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顺三朝以来，随着外廷的权力因内阁的逐渐制度化而不断提升，君主与外廷之间矛盾日趋尖锐，士大夫以道自任的精神也日益高涨；确切说，早在宪宗即位不久，在议礼作乐上与外廷的矛盾便开始激化，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便是著名的“翰林四谏”，亦称“成化四谏”。“四谏”指罗彝正（伦）、章枫山（懋）、黄未轩（潜）、庄定山（昶），四人皆成化二年榜进士，其中，罗伦为状元。其人有四，其事则二：一是罗伦谏李贤夺情事，二是章、黄、庄等谏元宵鳌山灯火事。成化二年五月，罗伦新中状元不久，当时阁臣李贤居父丧，宪宗用夺情故事诏令回京，罗伦即上疏反对，且陈辞激越。罗伦得中状元原是李贤所擢举，而其上疏也并非针对李贤本人，而是反对夺情本身，以为如此违制悖礼，风气将因之而大坏，因此，主张“已起复者，悉令追丧；未起复者，悉许终制”。[38]疏末，更慨然以当风气之先自任，望朝廷广开言路莫致士气不振；结果，疏入不出，次日即被黜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成化三年十一月，因元宵节将至，宪宗为举鳌山烟火命词臣撰诗词进奉。其实，自洪武以来，元宵设鳌山灯火、演剧娱戏已成惯例，永宣以来更盛，正统后虽教坊规模远不如初，然年节承应，祖宗定制，也并未废止。宪宗此举不过按故事而已。然而，当时的翰林章懋、黄潜、庄昶等人，大抵年少新进，意气风发，竟联名上书劝谏，措辞更极为凌厉，有“至翰林官以论思为职，鄙俚之言岂宜进于君上”“张灯岂尧舜之道，诗词岂仁义之言”诸语。宪宗一读之下，大为恼怒，史称“以元夕张灯，祖宗故事，恶懋等妄言，并杖之阙下，左迁其官”。[39]章懋三人谏灯火一疏出，时人多呼之为“三君子”，或称之为“翰林三谏”，[40]与罗伦合称“四谏”。翰林四谏不过是一个开始，迅速形成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时廷臣纷纷为四谏请命。成化三年二月，商辂被召进京，入阁，首陈八事，其一言纳谏，便是请召复元年以后建言被斥者；[41]也正是因此，成化三年六月，罗伦即由福建起复，调往南京翰林院，章懋等三人原拟调往边瘴之地，也因毛弘上疏而中途改任南京。翰林四谏齐聚南京，南京士气也因此而日益发扬。翰林四谏出现，标志着自靖难之后抑郁不振之士气益见发抒，士大夫开始用更为激进的儒学传统对时政公开指斥。此后，宪宗专宠万贵妃，复宠太监汪直辈，一时阉宦与佞臣争相援进，朝政渐废，而逸乐渐纵；史称帝多好新声，令教坊日进院本，以新事为奇。当时阁臣万安因交结阉党，媚党万氏，逐渐掌握大权，其间便曾利用宪宗好演剧一事倾轧大臣，由此也可以想见宪宗对新声俗乐的沉溺及其与朝政变迁之间的关联了。[42]这里，宪宗先是打压，打压不能则闲置，但于内廷之中，倚赖宦侍以自兴俗乐，甚至培养佞臣以冷观朝堂倾轧，这一作派实际已开后来武宗与神宗的先声，论其实质，也正是为外廷所制，遂以自放于俗乐的姿态，开始与外廷作消极对抗罢了。
一方面是宫廷俗乐的渐兴，[43]另一方面则是力禁俗乐的呼声，终成化一朝，自翰林四谏以来，外廷假礼乐以斥朝政、假师道以抑君道之声却始终不绝，以至于帝王倚内侍，初则相抗，次则避席，后来更于内廷之中，假宦侍而自设礼乐，君师之间的矛盾与妥协日益微妙。其要有五：第一是请节宴乐，第二是重修南京祀典，第三是尊隆孔庙乐舞，第四是请革正淫祠，第五是反遣派内侍代祀。以下依时序，举例以观：[44]
