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纳陶安议，下集庆路，改名应天府。二十六年秋，改筑应天城，作新宫于钟山之阳。次年，即吴元年，新宫成，于是召天下贤士，制礼作乐。一时间君臣契合，百年规划，俱起于金陵。洪武二十五年，特诏制《京城图志》，一应官署、街衢、坊市、门楼、山川、形胜，俱在握中，而礼部以下，太常、神乐观、钟鼓司、教坊、勾栏、十六楼，以及无数文采风流、粉黛歌弦隐绰于其间，太平景象跃跃然呼之欲出。
金陵自古以来即为文章渊薮之地，明初建都于此；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而以南京为留都，一些重要职司亦相应保存。综观有明士夫，科第以来，历官多经南京，亦有慕其风物，终官南京的；且京官获遣，又往往贬谪南京，或起复时跸迁南京，这一现象自成弘以来尤为突出。南京设司虽然与北京相似，职务却相对清闲，这些文人士夫留驻南京，往往以宴饮清谈为常事，或师道自任，或欲有为而不能，遂纵情适性。一时间，南京城似乎天然弥漫着一种自由的空气，士大夫彼此声气往来、横议天下，与朝廷南北互望，隐隐相抗。可以说，作为留都的南京，在有明一代的政局中，日益发挥着微妙的作用；而成弘以来，金陵一带士风的变迁，曲辞的大兴，亦正是与此相互作用的。
要了解南京士风的变迁，南教坊、十六楼、乐院、勾栏，以及往来于其间的乐人，其种种变迁——其实质是礼乐制度的变迁——无疑是最好的参照点。想当初，朱元璋籍天下乐工以为用，并循唐宋旧制以官妓侑酒，教坊司、勾栏以外，特建十六楼以处歌妓，一时奖文揄墨，蔚为太平韵致。自宣德以后，渐次零落。及至弘治间，缙绅士夫也只有按故典追想其风流了。一时记载有十四楼、十楼、十五楼等，纷纷不一。[49]
十六楼的衰落，直接源于官妓之禁。宣德四年，应京尹顾佐请，榜禁官妓；十年，英宗继位，大释乐工，二者实际标志着朝廷逐渐失去了制礼作乐的核心地位，[50]而以三杨为首的内阁权限日重。说来亦巧，这一顾佐恰恰是因任应天府尹而声誉鹊起的，史称“刚直不挠，吏民畏服，人比之包孝肃”。宣德三年（1428），亦是由三杨特荐，复召为京尹，擢右都御史。这一年，兰溪邵玘入为南京左副都御史，与顾佐齐名，史称“（南京）风纪大振”。[51]不妨说，顾佐甫任京尹，即奏禁官妓，或者亦是由深慨南京官妓之盛而来。
顾、邵整顿风纪，持法甚深，不过只是一个开始罢了。于士大夫而言，真正成一代风气者，不徒在以法制正其表，而在于以儒学之至理作养天下，以培其本。有明一代，士大夫师道自任，以儒学预天下大事，亦始于宣德。一般以为，明代讲学之始起于曹端，其次薛瑄，后者名望尤重。[52]不过，薛瑄讲学，名著于正统初为山东提学之时，景泰间任职于南京也时日甚短，影响不著。[53]值得一提的是慈溪陈敬宗。陈氏于宣德二年转南京国子监司业，九年，迁祭酒。此后，因傲视王振一行，屡不获迁，至景泰元年方引年致仕。如此，掌南京国子监祭酒长达二十三年，史称，陈氏“力以师道自任。立教条，革陋习。六馆士千余人，每升堂听讲，设馔会食，整肃如朝廷”。当时，李时勉为北京国子监祭酒，“终明世称贤祭酒者，曰南陈北李”；[54]可以说，宣德以来，陈氏以师道自任，于作养南京一方士气，实有殊功。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内阁日隆，士气日张，又当国家多事之秋，于是乎，朝廷上下，礼乐一事就具体事宜而言，倒不甚讲明。[55]景泰七年六月，南京神乐观即奏供祀乐舞缺人，当时朝廷命择选道禄司无疾过道士补数，供祀者就令充乐舞生。由此来看，早在景泰间，南京雅乐已颇见荒惫。所谓太常、神乐观、钟鼓司，似乎仅仅成了一个铸造、收藏乐器之类以备必需的机构[56]，或者也引经据典，以备顾问。万历间李日华便有一段颇为形象的文字，追述当年太常的闲逸：
