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铎，字大声，号七一居士。长期以来，一般以陈氏为弘正间人，因此，诸家文学史多在陈铎名下，标其生活年代约在弘治元年（1488）至正德十六年（1521）间，或径云生卒年不详；[2]其中，唯谢伯阳《全明散曲》明确标其生卒年为景泰五年（1454）至正德二年（1507），只是未说明缘由；[3]近年复有研究者主张其卒年可能已在嘉靖中期之后。[4]要其原因，或因循前人，或追踪影响，或者出于揣测，而语焉不详。
其实，关于陈铎的卒年，嘉靖间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一文曾明确提及，是在正德丁卯年，即正德二年（1507）。[5]不妨由此进一步推考陈铎的生年。按陈氏《秋碧轩稿》中《北双调水仙子·因跌自嘲》二曲，有一句“涉险攀危过六十”。显然，陈氏年寿至少超过六十岁，则其生年最迟应在正统十三年（1448），即陈铎生年的下限为1448年。又按陈氏《草堂余意》卷下《秋意》“氐州第一”云：“小前程，何足问。且归去，仰天大笑。四十年来，一梦中，而今尽晓。”此一句“四十年来一梦中”，可作两解。第一种解释乃虚指人生如梦，而前程也只是虚写一生抱负，那么，陈氏撰此词时约四十上下；第二种解释即陈氏已滞于仕途约四十年。不过，陈铎乃世袭指挥，入仕可以在二十岁以下，则去官之时也不会超过六十岁。只是仅就这两条材料，陈氏的生年还十分模糊。所幸笔者在卞荣（1418—1487）诗集中考得《赠别金陵陈大声挥使》一首，诗中称铎“年少胸中有五车”，[6]以年少称，则当时陈铎至少在三十岁以下。卞氏全集仅此一首涉及陈铎，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陈挥使铎”条云，成化中卞氏曾为陈铎《香月亭诗》作序，两者很可能同时。假设赠别诗写于成化元年（1465），那么陈铎的生年上限为1435年。此外，卞氏诗集为其门人无锡吴键所整理，历三年始成，刊于成化十六年。其体例以文体分卷，而各卷所录似以编年排序。[7]《赠别》一诗之前，有《生日》一首，注成化八年；紧续《赠别》之后，复有《成化十四年九日》一首。这样，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此诗的写作时间定在成化八年（1472）至成化十四年（1478）之间；[8]相应，陈铎生年的上限也可进一步确定为1442至1448年间，1448年恰恰也是陈氏生年的下限。综上所述，陈铎约生于正统七年（1442）至十三年（1448）之间，卒于正德二年（1507），享年约在六十至六十六岁之间。其一生，少年袭职，历官四十余年，不过，晚年是否去官，是请辞还是被黜并不清楚。《氐州第一》一词语义不明，所谓“且归去，仰天大笑”并不排除只是作者觑破红尘的感慨。
李开先（1502—1568），嘉靖八年进士，与南北曲家颇有往来，所云陈氏卒于“正德丁卯”一说理应取信。而诸家文学史一直径取弘正（1488？—1521？）说，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对该材料的忽略，更大程度上却来自明清人的误导。可以说，明清人所勾勒的陈氏小传便颇多疑点，或含混不明，或以讹传讹。万历间汪廷讷精订《陈大声乐府全集》，陈氏之名遂大显，此书有曹学佺序，称陈铎“生当弘正升平之世”。此后，《千顷堂书目》《明史》《明诗综》《蕙风词话》诸要著更推波助澜，或称弘正，或题正德，遂成信说。其实，曹氏之说也只是影响之辞，不足为凭。与此同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便称陈氏为成弘中人，不过，文中又将陈铎与正嘉时沈青门（1488—1565）并提，视为同时代人，显然也都源于传闻，难免讹误。这一点沈氏也很清楚，故而感叹道：“今皆不知其为何代何方人。”[9]由此来看，早在万历时陈铎其人其事已是杳然如黄鹤了。也许，当明末黄虞稷撰写《千顷堂书目》时，只是信手将陈铎著作归入正德时期。待到清初，《明史·文苑传》在明确标举陈铎于南都文学复兴的意义时，却将陈铎与徐霖等人并提，定格于诸子谈艺“正德”时，南京风雅始稍稍振起；这实际上又抹去了陈铎吞吐风气之先的意义，而将整个南京文坛的变迁俱笼于李、何复古思潮之下，其后，便转入“璘主词坛”云云[10]——史家的叙述进一步误导了后人对陈铎生平的追述。
综上所述，陈铎当卒于正德二年（1507），但短短数十年后，人们已不知陈氏为何时何方人。万历间将陈铎广传为弘正间人，究其原因，不过由于其名经常与徐霖（1462—1538）并提的缘故，当时的南京曲坛，流传最广的便是陈铎与徐霖在富文堂联句的佚事。[11]然而，陈、徐二人，一为成弘间人、一为弘正间人，同为富文堂上客，不过是彼此生命轨迹的短暂交汇，二者于明中叶金陵词坛的意义其实已迥然属于不同的时代。(www.xing528.com)
