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年七月，世宗正式议定去兴献帝后“本生”二字，时九卿、詹事、翰林、给事、御史、六部、大理、行人诸司各上章争之，皆留中不下，由此直接导致了君臣斗争最激烈的一幕：左顺门哭谏。左顺门事件作为一个转折点，是为嘉靖朝政局之一变。正如研究者所述，这其实是“一次由皇帝本人发动的小规模的宫廷政变。通过这次政变，明世宗告诉外廷的群臣，自己才是朝廷上真正的主人”[31]。当时士大夫之气骨固然大有可观，但左顺门事件之后，廷杖、下狱、贬谪者不可胜数，甚至杖死编修王相等十七人，士夫尊严堕地，衣冠气丧，此后除个别人之外，诸大臣多“依违顺旨”[32]，而张璁、桂萼以议礼骤贵，于是失职武夫、罢闲小吏皆望风希旨，抗论庙谟矣，所谓“诸希宠干进之徒，纷然而起”即也。[33]
掌握政权之后的世宗为重建继位的正当性[34]，以“非天子不议礼”[35]的独断专行拉开了嘉靖朝礼乐制度纷更的大幕，史称“帝自排廷议定‘大礼’，遂以制礼作乐自任”[36]。
（一）更定祀典
据《明史·礼志》载：“暨乎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复朝日夕月于东西郊、罢二祖并配，以及祈谷、大雩、享先蚕、祭圣师、易至圣先师号，皆能折衷于古，独其排众议，祔睿宗太庙跻武宗上，徇本生而违大统，以明察始而以丰昵终矣。”[37]则嘉靖朝祀典更定之繁，实涵盖郊礼、庙礼、祀孔礼等各个方面，声势甚盛，然而具体到每一项更定的落实，是否确如其声势那般浩大？我们不妨择其要者稍作梳理。
1．嘉靖九年正月，定亲蚕礼。三月，皇后亲蚕于北郊。十年三月，以皇后出郊亲蚕不便，移先蚕坛于西苑，不复行于北郊。十一年、十二年皇后皆亲蚕西苑，之后因事辄不举。十六年二月，诏罢亲蚕礼，但岁遣女官祭先蚕。至三十八年，并罢女官祭。四十一年二月，诏罢亲耕、蚕礼，并谕辅臣曰：“耕、蚕二礼，昔自朕作，即亲耕亦虚渎耳，必有实焉为是。”[38]
2．嘉靖九年二月，始祈谷于南郊[39]。寻亲制祝文，更定仪注，改用惊蛰节。十一年惊蛰节，以疾命郭勋代行礼。又于十八年改行于大内之玄极宝殿，亦不复行于南郊矣。后隆庆元年以玄极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诏罢祈谷礼。
3．嘉靖九年，改天地合祀为分祀，并复朝日、夕月于东、西郊，是年十一月亲祀圜丘于南郊，十年五月亲祀方丘于北郊。十二年即命郭勋代祀南郊，代祀天地自此始，是虽分建方、圜，而“中世以后，竟不亲行。”[40]
4．嘉靖九年，欲行大雩礼，乃建崇雩坛于圜丘坛外，然“坛成，未经行礼而罢”，又定雩祀仪注，却“仪注虽经拟定，实未用也”[41]。
5．嘉靖九年十一月，更正孔庙祀典，并御制《正孔子祀典说》言：“成法固不可改，其于一切事务，未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时制宜，至于事关纲常者，又不可不急于正也。”[42]乃定祀孔但称至圣先师，而不称王，并减笾豆十二为十，降文舞八佾为六佾。
6．嘉靖十年三月，改土谷坛为帝社、帝稷，建坛于西苑，躬行祈报礼。隆庆元年以“帝社稷之名，自古所无，嫌于烦数”[43]罢之。
7．嘉靖十年进行祫祭改制，同时始行大禘礼，然大禘礼仅十年、十五年二行而已。二十四年庙礼复同堂异室之制时，二礼均废止。
8．嘉靖十三年九月，改庙制为都宫之制，兴建七庙及世庙，并于十五年新庙成时更世庙曰献皇帝庙，复于十七年上献皇帝谥号为睿宗，使其与孝宗同庙而异室。二十年太庙火灾，二十四年重建成，复同堂异室之制，并诸礼仪、乐章、器物一如旧制，又创设性地以“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44]的祔庙原则跻睿宗于武宗之上。