南京百司事简，若太常则尤闲寂。先辈有为是卿者，终日酣眠坐啸而已。一日传门柝甚急，询之，乃宣州入递公文。因春多风，园户诉所供太庙梨花被落尽，至秋恐难结实，求派他邑，有司故为申请也。因成一绝云：“印床高阁网尘沙，日听喧蜂两度衙。昨夜宣州文檄至，又嫌多事管梨花。”先辈风流亦可见矣。[57]
职事清闲，正不妨暂管风月，以遣逸兴耳。不过，自成化以来，南京职司依旧清闲，时势却渐渐发生了某种变化。宪宗甫继位，在宴乐与否上，与外廷矛盾便开始激化。当时，章枫山（懋）、黄未轩（潜）、庄定山（昶）等人谏元宵张灯，被杖遭贬，此之前，又有修撰罗一峰（伦）先以言事被黜，时称“翰林四谏”，声名大震。四人皆为成化二年进士，亦几乎同时被贬，而且，或贬谪，或起复，又同聚于南京，致仕后，复以讲学著名，且屡征不起。其中，枫山先生章懋，史称“家居二十余年，中外交荐，部檄屡起之，以亲老坚不赴”。弘治中，众议两京国学当用名儒，遂以谢铎为北监祭酒，以罗钦顺为南监司业，而祭酒一职虚位以待章懋，而懋竟迟至十六年服阕之后方始莅位，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一时间，“六馆士人自以为得师”。正德元年乞休，次年得请。此后，历起南京太常卿、南京礼部右侍郎，皆力辞不就。嘉靖时，家进南京礼部尚书，致仕。如果说，曹端、薛瑄、陈敬宗等人的师道自任尚是个别人的积极作为，属开风气之先者；那么，“翰林四谏”于进退之间所标举的姿态，已预兆了一个时代的来临——丘濬即论庄定山道：“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昶也。”[58]
南京的上空，似乎弥漫着一种独特的空气，而耐人寻绎。成化间，一代名臣马文升、王恕等也曾因忤宦官、佞臣贬官南京，至弘治在位，二人得一时际会，积极辅佐新政，其中，马文升于重正礼乐上用力最勤。[59]有意味的是，当清修《钦定续文献通考》在感叹弘治一朝欲复古乐而不果时，紧接着却转入这样一段话：
南太常寺卿吕㦂尝言：“太祖兴礼作乐以成大典，设神乐观提督之。自迁都，而南之居观者多不谙糜廪饩，甚无谓也。乞敕下厘核之，使复祖制，祀神祇不能者黜之。”制曰：“可。”而南都乐乃渐复。[60]
这样一种微妙的对比，恰恰烘托出朝廷礼乐不修，在野之士夫遂慨然自任的图景——南京也因此成为士夫或议论或躬行的渊薮，隐隐与北京相抗。
然而，这一句“南都乐始复”其实际究竟如何，却颇值怀疑。从各种资料来看，尽管有顾佐官妓之禁，宣德以来，南教坊妓乐之风似乎始终不堕。即以正统初陈敬宗任南监祭酒而言，陈氏的方严，所谨守的恐怕也只是一己方寸地而已，推而衍之，影响所及亦不过南监之学风而已。例如，史传盛称，陈氏“性善饮酒，至数斗不乱。襄城伯李隆守备南京，每留饮，声伎满左右，竟日举杯，未尝一盻，其严重如此”；[61]此事当时笔记亦多有记载，每每渲染南京守备如何盛张伎乐，以恣宴饮，而敬宗又如何终席守礼不乱，其意自在鼓吹陈氏之师道尊严，然而，字里行间，恰恰可以看出当时教坊伎乐的繁盛，甚至教坊伎乐不足，继之以家乐。[62]