如此，我们不妨将陈铎置入当时整个南京的文坛中，考其影响，以进一步确证其卒年在正德初。《明史·文苑传》称南京词坛的兴起，以陈铎、徐霖、谢子象为先导，至顾璘领袖词坛遂大昌，这一叙述显然是以整个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嬗变为背景的。顾璘（1476—1545），字华玉，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与陈沂、朱应登、王韦等人并称金陵四大家，而名位最显。顾氏自弘治丙辰举进士以来，即卷入当时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复古运动。正德初，随着与刘瑾等人斗争的失败，诸子纷纷落职，复古思潮开始由京师向大江南北分散发展，形成不同的地域群，[12]可以说，顾璘正是这一复古运动后期在江南（不独南京）的中坚人物。正德八年（1513），时任开封知府的顾璘因忤钱宁等人而下狱，同年谪授广西全州。此后辗转江南，入江浙，转湖湘，终南京，延揽士流，唯恐不及。一时江南江北，但有声名者无不在其奖誉之列。晚岁家居，声名籍甚，构息园以待四方之客，希风问业者，户屦恒满。[13]南京词坛，亦因此而日盛。确切而言，顾氏在赴广西全州任时曾取道南京，此后亦常与南京诸子书信往来，声气相通，也即是说，顾璘领袖南京文坛实可以追溯到正德八年时。也正是这一年，顾氏在取道南京时特地拜访了徐霖，并为其写下了《晚晴阁记》。复古运动在备受挫折之后，各地文人士大夫声气往来，南北呼应，留下了大量酬唱应答的文字，而随着复古诸子的逐渐凋零，也留下了大量的悼念文字，包括史传的汇录。[14]当时的顾璘、王沂、王韦，包括后来的王慎中等人，无论是入籍金陵，还是任职金陵，均留下了与徐霖交往的文字，而顾璘更殷勤为徐氏撰写《墓志铭》，又有《哭徐九峰》诗，与《哭陈石亭》《哭金子有》等并置集中。[15]当时士林声气往来如此之盛，而顾氏与陈铎同处金陵，以顾氏领袖金陵文坛的身份，好结天下士的性情，如果陈铎亦如徐霖一般活跃于正德间，甚至直到嘉靖中，那么顾氏集中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不仅如此，我们在陈沂诸人文集中也未发现只字有关陈铎的记载，而陈铎的交游可以考知的也不过卞荣、徐霖、史忠、沈周、徐俌等寥寥数人。唯一的可能，只能是陈铎卒于正德初，遂已置身于这一声气之外了。由此来看，尽管我们也将陈铎与徐霖列为同时，视为明中叶南京文坛兴起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然而，陈铎成名早，去世亦早，徐霖寿至七十有七，晚年声名愈盛，二人在短暂交往后，彼此的人生取向与文学取向已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以陈铎受知于成化间卞荣，而徐霖受知于正德间顾璘，已可知两个人实际已代表了不同的时代。[16]明乎此，在明中叶文坛上，陈铎领风气之先，其承前启后之意义方能进一步发明。
明中叶复古思潮首先在诗学领域爆发，并迅速席卷南北，其余势亦逐渐波及词学与曲学。此一点，今人很少提及。[17]今存明代词话最早者为陈霆《渚山堂词话》，是书所录明代曲家，明初诸公有瞿佑、刘基等人，明中叶仅陈铎一人，凡三条。同时，《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等曲选也开始在正嘉间流传，三者也径将陈铎与明初诸子并录。[18]可见，在嘉靖间编选词曲之时，陈铎的词（曲）已广泛流传，后者更播于教坊之中，与金元及明初旧曲并行。由此可证，陈铎实为明中叶词曲复兴第一人，其生活时代理应早于《渚山堂词话》与《雍熙乐府》的编撰时代。《渚山堂词话》有嘉靖九年陈霆自序，三家曲选中《雍熙乐府》最为晚出，今存嘉靖四十五年重刊本，初刊本在嘉靖十年。如此，显然可以排除陈铎卒于嘉靖的可能性。进而言之，陈霆正德六年致仕，此后四十余载一心著述，其《词话》尤开风气之先，而为后人所推重；顾璘正德八年谪授广西，其领袖南京文坛也可追溯于此年，二者在性命取向与文学取向的种种变化，显然都与当时时世的变迁密切相关，只是有显有隐罢了。[19]我们说，明代中叶复古思潮由北而南形成不同的地域群，这之间显然存在与该地域原有文学的相互融合，其中南北融合尤为关键。作为当时政治与文学的重镇，南京自然具有风气之先的意义，这也是《明史·文苑传》特别标明南京文学复兴的原因所在。如果说，南京文学的复兴，诗歌一域以陈铎肇其始，以顾璘推其波；那么，整个江南的词学，陈铎于陈霆的意义也大可以作如此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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