凡此种种，在当时无不轰动一时，然更定之大者要么在嘉靖后期就已或废或止或恢复旧制，要么在隆庆以后即令罢黜之，更定虽繁，所保留者，亦不过献皇帝称宗祔庙、孔庙降杀及天地分祀而已[45]。综合以上更定诸祀典的过程及结果，世宗大肆制礼作乐，最终达成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曰尊私亲，二曰贬师道，三曰扬君权，而归根结底是要扬君权。只要目的达成，那么礼制如何行、是否举都不重要，甚至连更定本身都不具意义。譬如天地分祀赖帝后亲耕、亲蚕于南北郊而发，而当分祀之制定，二者就失去了举行的必要，世宗本人甚至直以其“虚渎”而罢之。再如庙礼改制的终极目的就是将献皇帝称宗祔庙，一旦达成，那么一切礼仪制度恢复旧制也无所谓。无论是行与不行都在世宗一句话，还是“同堂异室”和“都宫之制”的轮回，种种荒诞之处都带有帝王本人浓重的改革嘴脸，而帝王不亲郊庙也自其始。正因为被附加了明确的政治取向，才使得嘉靖朝整个礼乐变更充满了虽声势浩大实虎头蛇尾的“闹剧性”。
（二）乐律不易，乐章屡易
尤其在当时重礼远重于乐的改革背景下，礼制尚且如此，则于乐制一节，就可想而知了。我们亦择其要者列举一二。
1．嘉靖五年七月，御制世庙乐章，命大学士费宏等更定曲名以别于太庙，并定世庙用文德之舞，其乐生及文舞生如太庙制。寻因张璁议“乐舞以佾数为降杀，未闻以文武为偏全”[46]增武舞。
2．嘉靖八年，定祀太岁、月将乐章，止撰《迎神》一曲，奠帛以后俱用神祇坛旧曲。
3．嘉靖九年二月，以“舞非女子事”罢亲蚕礼舞，止用女乐六奏。同月，帝亲制祈谷乐章，命太常协于音谱。[47]
4．嘉靖九年五月，更建四郊，复定分祀圜丘、方丘、朝日、夕月、天神、地祇乐章。时方厘定南北郊，复朝日夕月之祭，命词臣取洪武时旧乐歌一切更改。
5．嘉靖九年六月，命太常寺选补乐舞生，如数教习，又令将该寺协律郎先行考选，务得精通音律者，以典其事。同月，诏发内府所藏金、玉、铜、石钟磬，于神乐观考正音律，并令科道官各举所知谙晓音律之人以闻。[48]
6．嘉靖九年十一月，命孔庙祀典用乐三奏，文舞六佾。
7．嘉靖十年正月，以耕耤仪过烦更定之，命教坊司于御门观耕时承应，罢进膳乐及三舞队。帝犹以为烦，又命驾行不设卤簿，并罢百官庆贺。[49]同年罢亲蚕仪庆贺，命教坊司女乐止筵宴用，勿前导。
8．嘉靖十一年三月，以“古者龙见而雩，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50]，命儒臣括《云汉》诗词，制《云门》一曲，定雩祀乐章，使文武舞士并舞而合歌之。
9．嘉靖十四年四月，以“各庙既以时建，则乐亦诚宜特设”[51]更定宗庙雅乐，又因原乐章乃国初所作，其所称扬止及德、懿、熙、仁四祖，乃命各庙特享、太庙祫享、大祫一应乐章由翰林院撰述，及一体乐器、舞器并照太庙原定规式，如法成造。五月，增设七庙乐官、乐舞生，各庙设司乐一员、举麾协律郎一员、乐生七十二人，文舞生、武舞生各六十六人[52]。二十四年六月，复命太庙乐章仍旧。
不难看出，虽则乐随礼变，是时乐方面的变化不可谓不可观，然其所变者多在仪文及乐章，亦即就乐的更革来说，形式远远大于内容。譬如当时慎而论之的雩祀乐舞，夏言等人一面拿古礼“习盛乐、舞皇舞、歌《云汉》”树起复古大旗，一面又以“后世此礼不传”折衷，最终仅括《云汉》诗词，制《云门》一曲乐章，实际亦不过达到形式上的复古礼、复古乐而已。至于后来雩祀未举，则又愈加荒而诞之矣。(www.xing528.com)
其时乐制之不备，尚有一事可值一书。嘉靖九年，中允廖道南上《稽古乐以禆盛典疏》，其疏曰：