其实，南京一地自来繁华，不仅是士夫议论的渊薮，亦是外戚、王孙、中官、勋贵，甚至武职横恣的所在。这些人在教坊演剧的发展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如前所述，也正是他们，自正统以来，就渐次逾越朝廷制度，盛张伎乐，官妓不足敷用，代之以家妓。至嘉靖间，东南倭寇大起，胡宗宪等霸据一域，广招词客，其势雄炽，几与唐末藩镇相似，宴饮之风更是穷奢极欲。
再则，官妓之禁，所禁者，在职之官僚耳，士子平人及在家缙绅不论。南京，既为省会，复为留都，每年应试，往来士子彼此宴饮相契，往往招呼伎乐，教坊曲巷之中，恐怕是终日丝竹不绝。今存《琵琶记》《金钗记》《寒衣记》《金山记》诸戏文，都或隐或现地，涉及士子留连秦楼楚馆的记载。[63]
尽管有关资料颇为缺乏，然而，勾辑史料，字里行间，仍能发现南教坊较之于北教坊，伎乐之风更盛。例如，天顺三年，教坊司以朝廷礼乐不备，便请诏选南京并山西、陕西乐户赴京应役；而英宗下诏，仅调山陕二地，南京不用。弘治间，请南京及各王府精通乐乐者入京，亦不了了之。后正德时，诏选地方乐户入京，则以河间府最多。由此来看，北则山、陕、河间，南则金陵，实已成地方伎乐之重心；而英宗特诏不用南京，此后，南京在遴选乐工入都时也显得颇为冷淡，个中关系实颇为微妙。
吕㦂除上疏南都神乐观雅乐外，另有一疏。当时，南京历代帝王庙旧有乐器尽毁于火，弘治十七年（1504），吕氏即上疏重新考定清浊，以重制乐器，然而，此事却不了了之。直到嘉靖时，世宗礼乐自任，又重提此议。[64]如此来看，所谓“南都乐始复”，恐怕也仅限于一种姿态而已，实无力阻挡教坊俗乐的日益侵凌。
可以说，永宣之后南教坊伎乐一直兴盛不废，只是形式稍异；且成弘以来，随着乐籍制度的渐次松弛，地方俗乐也在南京一地日益繁炽，与教坊彼此争竞、相互融合——亦正是此时，陈铎、徐霖诸曲家，纷纷以柳三变自命，日益汇入急管繁弦之中，苏州祝枝山、唐伯虎等士子也往来其间，俱以新声相鼓吹。可以说，一直为史界议论纷纷的武宗南游，正是以这一盛况为背景，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南教坊伎乐的发展。
武宗初继位，宠任内宦刘瑾。大批士夫因忤刘瑾，或贬谪、或起复，纷纷落职南京，如崔铣、杨廷和、马中锡、王阳明等。刘瑾下台后，武宗终岁游冶北府，京中形势亦依然混乱，禁军、内寺、义子、伶人、僧道势力大张。[65]正当王阳明等人在南京静观时局之时，武宗忽然心血来潮，大约宣府乐工尚不足观，执意要到南京来一领六朝金粉之风流。以状元舒芬为首，一时间交章谏阻，终至徒然。舒芬、王廷陈、马汝骥、张岳等纷纷被贬，[66]正德十四年十月，武宗施施然踏上了南下的旅途。(www.xing528.com)
尽管在一些士夫笔下，着力描摹南京职官如何正气凛然，武宗一行，尤其是江彬辈，气焰如何为之大为折挫，然而无论如何，武宗纵情南游，于江南，尤其是金陵曲坛而言，几乎是一个盛举。简而论之，在金陵期间，武宗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制作新乐，播之于南教坊。武宗就曾特制杀边乐播之教坊，大抵即是以此为军中鼓吹耳。[67]二是遍访知音善乐之文士，如杨循吉、徐霖辈，[68]北返时，又途经镇江杨一清府，观戏吟曲、诗酒往来。[69]三是率南教坊大批乐工，如顿仁、朱凤翔辈北上。[70]这三者直接促进了南教坊伎乐的发展，一是宴乐的繁荣，二是文人的参与，三是南北曲或雅俗乐的交融。而以南教坊为中心，金陵一带士风也迅速旋起一种微妙的变化。