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宣时期教坊演剧的繁荣仅持续到宣德末年与正统初。教坊杂剧的衰落肇机于宣德四年官妓之禁。宣德三年，帝用杨荣、杨士奇之言，擢顾佐为右都御史，次年，榜禁官妓；宣德十年，英宗继位，三杨秉政，一次性放出内庭乐工达三千八百多人。大释乐工正式标志了衰落的开始，稍后，英宗正统四年，明初曲家之首朱有燉与世长辞。教坊杂剧的衰落，直接原因来自朝野上下一群以制作礼乐自任的文人士大夫。宣德三年顾佐的奏禁官妓，不过是帝王与文臣在礼乐问题上长期矛盾的一次激化，从次年的榜禁官妓到六年后的大释乐工，则标志着文人士大夫在这场较量中最终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相应，明初以来的礼乐制度，尤其是以教坊司为核心、集权于君主的演剧制度开始处于一种失控（抑或被冷落）的状态。一个“全盛”时代自此开始衰落了，明初演剧的繁荣也随之黯淡下来。
当永宣时期教坊演剧日益繁荣之时，首先是太常乐舞的日益冷落。因此，三杨秉政，一方面释放乐工以放俗乐，另一方面便有意重复雅乐。史载，正统元年（1436）十二月，特命秦府典乐吴从达等五人，于神乐观教习乐舞生演奏。不过，这一举措固然有意于重建雅乐，但以藩府典乐入神乐观教习乐舞这一行为本身，却意味着神乐观的乐舞生因荒于肄习，已无力承担国家乐舞，更无论对王府乐舞生的教习职责，也就是说，处于中枢位置的神乐观已丧失了制作并传播礼乐的核心地位，而不得不求诸地方。以至于史臣慨然有疑：“王国赐乐之始，例选神乐观乐舞生五人往教习之，诚以其精习有素也。今乃反取王国之乐官以教习神乐观乎？”[19]当然，神乐观的乐舞生也并非完全不能教习。正统十四年，代王上疏，因乏乐师，乞赐通音律乐舞生一人往王府教习，以供祭祀；[20]由此来看，那么神乐观的乐舞生前往王国教习的也还是有的，只是代王此例是特奏始遣，由此又可看出旧例早已不行；不仅如此，洪武制度例遣五名乐舞生，而这里不过一人而已。同时，从京师到地方，乐舞生教习制度的久不例行，其本身已经说明神乐观礼乐意义的衰微。对三杨而言，请秦府乐舞生来京师神乐观来教习，完全出于不得已；然而，即便如此，这一举措的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或者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不过短短三年，太常寺卿徐初便上奏神乐观乐舞生朱崇妙等人，或恋俗私逃，或构讼求脱役之事；[21]而且，这种私逃脱役已渐成普遍现象，如《续文献通考》所论，“意所云赡给优厚者，必日渐朘削，是以多有去志，而勉强供役者，皆不复专心肄习，盖其废弛，固自有由也”。[22]景泰七年，御史阎鼎又上奏弹劾神乐观混乱无禁，以至于盗贼出没，“臣前至坛内，其乐舞生卖酒市肉，宛成贾区，往来驴马喧杂，无复禁忌，是致狎邪窥探于平日，乃能从容为盗于一时。究厥所由，咎当谁执”，并请礼部为条约，榜示观内。[23]乐舞生在天地坛内无所事事，居然公然设市，卖酒买肉，把一个清净颛洁的祭祀场所变成了喧杂的市井区，这其实也正是长期以来太常礼官无为的结果。在阎的记载中，神乐观的闲散从容已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倒颇有几分晚明南京礼乐职司的清闲，只不过前者闲得热闹，后者闲得清雅罢了。