（请节制宴乐戏剧）宪宗既倚宦侍而溺俗乐，因此，外廷屡有请节制宴乐疏奏上。继章懋等三人谏元宵灯火后，有成化四年四月户科给事中贺钦因春夏风旱成灾，请帝王“念天变之可畏，忧民命之将绝，省公责己，下诏求言”，第一便是“绝游宴之乐”，宪宗直接批复道“言路未尝沮塞，修省亦未尝改慢，朝廷凡事俱已从省矣”，并斥言官“不可各执己见”，贺钦等上章自劾，自求放归，亦不允；[45]成化八年，南京十三道御史陈变，也因彗星有异敦促帝王勤自修身，当“仰天意而内自讼”“罔游于逸，罔淫于乐”，若能修身自省，自然也不会怠于戏剧，也无可戒之事，并力谏“当为者速为之，当改者速改之”“庶几天意可回，灾变可弭”，这次，宪宗不过“御史所言俱有处置，所司其知之”，便不了了之。[46]
由此来看，尽管有翰林四谏被贬在前，但言官措辞却日益锋利，甚至直接以天变、以告归与朝廷对抗；面临外廷的指斥，宪宗内心其实颇有委屈，但这时大多只是或自辩，或申斥，或竟闲置不理，已很少像初即位时那样立贬言官，由此也可看出，翰林四谏，这一场帝王与外廷的较量终究是外廷略胜，天下士林并因此而士气大涨。一方面，在北京是宪宗开始怠政，内廷之中俗乐渐起。史载“是时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见。万安同在阁，结中贵戚畹，上下壅隔”，当时阁臣彭时在位，“每因灾变上言，或留中，或下所司，多阻隔，悒悒不得志”，屡乞致仕，又不获允，直到十一年病故。[47]另一方面，南北士林往来金陵，却酝酿出一种新的气象。由于得到士林清流的支持，成化二年罗伦被贬福建，次年六月即起复南京翰林院；十一月章懋等谏元宵灯火，俱贬边，中途即改任南京；同一年，周洪谟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由于明代的两京制度，作为留都的南京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或许，以成化三年为界，南京的上空开始弥漫起前所未有的自由的空气。南京，成为士林南北往来与舆论的中心，而与以帝制为核心的北京矫然相抗。可以说，成化以来，文人士大夫的礼乐自任，与复古乐思潮的大炽，都是在南京不断酝酿的。
（复南京太庙与城隍庙祀典）成化九年九月，南京太常寺少卿刘宣疏称南京太庙祀典荒疏，礼制偏废，以至于宝座、冠服等缺而不备者凡一十有二，而南京都城隍庙春秋两祭也皆久废不行。宪宗最后批复，只修宝座，只于八月中祭城隍，其余允之。[48]
以上是南京祀典的重修。而尊隆孔庙祀典也自周洪谟由南京改任北京始，也即是复古乐思潮由南京向北京发展。
（整肃学规，更隆孔子乐如天子之制，以告天下）成化七年，周洪谟从南京改任北京，十一年复原职。周氏新任国子监祭酒，即因士风浇浮而请复洪武中学规，史称“帝嘉纳，命礼部榜谕”，所谓复洪武学规，尤重学礼，以养士风，当时“崇信伯费淮入监习礼，久不至。洪谟劾之，夺冠带，以儒巾赴监，停岁禄之半，学政肃然”。[49]同年，又因“天下府州县祭先师孔子，多有礼无乐”，遂疏请礼部备乐歌佾舞行下有司，更置造乐器，以俾士子肆习；当时礼部覆奏，乐歌佾舞学生人数不足，只待丰稔之时补造乐器，宪宗从之。十二年六月，周洪谟又疏，以为唯孔子能称“圣神广运”，“贤于尧舜”，且今日先圣像用冕旒十二，已用天子之礼，而舞佾豆笾数不称，遂请增祭孔笾豆佾舞之数如天子之制，又遵三代之制重议当时的堂上乐与堂下乐。而当时礼部尚书邹乾等对此疏一一驳斥，主张一切仍旧。三个月后，洪谟再上疏力争。最终，十三年春正月，宪宗“以增孔子笾豆乐舞之数。遣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商辂告文庙，翰林院学士王献告于阙里”。[50]
