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云，吴中自吴宽、王鏊领袖馆阁以来，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驱驰，文风极盛，征明后出，而主风雅数十年。[90]笔者曾道，有明一代，士夫缙绅标扬师道，莫不有志于史，弘正以来，风气犹盛，而北方诸子，如康海、韩邦靖，崇官师，兴礼乐，一生精神之寄托俱萃于《武功》《朝邑》二志。[91]因此，论吴中士气之渐变，也不得从王鏊主撰《姑苏志》说起。
文恪公王鏊（1450—1524），字济之，吴县人。成化二十一年进士，官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正德四年，因刘瑾擅权，不得志而去。王鏊以文章名昭一代，史称，“取士尚经术，险诡者一切屏去，弘正间文体为一变”；[92]由此，亦可知王鏊所学及其志向所在。《全明散曲》存其小令一。
弘治末，苏州太守林世远以文定公吴宽遗稿嘱王鏊续为之，遂集郡人杜启、祝允明、蔡羽、文璧等共相讨论，成《姑苏志》六十卷。该志之修撰，实肇始于洪武年间，是书卷首有宋濂洪武十二年序，云：“后之人览此书，治身居官，取前人之成宪以为法，将见道德兴而习俗美。句吴之区与邹鲁无异矣，则是书之为教不亦大哉。”又有成化十年刘昌序，备云时易世迁，“然盛则衰，醇则漓，转移之机厥有所寄矣”，故而“欲考求遗礼，订正古乐，以隆时祀，以表彰乡贤，齐整风俗”，遂殷勤寄望于郡志之修撰种种。这两篇序，一在洪武，有明百废初兴之时，李梦阳所谓时之“正者”也；一在成化，有明乱象渐萌之际，李梦阳所谓时之“变”者也。[93]士大夫或据朝廷，或处地方，并以重建礼乐相鼓吹，前序又恰为宋濂所撰，正可见两代士林精神所在。然而，至正德元年，酝酿数百年之久的《姑苏志》，或者众手成书，个中以道自任之精神，却远不及《武功》《朝邑》二志，徒以篇幅浩博，以备考资而已，并渐露考订故实，以逞才识的迹象，王鏊所谓“一代之文献不至无征焉，如斯而已者也”。[94]或者，王鏊内心也不免有所遗憾罢。
值得注意的是，该志在卷13“风俗”条，用较详篇幅论述了“吴音”自乐府吴歌以来的发展。吴歈“以音擅天下，它郡虽习之不及也”，自矜之意溢于言表；又云，“吴音至后代渐缺，唐初歌者多失其清婉，议者求吴人习之，还得其本音”种种，字里行间慨然已有寻访吴音以复古乐之志。有明甫立，大抵朱元璋以崛起于南，恢复汉家衣冠，一时士夫欲绍宋统者，颇有寄望朱氏、重觅南音之意——有关议论往往将南曲追溯至开元旧谱，所谓清商曲者也；进而吴歌，亦商音也；再进而舜之南风。成弘之季丘濬有志议复古乐，即持南音始于舜一说；[95]而同时之《姑苏志》，又特辨吴音，数十年后，文人乐士纷纷投入南曲声腔之考订，至有昆山腔大兴于吴中一带，于此已见端倪。
纂此姑苏一志，成化中，除参政刘昌外，又有中舍李应祯、训导陈颀；弘治中，初当吴宽总其事时，则有佥事张习、进士都穆辈，继而王鏊，更广招才俊，一时祝允明、文徵明、杨循吉（因故未与）俱在邀请之列。而同时或稍后，又有阎秀卿《吴郡二科志》，皇甫汸、张昶《吴中人物志》，杨循吉《苏州府纂修志略》等，大抵以传记为主，一时沈周、桑悦、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张灵等俱在传写之列，至《总目》断其为“一时互相标榜之书”。[96]由此可以想见，苏州士夫声气相应，其势颇盛，丝毫不逊色于北方诸子。只是，从《姑苏志》以来，其间的精神实质却已逐渐发生变化。譬如，祝枝山尚有《野记》一种，此书卷3所载宣德间苏州太守况伯律传，也有崇官师、兴礼乐之意，与康海《武功志》相似，只是该书多蒐集异文，大抵遣兴之作，于“师道”二字愈见疏离。而所谓“互相标榜”，亦正是各恃才情，遂彼此相尚；于是乎，有吴一地，吴宽、王鏊、文林辈与桑悦、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辈共列，前者犹存台阁余习，后者则进一步非台阁、驱翰林、唯礼法之士是弃，虽然他们的主张仍以复古面目出现，却已用一种游戏的姿态渐次消解了个中的师道精神。(www.xing528.com)
若论苏州世风之变，并曲风渐兴之机，沈周其人可谓承上启下的典型。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更号白石翁。少时师从邑人陈嗣初之子孟贤，得入经学之门。年十五，游金陵，因《凤凰台》一赋而才名初显。及长，诗文字画，无所不精，其画尤为明世第一。所居有水竹亭馆之胜，图书彝鼎，充牣错列，四方名士过，评诗论画，从无虚日，风流文采，映照一时，百年来，东南之盛，盖莫有过之者。[97]
笔者在论家乐兴起时，曾特别提及地方粮长之意义，并以松江府何良俊祖父为例。[98]其实，若以所蕴正德前江南士绅文化的特质而论，长洲沈氏较之松江何氏尤为典型。早在永乐间，沈周祖父沈孟瑶，曾以人才征招，称疾而归，处士终身，以诗名于江南士绅间。沈周父沈恒（恒吉）与其兄沈贞（贞吉）幼于家塾中师从翰林检讨陈嗣初，及长，兄弟偕隐，构有竹居，但假诗翰丹青以结宾客。正统间，沈恒并荐为粮长，慨然以励精图治为己任。吴文定公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壬辰状元，官至礼部尚书，与杨士奇、李东阳并驾齐驱，卒于弘治十七年。其人于明初以来江南世家复礼尚乐，成一方风气备加揄扬，曾撰文称沈恒“日必具酒肴以须客，至则相与剧饮，虽甚醉不乱，特使诸子歌古诗章以为乐，其视市朝荣利事，真有漠然浮云之意”。[99]
在吴氏笔下，沈恒遵古礼，复古乐，俨然彬彬之君子，而聘乡贤名儒以授子侄经学，更可见其志。此处但云“歌古诗章”而不及习弦索，似与松江何氏不同，但沈贞尚有小令传世，则宾客之间或者亦不废除时曲。《无声史诗》卷2并云“贞吉兄弟诗亦相若，自相倡和，篇什甚众，下至其家人子亦能之，几若郑玄家婢”，[100]或者其家人子亦识弦索耶？
长洲沈氏自明初以来即淡泊名利，以处士终身，一方面，犹可想见明前期处士与乡绅制礼作乐、作养一方的遗风；另一方面，则已经酝酿了一种新的人生选择。流风所及，成、弘间，沈周同样以处士自择，而赖诗画之著，遂成江南风流之领袖。上与吴宽、王鏊相往来，史称“吴人屈指先哲名贤，缙绅首称匏翁，布衣首推白石翁，其他或稍次矣”。[101]下则文徵明、唐寅、祝枝山、徐霖、陈铎辈俱师事之——前者久处台阁，难免以道自任之余习；后者则优游于江湖之间，渐开性情之门——实可说是承上启下，开一代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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