同样，教坊司也开始走向衰落。自大放乐工后，正统、景泰数年间教坊司均无大制作。直到英宗复位以后，天顺三年冬十月，教坊司方以承应不足为由，请求征引地方乐工入京补充，“恭遇大祝天地山川导驾迎引及正旦、冬至、圣节，合用乐工二千余人，今本司止存乐户八百余，乞行南京并顺天等府、陕西等布政司，乐户内选闲习乐艺者送京备用。上曰：‘南京乐户不必取，第行山西、陕西精选，送来应役’”。[24]按所奏而论，教坊司乐户将由八百骤至两千余人，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盛举；然而，仔细推衍，这一次大动作，大概是因英宗复位不久，也逐渐起意制作颂声来涂饰自己的正当性，仅此而已。不论原因如何，地方乐工的大量入京，一方面从反面揭示了长期以来教坊司职责的冷落，同时，也昭示了京师教坊司地位的下降。实际上，这一次征选也仍然没有多大影响，早在景泰元年七月，国子监助教刘翔就特地上疏，从各个角度历数当时礼乐之失，请敕增改，然而，“时以袭用既久，竟莫之改”。至三年九月，并天顺中，翔又两次上书，当时亦不过折衷行事，诏从者不过十之一二。[25]由此可见，由于官方的不作为，教坊雅乐的肄习早已经日渐荒疏。
朝廷雅乐的衰微，就根本而言，意味着礼乐制度原有的掌控功能逐渐弱化，于是，地方伎乐各种悖礼越制、不遵法度的现象开始浮现，地方俗乐也相应而起。其现象有四：
第一，是教坊乐工的僭用服饰。如天顺元年七月，金吾右卫千户白琦便曾奏请有司出榜禁革教坊司乐工妇女僭用服饰，道：“正统年间已尝禁革，而犹不遵法度依然。僭服异色花样、纱罗、绫段等衣，内衬大红、织金，及戴金玉宝石、首饰珠环之类，街市往来，坐轿乘马，多端僭礼，不可胜计。请敕所司出榜禁革，如有仍前不悛、故违礼法者，令五城兵马擒送法司，惩治其罪。庶使贵贱有别，服饰有等。从之。”[26]这里还提到正统年间已数次禁革，却屡禁不止，则僭越之风就更早更盛了。(www.xing528.com)
第二，是地方乐户的渐次繁盛与地方官吏宿娼之风的不断。正统三年，当时还在巡抚河南、山西行在的兵部右侍郎于谦，发现“山西人民多有乐户，男不耕种，女不纺绩，淫嫚成风，游食度日，不才官吏往往呼使歌唱奸淫”，于是“乞敕各处取勘，悉令为民，以给徭税；官吏宿娼者依律黜罢，不许赎罪还职”，“上悉从之”。[27]值得注意的是，于谦主张遏止伎乐之风，显然首先着眼于对经济的考虑，因为乐户终日游食，这才令他们恢复良民的身份，各事生产，目的是“以给徭税”。早在宣德十年，正统初继位，杨士奇主张大释乐，便是因为“教坊司在外取来乐工甚多，虚费钱粮，无益于事，合无，量留供应外，其余放还乐籍，与民一体当差”。[28]于谦之举不过从京师移至山西地方罢了。当初朱元璋效宋制括天下乐工尽归教坊司，根本目的即在统一收取脂粉税，看来到宣正之时制度已然失控，乐籍大兴，不仅难以取利，而且供养不易。正统十三年，又有御史陈鉴上奏，道“今风俗浇浮，京师为甚”“倡优为蠹，淫无极”“前此未尝不禁，但禁之不严，齐之无礼，日滋月炽，害治非细”，云云。[29]娼妓之盛，甚至窝藏盗贼，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治安。成化四年，锦衣卫指挥朱骥因“近获强盗多系赌博宿娼之徒，无有家业，专在乐人之家寄赃宿歇”，认为罪在教坊司官，因“见罪不累已，法不追赃，虽知盗贼，亦听容留”，为禁盗安民，遂同巡城御史胡靖等一齐上疏，乞敕“一体追赃坐罪”等[30]。
