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而一应衰亡之象皆肇始于嘉靖一朝。嘉靖初年大礼议一事，便成为这一折变的标志性事件，明史大家万斯同称之为“有明一代升降之会”。[1]
明代礼乐制度的建革，以洪武、嘉靖两朝最为繁盛，一则立国建置，一则大肆更张。明世宗标举“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锐意制作，是为明代礼乐制度一大变。然而，嘉靖更制，究其根本而言，不过以外藩入嗣大统，为追尊本生，张扬君权，遂倚托礼乐制度变革与廷臣角力。“明世宗的本意是在通过夺取制礼作乐的主导权，也即彰显‘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其明确的政治取向决定了更定祀典的根本精神只能是张扬君权，贬抑师道，实际上也就是摧抑士大夫集团用以抗衡君道的精神资粮。因此嘉靖朝的礼乐改革，特别是对乐的更革而言，形式远远大于内容，所变者多在仪文及乐章，至于乐本身的雅俗与否倒是其次。”[2]具体而言，嘉靖朝的礼乐改制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前期廷臣握有更多的政治话语权，故世宗的变革显得温和且隐秘，主要体现在对比礼制更为松动的乐制的僭越上；大致以嘉靖三年左顺门事件为界，世宗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乃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史称“帝自排廷议定‘大礼’，遂以制礼作乐自任”；[3]嘉靖二十年后，转向道教玄修，竟至斋醮凌于礼乐之上，原来更制至此皆或易或废。
嘉靖更制，重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礼乐大变；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打乱了洪武以来以礼部总太常与教坊，严太常与教坊（司）之别、退太常专司祭祀，而进教坊司以总天下乐籍与天下宴乐的职属设置。其种种乱象，可略举如下：其一，以天子直接凌驾于礼部暨百官之上；其二；太常与教坊直接听任于天子，甚至别立乐官；其三，于太常与教坊之间独重太常，不断增设太常乐官与乐舞生；其四，更诏太常乐官与乐舞生入内府教乐；其五，以教坊司掌陵祀雅乐，等等。从乐署而言，是各自功能紊乱，但总其职掌，听命于天子一人而已；从乐事而言，则是雅俗混淆，内外无别。待到后来，嘉靖帝耽溺玄修，不仅道士隆宠异常，廷臣也每每因青词见宠——洪武建制，以礼部总太常与教坊，正是保证了礼乐之司皆源儒臣之手，洪武时期以道士清净而任为太常乐官，后来儒者都颇有微词；然而，嘉靖十九年却任用道士陶仲文为礼部尚书，这一事件既标志着嘉靖更制的结束与耽溺玄修的开始，更标志着帝王假礼乐以隆君道抑师道的极致。(www.xing528.com)
隆庆甫继位，时徐阶任首辅，便假遗诏以示革除嘉靖弊政之意；隆庆二年，徐阶还乡，李春芳继任首辅；次年，高拱复出，慨然以天下为己任，隆庆五年任首辅；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继位，张居正取高拱而代之，在位十一年间，锐意革新，遂成一代新政。可以说，自隆庆继位至万历十年朱翊钧亲政，皆可视为新政时期。如何评价这一新政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重心，所要着重发明的只是，隆万新政，正是出于对嘉靖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反动，是台阁重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而力将礼乐征伐收归已出的结果；然而，这一结果却并不意味着师道精神的发扬，个中原因根本就在于，嘉靖帝锐意隆君道以抑师道的结果，便是使朝廷日渐成为小人报复奔竞的场所[4]——晚明党争，尤其是内阁之争，实肇始于嘉靖而大张于隆庆时期——以至于即使才高志远如高拱、张居正等人，无论自己进阶还是用人，以推行其革新，也往往用非常之手段，张居正最终集权于一身，不惜与天下清流相抗，正是以法家之手段裁抑儒家之精神。[5]也正是因此，隆庆万历初年以阁臣为主推行的新政，不过如昙花一现，随着阁臣尤其是张居正的离世，无论是帝王还是士林，随之而起的反弹都相当激烈，迨至万历亲政后，朝政遂不可问。
自正德刘瑾之乱以来，文人士大夫备受折挫，慨然以复古乐自任，在野谈礼论乐之风始终不辍；当嘉靖锐意制作之时，遍访知音，在野者以著作自任，地方也以进献乐书自任，都试图借此以参与礼乐更制；只是，既然世宗改制意不在礼乐本身，也无意雅俗，具体的乐事，最终也不过沿袭明建以来纳“今乐”入雅乐的惯习，文人士大夫的愿望自然也随之落空；然而，卷入嘉靖更制讨论的群臣（儒）如此之众，影响如此之巨，客观上促发了谈礼论乐风气的大炽，乐书之著作也因此而大盛。同时，长期以来的复古乐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今乐”的嬗变，笔者曾经指出明中期演剧的复兴，标志之一，便是正嘉间三家曲选的编纂与刊行，大抵是应当时教坊内外新声渐起，遂相继以复古、复雅相倡，以教坊正声来规范当时曲唱。[6]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将三家曲选纳入宫廷曲唱之中，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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