礼乐百年而后兴，信有由矣。恭惟皇上建中致和，体信达顺，光绍圣祖之丕图，载举隆古之盛典。礼崇三重，乐备四郊，近者宸翰飞洒，亲撰圜丘乐章，昭涣乾文，发挥道妙，比之弦管，协和律吕，真有以动天地而感神明矣。臣惟古帝王之乐，莫善于虞，莫盛于周。……臣请以“古乐可行于今”，与夫“今乐有戾于古”者言之：乐律之制，阳律从乾，阴吕从坤，故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吕以祀四望，奏蕤宾、歌函钟以祭山川，奏夷则、歌小吕以享先妣，奏无射、歌夹钟以享先祖，盖人声与乐声相比而疾徐高下各有其节。今之乐律则掌职于太常寺协律郎，传之既久，而浸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声，其阴阳配合之理，律吕子母之义，恐未必尽然也。古者乐舞之设，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则舞《云门》，祭地祇则舞《咸池》，祀四望则舞《大㲈》，祭山川则舞《大夏》，享先妣则舞《大濩》，享先祖则舞《大武》，盖乐舞与乐律相应，而缀兆疾徐，咸中其度；今之乐舞则隶籍于太常寺乐舞生，朱干玉戚，其会之于服冕帗旄，举弗辨之于佾，其于乐师六舞之仪、舞师四舞之节，恐未必尽然也。古者大享之礼，所以亲君臣也，《周礼》：王宫县九，享食，奏燕乐，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钟鼓在廷，各从其类，无相夺伦；今大祀庆成，设宴于奉天殿，教坊司承应，雅俗混淆，优侏儒
，恐非所以祗承上天之余惠也。古者籍田之礼，所以重农事也，《周礼》：王出入则奏《大夏》，司空除坛，农正陈籍，郁人荐鬯，牺人荐醴，各司其事，无相越职；今躬耕籍田，设乐于先农坛，教坊司承应，群伶纷扰，众剧喧豗，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务也。凡此数者，虽载诸令甲，相沿有年，而关系匪轻，厘正宜急。[53]
廖氏此疏以古今乐之对比，指陈者三：一、“今之乐律掌职于太常寺协律郎”，传之既久，其乐已失古意，是论乐；二、“今之乐舞则隶籍于太常寺乐舞生”，其仪节亦未必尽然，是论舞；三、 古者庆成宴飨，躬耕籍田，礼乐各从其类，无相夺伦，今者则群伶纷扰，雅俗混淆，是论承应。在廖氏看来，欲复古乐，则当考音定律，明分雅俗，故其最后建言者三：“一曰稽五声以正八音；二曰稽八音以正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正旋宫。”时上命礼部看详，礼部尚书李时等议覆其疏云：
朱干玉戚，祇绘于服；皇帗旄舞，弗辨于佾，信非古人乐舞之义。但祖宗以来，遵行不变，或有深意，非臣等所能测识。其庆成、藉田乐章、乐舞，雅俗混淆，盖有《平定天下》《抚安四夷》《车书会同》《表正万邦》《天命大德》，而又有黄童白叟及蛮夷队舞二项承应。藉田有村田乐及感天地队舞，俱系承应。夫既谓之“承应”，则为俗乐明矣。但祭祀专用雅乐，朝会兼用俗乐，自唐、宋以来皆然。惟庆成有《仰天恩》《感地德》之曲，今庆圜丘礼成，而仍用《感地德》，似为无谓。况各项乐章，率系乐工猥陋之语，不宜用之朝廷，传之后世。今宜因祖宗之制，稍加润色，默寓箴规警戒，不至于亵狎杂扰，于治体不为无补。[54]
疏请复古乐，礼部却言“其庆成、藉田乐章、乐舞，雅俗混淆……夫既谓之‘承应’，则为俗乐明矣。但祭祀专用雅乐，朝会兼用俗乐，自唐、宋以来皆然”，甚而以“祖宗以来，遵行不变，或有深意”搪塞，已可看出其时朝堂之上实于乐之雅俗无甚拘泥。同时，亦可见从嘉靖元年即命禁教坊戏谑以来，无论是耕耤田礼还是朝堂宴飨，教坊戏谑实屡禁不绝。而对于廖氏关于定元声、考究音律之议，礼部甚至都没有回复，最终还是落足到对乐章名称及内容的更定上，则又不外乎重形式而已矣。无怪廖氏感慨曰：“古乐不复于今久矣。自元入中国，胡乐盛行。我圣祖扫除洗濯，悉崇古雅。观《大明集礼》所载，昭如日星。奈何浸淫日久，新声代变，俗声杂雅，胡乐杂俗，而帖懘噍杀之音、沈溺怪妄之伎作矣。”[55]事实上，于考音定律一端，其时虽有考正乐器、寻访谙晓音律之人等举措传达出一种看似积极的复雅乐信号，然钟、磬等器，本应由太常寺、神乐观收藏、保管并使用，却藏之于内府，须诏发乃出，而本应担负典乐之责的协律郎却不精通音律，种种行为——不论其落实情况——本身即意味着太常寺—神乐观体系的衰落和雅乐系统的衰微。