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北返，途中已觉身体不适，回京不久，便撒手尘寰，结束了他颇有争议的一生。是年四月，嘉靖帝即位，一时文人士夫纷纷起复，无不以礼乐为首务，以希用世。一时理学名家，如吕柟、何瑭、杨廉、魏校、潘府、崔铣、夏尚朴、湛若水、邹守益、王廷相等俱萃集南京，或任职礼部、或司掌国子监，彼此相与讲论，并慨然以移风易俗、兴礼作乐为己任。[71]例如，当时南祭酒吕柟，曾特奏乞钦拨太常乐官转谕诸生古乐节奏。部议以为太常乐与古乐不同，难以遣拨，宜令诸生自行讲求习学古乐。柟于是选知音监生卫良相等，率其友百余人，取诗《周南·关雎》至于《商颂·元鸟》可歌者八十篇，被之八音，以为图谱而教习焉。[72]何瑭，时晋南京太常少卿，便与湛甘泉、郭杏东等人修明古大学之法，[73]而湛若水，更积极践施，以古礼相倡率，为南京俗尚侈靡，而特定丧葬之制以行。尽管这些理学大家，在相与讲论中，理愈明、道益精；然而，所谓学者“翕然宗之”[74]，亦仅仅是学者而已，其种种具体作为，在现实中似乎影响甚微，且转瞬间即风流云散。吕氏教习古乐成，慨然叹曰：“可见圣明作人之深，而古乐亦不难复也。”然而，自其去任，该乐谱便迅速流佚。南京的自由，方便了理学家勾画种种理想，并为之展开种种荒诞而悲壮的实验；然而，一切都仿佛只是堂吉诃德搏风车式的一击，所余的不过是后人的饭后谈资、茶余追想而已。[75]
掌握政权以后的明世宗为重建继位的正当性，把目光转向了制礼作乐，因此自嘉靖七年大礼议胜利之后，从嘉靖九年开始，又把以祭祀天地（包括山川云雨风雷等）、宗庙、孔子为核心的礼乐制度重新加以损益，这就是所谓“更定祀典”。
然而，明世宗的本意是在通过夺取制礼作乐的主导权，也彰显“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其明确的政治取向决定了更定祀典的根本精神只能是张扬君权，贬抑师道，实际上也就是摧抑士大夫集团用以抗衡君道的精神资粮。因此嘉靖朝的礼乐改革，特别是对乐的更革而言，形式远远大于内容，所变者多在仪文及乐章，至于乐本身的雅俗与否倒是其次。
同时，一般士绅，尤其是文学之士，则在南京自由的空气里，开始以纵情任性自相标榜，以示矫然不群；南教坊伎乐之风在士人的揄扬下，日益张炽。据《皇明世说新语》载：
王维桢偶过何中丞栋。值其生辰……顾视两廊，绿窗朱户，坐而理丝调竹者皆家姬，外舍黛绿者二十余人，皆征妓。王托故而出，然未尝不心羡其乐。[76]
想当初，陈敬宗在守备襄城侯的宴席上，危然独坐，耳不听五音、目不近五色；同是国子监祭酒的王维桢，在极力自持时，内心却已是艳羡不已。不过，王氏毕竟身为国家师，当此之际，只能“中心痒痒”；而顾璘，领袖金陵文坛，却俨然以马融绛帐自喻，日周旋于教坊伎乐之中。
顾东桥文誉籍盛，又处都会之地，都下后进皆来请业，与四方慕从而至者，户外之履常满。先生喜设客，每四五日即一张燕，余时在其坐。先生每燕必用乐，乃教坊乐工也，以筝琶佐觞。有小乐工名杨彬者，颇俊雅，先生甚喜之，常诧客曰：“蒋南冷诗所谓‘消得杨郎一曲歌’者，正此子也。”先生每发一谈，则乐声中阕，谈竟，乐复作。议论英发，音吐如钟，每一发端，听者倾座，真可谓一代之伟人。[77]
顾氏自晚岁家居，声名籍甚，构息园以待四方之客，希风问业者，户屦恒满。遥想当初，宾客与生旦杂处，丝竹之音，清谈之声，此作彼伏，几疑为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之重现矣，故后人慨云，“处承平全盛之世，享园林钟鼓之乐，江左风流，迄今犹推为领袖”。[78]当时，南京士绅，以顾璘（东桥）、严嵩（介溪）为首，领袖风流，均留连于教坊伎乐之间，后者奢华更甚。