（大同请制乐器以侑祭孔子）成化十五年春正月，巡抚大同右副都御史李敏特上疏道：“今天下学校，俱有乐以侑祭孔子。大同虽边方，实总镇之所，而孔庙春秋侑祭之乐独缺。乞照例颁降，或容臣制造，令本学生习演奏用，庶边方之远，得以观圣化之美；甲胄之士，亦得以习礼让之风。疏入，上曰：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文教洽于远迩，大同虽边，方用武之地，诸生诵法孔子，与内郡无异，文庙侑祭可独无乐乎？其亟令所司制造乐器，俾本学生习用之。”[51]
从以上诸例来看，成化初年，外廷请节制宴乐，宪宗尚颇有不满，有关奏疏也多置之不理；然而，九年以来，南京请复太庙祀典、周洪谟请隆孔子乐制，宪宗多能从之。而周氏请隆孔子用乐如天子之制，正是当时议礼第一要事，如周氏第一疏中所说“近日建言者或欲加孔子封号，或欲封孔子为帝，要见本朝尊崇先圣之意，以备一代之制”，只是如何尊隆先圣，当时儒林已颇有议论，而争执不下。周氏与当时礼部尚书邹乾之间发生争执正是因此，而争执的核心，首先在于孔子“贤于尧舜”是否妥当，其次才是祭孔用乐是否可以如天子之制。自翰林四谏以来，士林新锐纷纷以师道自任，鼓吹复古（乐），然而，谨慎持重者也每每质疑，君与师该如何自处，礼乐素来自天子出，儒者是否可以礼乐自任，这等切己之学问便是成化时期第一要讲明的。周洪谟请祭孔子如天子礼，可谓对师道尊隆至极；有意味的是，宪宗皇帝却在此时支持了自己在东宫时期的老师，如周洪谟所请，增孔子乐如天子之礼，并颁布天下，具体原因不明，大约于宪宗而言，也有一代之制自我而始的诩诩然。待到大同请疏，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颂章，天下学校从此弦歌洋洋，宪宗似乎也沉醉在这一“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文教洽于远迩”的盛世图景中了。
这之间还需要插说另一件事情，便是革正淫祠。自翰林四谏以来，宪宗于内廷之中，倚赖内侍与近臣，在渐兴俗乐的同时，也渐设斋醮而开佛道之门。宪宗隆兴佛道，更在内廷之中兴建玉皇殿，用内臣执事，并用郊祀之礼乐，这与后来嘉靖在西苑兴建土谷坛、无逸殿等如出一辙，其实质是，宪宗以推广敬天为由，在旧有郊祀之外别祀玉皇，从而在内廷重新构建了一套天地祀典，而与外廷相抗，这一点商辂陈辞虽然委婉，却已经有所触及。最初，礼部请停修大应法王塔以为帝王尊佛太过时，宪宗多少还有些恼怒的，但这一次，他却立即听从了商辂建议，竟将玉皇殿拆除。这中间态度的转折，具体原因虽然不明，但从时间点来看，一个事在成化十年，一个事在成化十二年，后者正是周洪谟请孔子用乐如天子之制的同时。这样来看，宪宗和以周洪谟与商辂为首的廷臣，至少在表面上开始携手共治，这才有了成化十三年正月商辂一行的奉诏南下，为增孔子笾豆乐舞之数，而告于文庙，告于阙里，朝廷的气象似乎已大有变化。
（请停修大应法王塔，祭葬从简）据载，宪宗先后听信大应法王，尊崇过礼，修大慈法王塔，又修大应法王塔；因此，成化十年三月，礼科给事中王坦遂上疏，以为祭葬胡僧如此尊崇有违礼制，不应大兴土木，宪宗自以为“所费不多”，指斥王坦滥言，不准。[52](www.xing528.com)
（请罢玉皇祠）成化十二年八月，因宪宗好道，在宫中兴建玉皇殿，“取郊祀所用祭服、祭器、乐舞之具，依式制造，并新编乐章，命内臣习之，欲于道家所言神降之日举行祀礼”，并召当时太常寺丞吴道亮亲自教习；为此，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商辂亲自疏奏，以为第一不当于郊祀之外别祀玉皇；第二不当用内臣执事祀礼；第三凡内廷一应斋醮悉宜停止，“疏入，上命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库收贮”[53]。