或者以为嘉靖时期一再增设太常寺乐官及乐舞生，甚至达到其人数最高值，整个机构处于扩张状态，何以言其衰落？的确，据《太常续考》所载：
（洪武）额设乐舞生六百名，内选声音洪亮、礼度娴熟者，分为典仪、通赞、掌乐、教师。
永乐十八年都燕，存留三百名于南京，三百名随驾，续添至五百二十七名。
嘉靖五年，世庙添二百一十五名。十年建太岁、神祇坛，添二百二十九名。十五年，建九庙，添一千二百二十九名，共二千二百名[56]。二十五年，礼部为去冗食，查革四百四十一名。二十九年，言官题革四百零六名。三十年，言官条陈革二百名，止存一千一百五十三名。[57]
从永乐时期到世宗更定祀典，乐舞生人数骤然扩张近三倍。其时一方面是增加了多项古礼，另一方面是宗庙数亦有所增加，虽所更定礼制多虎头蛇尾，但就算偶一行之，亦需要配备足够的乐舞生以供承应，是以太常寺机构的扩张确是客观之势。而当礼制或废或弛，言官不断请求查革冗杂的乐舞生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虽经过嘉靖二十五年、二十九年、三十年的三次裁革，裁革将近一半人数，但余者视前代仍远远过之。而重点还在于即使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员机构，在数次更定雅乐时，仍一再提到难以选出知音懂律之人，则其冒滥程度又可知矣。事实上，此期太常寺机构的膨胀，正如成化、正统时期教坊乐工的大肆增长一样，恰恰是其失控的表征，遂往往为后人所指摘。
（三）雅俗混淆
关于嘉靖朝的礼乐纷更，以往种种讨论多围绕祭祀典礼而发，亦即集中在祭祀雅乐系统，对教坊演剧殊少涉及。事实上，在郊礼、庙礼大致改定之后，嘉靖十五年，世宗即借端阳节宴之机提及宴礼、宴仪、宴乐诸事：
帝谕大学士李时曰：“端阳朕奉两宫赏节，昨有慈谕罢免，朕惟宴乐一节不可少，不可过，少则不见交欢之情，过则有伤耽乐之好。若夫君臣一赏，足寓交之意。卿其与郭勋、夏言一计之。”已复谕曰：“宴礼必得乐歌，今教坊不知备否？无论俚俗。我太祖、太宗屡有宴锡，其乐仪今存否？可同礼官拟上其仪，朕裁择焉。”
礼部尚书夏言等随后撰仪注奉上：“乐，一奏某曲，奏赞圣喜功臣庆贺之舞；二奏某曲，奏宾鸿翱翔之舞；三奏某曲，奏群仙朝圣队舞承应。”[58]诏如拟。其时礼臣言周时“有君歌《鹿鸣》、臣歌《天保》之诗”，似乎颇有以古乐规范教坊宴乐之意。然而据《桂州文集》载，夏言拟端阳宴乐歌三阕：一奏《圣当阳之曲》，调【朝天子】；二奏《景炎明之曲》，调【殿前欢】；三奏《仰尧天之曲》，调【普天乐】，则所用曲目仍皆为俗乐明矣。[59]虽然对其时前后宴乐究竟如何暂无考，但此条材料至少传达出两层意味：一者，节庆大典的冷清并教坊承应的衰微，乐歌不备，乐仪不存，恰恰映衬了当时朝堂对礼乐的冷落；二者，明初制作以雅范俗，试图将今之乐（主要是北曲）纳入礼乐体系，而世宗改制因意不在乐本身，秉持“无论俚俗”的态度，遂沿旧习。
如此来看世宗尊其父陵寝为显陵，并特设教坊执掌陵祀雅乐一事：
世宗入绍，报思所生，如尊兴邸旧园为显陵，此情也，亦礼也。至推恩蒋氏，命为世都督佥事，令专典祀事，以比魏国公徐氏世奉孝陵故事，已为滥典。至嘉靖二十七年，增设伶官左、右司乐以及俳长、色长，铸给显陵供祀教坊司印，独异天寿山诸陵，不特祀丰于祢庙傅岩犹以为渎，且教坊何职，可与陵祀接称？不几于皇帝梨园子弟，贻讥后世乎？时严分宜为首揆，费文通为宗伯，宜其有此。[60]
则其于乐制上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造成了制度的雅俗混淆，更在于明示礼乐事彻底沦为帝王一己私用的政治工具，雅与俗都在其次。同此前引太常乐舞生入内府教习一样，显陵设教坊亦是从乐署设置上就抹灭了明初严太常与教坊之分，并以太常专司祭祀的重雅乐之意，不过性质更为严重罢了。世宗确实做到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然其更定祀典终与修复雅乐相背离，雅乐系统就此开始全方位崩落。显陵教坊由此成为世道生变的某种征象，每为士大夫所指斥。
