之象，那么，张氏究竟有什么作为，实际效果又如何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张鹗调任太常寺丞后做的第一件事：

鹗遂上言：《周礼》有郊祀之乐，有宗祀之乐。尊亲分殊，声律自别。臣伏听世庙乐章，律起林钟，均殊太庙，臣窃异之。盖世庙与太庙同礼，而林钟与黄钟异乐。函钟主祀地祇，位寓坤方，星分井鬼，乐奏八变，以报资生之功，故用林钟起调，林钟毕调也；黄钟主祀宗庙，位分子野，星隶虚危，乐奏九成，以报本源之德，故用黄钟起调，黄钟毕调也。理义各有归旨，声数默相感通。^[77]

世宗为其父立世庙于京师，本就是使“献皇帝昔称臣于外藩，今并祀于帝位”^[78]的不得为而为之。其时虽言别立一庙，使出入不与太庙同门，座位不与太庙相并，祭用次日，避两庙一体之嫌，以便“尊尊亲亲，并行不悖”^[79]，然其即太庙左隙地立，且前殿后寝一如太庙制，则世宗立庙之意不过司马昭之心而已，是以时人有书《十可笑》帖于朝者，开篇即曰：“一可笑，一个皇城两个庙。”^[80]张鹗于是时论世庙乐制，且其在应诏论乐时就已强调祭有定乐，林钟祭地祇，黄钟祭宗庙，不得不说有故意暗合世宗心理之嫌。所谓“世庙乐章，律起林钟，均殊太庙，臣窃异之”“世庙与太庙同礼，而林钟与黄钟异乐”者，读来颇有些故作姿态。而张鹗之所以能升任太常寺卿，与其说是以知音故，毋宁说是在定雅乐一节上为世宗的尊私亲出了大力。(www.xing528.com)

在其升任之后，复建白“设特钟、特磬以为乐节；复官悬以备古制；候元气以定钟律”三事^[81]，却被世宗以“特磬难得巨石，且石声清眇，纵巨亦难及远”搪塞过去，于是夏言见风使舵，言“特钟、特磬之设，不过取为乐节耳，似莫若揭灯于竽，以为乐之作止，则不动声色，望而可知，比之钟磬尤为静治”，^[82]鹗议遂作罢。

从嘉靖九年至十五年，处于其时作乐中心的张鹗最主要的乐学主张与作为有三项：“其一，候气以求元声；其二，用四清声复十六编钟；其三，定天地人三宫之调，并改林钟调为黄钟调以作世庙之乐，使与太庙同。”^[83]三者中，候气渺茫不定；编钟难付实践；唯有以俗乐字谱复雅乐圜、函、黄三宫之乐为其实绩，然而作为其最大礼乐功绩的世庙与太庙同奏之黄钟却最终成了张鹗人生的凄凉脚注。嘉靖十五年四月，在其升任太常寺卿十个月之后，仅仅因在世宗幸天寿山的路上没有按臣子的礼节步行，就被锦衣卫下镇抚司，贬为庶民，最后落得发配的悲惨命运，瞬间从政治生涯的顶峰跌至人生谷底。《明史·乐志》用较长的篇幅完整收录了张鹗的两封论乐奏疏，然《明史》却不列其传记，甚至诸家记载中都只能寻到其生平的零星片段，一方面可见其乐论之于嘉靖乐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也流露出其人在这一改制中的尴尬地位。“狡兔死，走狗烹”，回想他为世宗改世庙祭乐的诸般努力，或许可以更清醒认识士大夫在世宗控制下的礼乐改制中究竟能有何作为。

此后，嘉靖十七年六月，山西辽州同知李文察进所著乐书《四圣图解》二卷、《乐记补说》二卷、《律吕新书补注》一卷、《兴乐要论》三卷，因请兴正乐以荐上帝、祀祖考、教皇太子。诏授太常寺典簿，协同该寺官肄乐，俨然又有审音定律之象。^[84]后又于嘉靖二十四年再进乐书两种：《古乐筌蹄》九卷、《皇明青宫乐调》三卷。如其所言：

因见虞周之乐可以发明圣乐之尽善尽美，乃敢上准《大司乐》之乐调，下采《史记》之律术，参以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卦图，质以元会运世、斗指日□历法编撰，积成玖卷，名为《古乐筌蹄》，以明近日郊庙朝廷祭宴之乐义。又本此理编撰《皇明青宫弹调》，积成叁卷，以明圣朝东宫育德之乐理。^[85]

则此二书当为郊庙朝廷祭宴所发，然按周中孚《郑堂读书记》：“（《青宫乐调》）虽奏进于朝，未闻垂为令典。”^[86]可知其说并未见采。甚者在二次进乐书后，李文察未知何故改知磁州^[87]，而后未再任乐职，复雅乐事再次不了了之。恰如《明史·乐志》所述：“世宗制作自任，张鹗、李文察以审音受知，终以无成。”^[88]

以张鹗、李文察之受用于朝廷，其乐书、乐论尚不免不了了之，遑论其他。“与其说嘉靖朝礼乐研讨之兴盛乃是‘赖世宗皇帝好学作养之所致’，尚不如说是出于对明世宗大肆制礼作乐的一种反动。”^[89]虽则在这一人人谈礼论乐的高潮中确实出了一大批重要的学者及著作，然而奈何世宗画地为牢，士大夫欲有为而不能，种种议论，不过纸上谈兵、学究终老。从世宗掌握制礼作乐的主导权始，礼乐一事就再难以控制了。其后晚明文人士夫纷纷由诗而至于词、至于北曲、至于南曲，不过是在古乐难复的现实之下折而重今乐、重今体的一种转向罢了。

总而言之，“嘉靖一朝，始终以祀事为害政之枢纽”^[90]。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而礼乐之用却愈加沦丧：其更定诸祀典，最终却祀事不举，郊庙不亲；而其有志于乐，最终却雅乐崩落，俗乐蔚兴。其愈锐意礼乐，愈加剧士大夫的离心，在其一味以隆君权为务的制作理念下，士大夫欲有为而不能，进而导致官方乐教的失范。是以其时于礼乐端的种种讨论和改制，都无异于“一场历史的闹剧”^[91]，而士大夫高扬的师道精神，也就此堕入一种尴尬而悲凉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