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复古乐思潮:从礼乐到演剧的消长

洪武初，朱元璋即设礼乐二局，儒臣以宋濂为首，协律以冷谦为首，广征耆儒，朝夕研讨，以迄三年，而成《大明集礼》一书；此后，又历数十年数次修订，终洪武一朝始渐具规模。然而，如前所说，后来的反复修订其实已经渐渐远离了最初君臣聚合的初衷，一本务实从今从简之法，遂从返三代之制最终至掺杂唐宋之制。这期间，吴元年，试登歌乐，朱元璋亲击石磬，指斥儒者朱升不辨五音；洪武五年，宋濂因议《孔子庙礼》被贬，是年，又因其孙牵连胡惟庸案而流放身亡；书写下《太古元音谱》的协律郎冷谦抱琴而遁，不知所终；二十一年，新举进士解缙上书指斥洪武礼乐之非；更有刘基等人慨然长叹北曲盛而南曲亡……当时，士林之首宋濂之后有方孝孺，以宋濂弟子方孝孺为代表的浙东士夫渐次聚集于东宫太子左右，隐然与洪武相抗；一旦建文继位，便重张复古精神，遂颇有以太祖之制为非而倡力破陈法之处，后来史家以为操之太急，以至于朝野动荡，仅四年，即为朱棣假靖难而起兵代之，而方孝孺也以史上最惨烈的夷十族的方式殉道而亡。由此可见，复古还是从今，其意义已远远不止于制度本身，也即，二者之争并非只是具体制度具体仪节的差异，而关键在于“君”“师”之间的权力平衡。朱元璋的改制，最终是为隆君权而服务的，元末以来士大夫的礼乐自任，实以复古为表征，以师道为内核，这一精神至此备受折挫。

永乐后期，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制度的形成，实际标志着士大夫权力的上升，君师之间相互妥协而共治之意因此而渐复，朝野鸣盛之音从诗文到演剧遂蔚然而兴。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国家乃多事之秋，儒臣遂慨然而起，号令天下，而帝王因私欲误国皆有惭德，也不敢公然与外廷相抗；这样，君臣彼此相安，朝廷礼乐但取南宋故事，无为而已；所谓永宣时期教坊演剧的繁荣与正统以来的礼乐废弛（相应是文学的沉寂），其实正是以此为背景的。(www.xing528.com)

成化以来却不然，以翰林四谏为开端的师道复兴，重张复古之旗帜，慨然以礼乐自任，论其实质，正是标志了自靖难之后抑郁不振的士气益见发抒，士大夫开始以更为激进的儒学传统公开指斥帝王。因此，成化以来儒臣与帝王的分庭抗礼，其要有三。第一，几乎都以尊洪武制度为口号，更往往以尊祖训来戒慎后世帝王，然而，这一洪武制度实指以宋濂为代表、以复三代之制为理想的洪武初制；并将矛头直指永乐，以为礼乐大变实肇始于靖难，则是深痛以宋濂弟子方孝孺为首的建文变法自此而断。也即，成化以来复古乐思潮的复兴，究其根本，在于有意接续远则以朱熹、吴澄，近则以宋濂、方孝孺为代表的宋明儒学之职志；因此，后来《明儒学案》为有明一代儒林列传，特置方孝孺为首，无他，尊之为有明师道第一人也，而置宋濂于宋元学案中，无他，以之绍继朱、吴等宋元大儒耳。第二，成化以来君师矛盾渐趋明朗，一方面，士大夫锐复古制，假此隆师道而抑君道，复古乐思潮因此而大炽；另一方面，帝王怠政，实质是开始倚近臣与内侍——体现在礼乐上，便是直接倚太常（道流）或钟鼓司（内宦）——而与外廷相抗，遂至雅俗混淆，俗乐也因此而日兴于内廷。君师相抗，这一局面在成化时期已经形成，只是最终未至激化，可以说，晚明诸种矛盾以及诸多迹象其实都发端于成化时期。第三，弘治时期，史称弘治中兴，这一中兴实即政治清明而言，也即在一群礼乐自任的士大夫督责下，君师之间最终再度携手，有意共治，第一件事便是议复古乐以行天下。然而，弘治末年的考音定律，只不过刚刚开始，便随着弘治的驾崩而结束，正德初年刘瑾用权后，前朝老臣也凋零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