第三，则是丧葬违制，好用戏剧即其一。正统七年，有奏报道：“各处故官多有不肖子孙，将父祖所遗纻丝、纱罗、锦绮衣服鬻与乐人，及假乡村报赛男妇妆饰作戏，古人虽贫，不鬻祭器，况父祖遗衣乎？”更有在“殓葬之期，宰牲延款吊祭姻朋，甚至歌唱以恣欢，乘丧以嫁娶者，伤风败俗，莫此之甚。乞敕该部严禁约之”。[31]早在洪武元年，朱元璋便用监察御史高原侃之言，禁止循习蒙元旧俗，于丧葬之时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32]后来并将之收入《大明律》，所谓“十恶”之七“不孝”便包括“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等；[33]然而，风俗之坏屡禁不止，以至于后来士大夫态度日益峻切，成化二年，丘弘重申“奸淫居”及“丧宴乐”之禁，指责当时“京师淫风颇盛，居丧之家张筵饮晏，歌唱戏剧，殊乖礼法”，以至于“欲将奸妇枷号示众”来禁约居丧者不许非礼宴乐，因司法反对，只主张按律缉察方罢。[34]
第四，乐籍制度的松动与路歧南戏的起来。如前所说，宣德四年官妓之禁，既是乐籍繁盛的结果，也昭示了乐籍制度的松动。旧制，买卖良人入籍例有严禁，而乐籍中人也轻易不得脱籍；然而，至少在正统即位以来，无论在京师还是在地方，儒臣便不断鼓吹除放乐籍，而买卖良人入籍也屡有发生，以至于景泰七年明确下令，一者禁买卖入籍，二者许乐人自愿出籍，与民一体当差。[35]旧制，乐籍听候官方差遣，不得随意流动，这一现象自正统以来也已发生变化。进而言之，大量乐工被遣返从良，然而，所谓各事生产，恐怕常常流于虚言，对他们来说，最主要的谋生技能还是吹拉弹唱，何况游食已久，好逸恶劳已成本能；这样，一旦机会允可，自然便重操旧业。因此，无论是乐籍中人还是非乐籍中人，都逐渐汇聚到路歧艺人中来，而极大地促进了城市伎乐的发达，其实质是教坊正声与地方俗乐的交融，尤其是南北音声的交融，明中叶以来的音声大变革已经隐伏于此了。明代教坊正声以北音为主，四方新声而以南音为最，今存最早南戏的记载便发生于英宗天顺年间。都穆《都公谈纂》中记载：“吴优有为南戏于京师者，锦衣门达奏其以男装女，惑乱风俗。英宗亲逮问之。优具陈劝化风俗状，上令解缚，面令演之……遂籍群优于教坊。”[36]锦衣卫将吴优演南戏的行为指斥为“以男装女，惑乱风俗”，甚至引起了英宗的亲自逮问，却因其劝化风俗，意在太平，不但未曾降罪，竟将其籍入教坊司。这一条材料已是弘正间吴人自己的追忆，难免修饰，但是天顺间吴优搬演南戏于都下当是事实。吴优，自江南而北上，至于京师，甚至惊动天听，由此也可以想见因着路歧人的发达，自明初受打压而一直隐伏于江南，南宋遗音已然再次复兴，并颇有影响了。
如前所说，永乐以来，帝王与文臣之间彼此妥协，开始进入君师共治时期，永宣演剧也因此而大盛；宣德四年的官妓之禁与正统即位时的大释乐工，则标志着内阁日益制度化后外廷权力的进一步上升。此后，尽管正统五年至正统十一年，杨荣、杨士奇、杨溥已先后辞世，然而，内阁权力却始终不堕。个中原因，一方面是制度犹存，另一方面却与三朝朝政的变迁有关。朝廷自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以来，历经英宗失国、景帝即位、景帝僭立太子、夺门之变、英宗复位等一系列宫廷巨变，君主因此也都颇有惭德；在这种情况下，英宗及景帝无论是勤政还是沽名，多能听从廷臣的谏阻，这不仅保障了君师共治的存在，更进一步促进了外廷权力的上升，明初二祖所极力打造的君权独尊体制至此正式破产。既然君师共治，彼此熙和，自然也便礼乐相安，无须制作，再加上朝廷本多事之秋，也无暇制作，一应祀典宴仪、帝王观剧，但因循故事，便如南宋初年以清净无为相尚一般。前面所述，无论是神乐观或教坊司的疏于管理，还是雅乐的荒于肆习，其实都源于这一份清净无为，倒体现出一丝太平盛世不妨闲眠的图景来；也正是因为这一清净无为，从京师到地方，倡伎之风始终禁革不断，悖礼越制之风也渐次兴起，新的俗乐开始在民间悄然而兴。[3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