如果说正德时独重宦官、大兴俗乐是武宗与外廷相抗的不得不然，那么嘉靖时世宗废礼徇私、无意雅俗就是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手腕。从这个意义上说，世宗与武宗一样，实皆为相对于士大夫政治理想而言的“离经叛道者”，只是弄权有术的世宗显然离叛得更为直接和彻底。
（四）变事天为奉道
帝王崇事道教虽历代不鲜，具体到世宗本人也有多方面因素，然映射到其时的礼乐制度层面，却自有其独特的意味。
世宗之崇尚道教，“建醮宫中，日夜不绝，廷臣交章谏不听”[61]，祈皇嗣则建醮，祈母寿则建醮，以至春祈秋报，著为岁典，安神却敌，礼并郊禋。尤其是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宫变之后，方礼乐大制已定，朝中政权在握，便移居西苑，“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触”[62]，是可谓“事天变为奉道”者也。[63]
世宗之前，宪宗、孝宗均曾有意崇道教。成化十二年六月，宪宗命制祀玉皇乐器、乐章，意引道教入礼乐系统，然遭到时任户部尚书商辂的强烈反对，上疏力争“内廷一应斋醮，悉宜停止，勿为亵渎，庶几天心昭鉴，可以变灾为祥矣”[64]。疏入，帝命拆玉皇祠。至弘治八年十二月，孝宗又命内阁改撰三清乐章，大学士徐溥等奏：“天子祀天地，天者至尊无对，汉祀五帝，儒者尚非之，以为天止一天，岂有五帝；况三清者乃道家邪妄之说，谓一天之上有三大帝，至以周柱下史李耳当之，是以人鬼而加于天之上，理所必无者也。若夫乐器之清浊、乐音之高下，有制度，有节奏，毫厘不容少差，差则反以召祸；况制为时俗词曲，以享神明，亵渎尤甚，以此获福，又岂有是理哉？我朝天地合祭，祭用正月，皆太祖所亲定，乐器、乐章，皆太祖所亲制，当此之时，岂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65]疏入，帝亦嘉纳之。两相对照，则嘉靖时世宗日事玄修，以斋醮代祭祀，就不能等闲视之，而要以紊乱礼乐系统来看。
不仅如此，嘉靖好斋醮，一方面，“一时词臣，以青词得宠眷者甚众”[66]。嘉靖十三年，顾鼎臣为礼部尚书，十七年，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十一年，严嵩任南京礼部尚书，十五年任礼部尚书，二十一年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掌朝政几达二十年。顾、严二人皆以善青词而备受宠眷。另一方面，嘉靖好斋醮，往往宠任道士，一时邵元节、陶仲文等多受重用，十九年，更委任道士陶仲文为礼部尚书，特授少保，寻加少傅、少师，“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仲文而已”[67]，以道士侍斋醮，宠任异常，这与明代立国之时朱元璋特以道士清净乃命其掌祭祀雅乐以表重视的深意相比，变乱已极。更为重要的是，明初太常与教坊的职属严格分离，并一统于礼部，礼部之权由此冠于诸部，正是洪武君臣在建制上欲复三代之治的一次精心结构，史称“我太祖众建诸司最得周官精义，而尤垂神于礼”[68]。然而，嘉靖一朝，但以青词宠眷词臣（连礼部尚书也但以青词媚主），更因宠眷而进道士礼部尚书，遂成为洪武建制从根本上崩塌的显征之一，至此，太常与教坊的功能已全面紊乱，礼部亦实际去对礼乐系统的掌控权与话语权，都不过仰帝王鼻息而存罢了。《钦定续文献通考》乃评成化、弘治两事云：“此皆青词之萌芽也，前人尚能执正如此。”[69]言下对嘉靖君臣不无揶揄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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