然而，几乎在同时，宪宗却宠任汪直，成化十三年初于东厂外更设西厂，不多日，屡兴大狱，榜掠士夫，令人骇变。三月初商辂率诸阁臣条疏汪直十一条罪状，更不顾宪宗震怒，与上反复抗辩，宪宗不得已罢西厂，而宠遇汪直依旧，不过一月，又诏复西厂，最后，商辂辞官求去，“一时九卿劾罢者，尚书董方、薛远及侍郎滕昭、程万里等数十人”，[54]此时距离正月间商辂奉诏告于文庙，不足百天。可以说，成化十三年围绕着汪直与西厂事，当时内阁与帝王矛盾迅速尖锐化，这与正德初年反刘瑾事件已颇有几分相似，只是后来局势更为激烈罢了。汪直重掌西厂后，倚重左右都御史王越与陈钺，先辽东，后大同，大兴边事，竟至权倾朝野；直至十七年秋，宪宗方渐生疑虑，再加上言官交章，遂罢设西厂，将汪直调任南南京御马监，后来并渐次降逐汪党。
成化十七年，进周洪谟为礼部尚书，似有意全面修复一朝礼乐。
先是，成化十七年四月，命修天地坛、太庙及社稷山川坛、国子监、神乐观乐器损坏者；至是太常寺复以岁久敝坏，请令所司修治。帝曰：“礼莫大于祀天，而乐器废坏不称，心甚缺然，其祀天中和乐特令御用监制造；其余乐器皆令工部造办如式，用副朕敬神之意。”[55]
然而，这则材料中却有一个细节，透露出新的迹象来。宪宗在与外廷携手修制礼乐的同时，却仍然选择了倚重内侍。这一年的全面修复乐器，宪宗除依制令工部制造外，[56]却将最重要的祀天中和乐，特令内廷衙门御用监制造。当时宪宗对御用监掌事陈喜宠遇非常。[57]万历十七年十月，又以道士邓常恩为太常寺卿。当时，东岳、东镇、西岳、西镇、中岳、中镇、北岳、北镇等祠庙，几乎都由御用监太监陈喜、太常寺卿邓常恩代祀，而据后人所载，宪宗遣陈、邓代祀却其与尊奉道教有关，譬如，祠祀有烧符魇镇等。[58]其实，早在成化十五年，宪宗命李孜省为太常寺寺丞，便一时“士论沸腾”，御史杨守随等上疏力陈孜省曾以赃获罪，不宜典郊庙百神之祀，遂改上林苑监左监副，疏中有言：“如祭祀也，罪人不容供事，刑官不令省牲，疾病刑丧不容陪祀，皆有一定之典则，盖酌古准今，历万世而不可易者。”[59]然而，李孜省此次虽然改官，却宠遇不衰，后来竟官至礼部左侍郎，工部尚书，分献郊祀，骄恣异常，直到十九年，言官力争，方才降谪，后弘治初被劾下狱。[60]
十九年，为言官所困，宪宗不得已降谪李孜省；次年春正月，监察御史徐镛、何珖言因京师地震，更请暂停免庆成之宴。[61]即便是在成化初期，廷臣因灾异进言，宪宗虽有不满，也只是避席而让，这一次态度却变得极为强硬。徐何进言，援引的是祖制“先王之遇灾异，必减膳彻乐，用自贬抑”，而宪宗却认为“庆成宴乃祖宗定制”，厉斥徐何二人“不谙大体”，并直接令锦衣卫执而讯之，不久俱调知县。成化二十一年，御史朱英再次上疏，请山川诸祀不得委之内臣。
其赍香帛赏赉等事，及岳镇山川等祭祀，宜从礼部差官，不必再差内臣，以烦道路。[62]
只是结果如何不甚了然。算来，十七年大议复礼乐器，最终也只是了了而已。
终成化一朝，朝野议礼之风大兴，然而，尽管有议孔子用乐如天子之制的初战告捷，且周洪谟也最终进为礼部尚书，但朝廷对乐却始终没有什么大制作；也正是因此，朝野士夫开始殷切地等待着一个新朝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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