同样以古文名家，亦同样以啸歌纵情，较之康海，顾璘等却颇少了几分慷慨，更多的只是一种风流自赏罢了——前者是不得已而为之，故于慷慨之余而别生悲凉，而后者则大抵是适性自择，而于风流之中转添软媚。此一种风流软媚，亦正可以总括当时浸淫于金陵歌宴中的儒风士气。
当士夫纷纷荟萃南京，大讲礼乐之时；当时礼部一应费用，却日益倚重教坊司，一应酬酢，也俱由教坊承值。两相映照，实难免有几分荒诞：
又礼部到任、升转诸公费，俱出教坊司，似乎不雅，此项断宜亟革者。南京礼部堂属，俱轮教坊值茶，无论私寓游宴，日日皆然，隶人因而索诈，此亦敝规。北部却无之。兼有弦索等钱粮解内府，如此猥亵，似皆当速罢。[79]
由“北部（按：指北京礼部）却无之”一句，可知南京伎乐远盛于北京，沈德符一会说“似乎不雅”，一会说“如此猥亵”，但愿速罢，尴尬之状溢于言表。何良俊笔下也有类似记载，称“南京各衙门摆酒”，各有夫役，“礼部六科是教坊司官俳……太常寺是神乐观道士”，教坊司、甚至神乐观，不过成了太常、礼部日常饮宴的夫役；而且“衙门中官员既多，日有宴席，人甚苦之”，何氏亦曾敦促任官革除弊规，“然颇任众怨，卒不得行”，亦只有无可如何了。[80]
如此，在礼部与教坊、士夫与乐工的日益交融中，湛若水等人追慕太祖制乐以节乐的种种改制终成泡影。于南京士子而言，朱元璋大建十六楼，恰恰是鼓吹风流之渊薮；而武宗南游，当北京百官纷纷跪辕死谏时，一直徘徊在边缘、翘首仰望的金陵士子反而洇蒸出一种微妙的想象来。譬如大举宴仪、广纳善音律之士，似乎成了君臣相契、礼乐将复的一种象征；尤其是徐霖，武宗的不世宠遇，使其去就之际，在后人的想象中竟成为谪仙一流，不溷尘俗；而金陵士夫以及南教坊乐工——后者无论北上随驾与否——从此往往追尚北音（雅乐）、以得教坊正声自矜，并彼此鼓吹，与当时日益兴起的南音（俗乐）相抗。其实，在后来史书，尤其是笔记杂史的记载中，武宗皇帝好礼崇文、知音善乐颇有几分梨园之祖唐玄宗的遗风流韵，与当时新兴士风亦颇相吻合；只是明末以来，士大夫积极反思有明衰亡之征象，于武宗种种荒诞悖礼的行为颇加指责，以为明之衰亡由此始耳，想象其放诞风流的一面遂往往为之所掩；[81]此种心态，即使金陵士夫亦有所难免。至于流传于野老俚俗之间的讲述，又往往流于市井趣味，于审美上甚为欠缺。不过，即使一些零星的记载，字里行间，亦仍然流溢着对当年繁华的缅想：
教坊梨园单传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遗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场演剧为耻，若知音密席，推奖再三，强而后可，歌喉扇影，一座尽倾。主之者，大增气色，缠头助采，遽加十倍，至顿老琵琶、妥娘词曲，则只应天下、难得人间矣。[82]
早在万历之时，追忆昔日繁华（始创则洪武、近则正德嘉靖初）的文字便不绝如缕。明清易代，一片欢场，尽为野蒿，所谓“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83]自武宗南游以来，南教坊的美人名妓俱以梨园子弟自矜，然而帝踪已杳，正音不再，种种繁管歌吹、文采风流俱渐渐成了梦中影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