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复古乐思潮：礼乐演剧的变迁

在古与今的历史变迁中，为现实所囿，真正的泗滨浮磬已是难求，甚至不可求；因此，官方在制礼作乐中，取磬之地也不严格。然而，“泗滨浮磬”，这一源出《尚书·禹贡》的记载，早已成为一种理想的寄寓，体现了历代制作者锐复古乐的志趣；因此，一旦官方取磬不出泗滨，往往被儒者认为是乐变的征兆，影响深远——其中，为后世儒者议论最多的便是唐代的华原石，有关华原石的聚讼集中于唐以来迄北宋及晚明迄清乾隆间；这两个阶段的变化，恰恰标志了中唐以来，雅俗乐的两次大变，而当时俗乐的大兴，或者说，戏曲（弄）的兴起正是以此为背景的。

（一）废泗滨磬而用华原磬——唐玄宗时期的雅乐之变

民间流传，往往以唐明皇为戏曲之祖；如此，戏曲之源起，便可以追溯至唐明皇时期。这一说法如何，在于我们如何定义戏曲，因此，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辨析；更确切的说法是，唐玄宗时期教坊俗乐的大兴，标志了传统乐制在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雅俗大变，后来戏曲的兴起便肇始于此。然而，这一乐变的征兆，首先体现在雅乐本身，即唐明皇在重考音律时，废泗滨磬，用华原磬——这一行为往往被视为唐室制作兴郑去雅的重要表现，而为后人所讥；其次，才是唐明皇大设教坊，最终促成了俗乐的大兴。也就是说，唐玄宗时，华原磬取代泗滨磬，其意义丝毫不亚于教坊的设立。据载，华原石，出唐京兆府华原县，唐末于县置茂州，旋改耀州，辖华原一县，即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州东有磬玉山，出青石，扣之铿然有声。白居易为此专门写了一首《华原磬诗》，在序中简略叙述了唐明皇以华原磬取代泗滨磬的史实，“天宝中始废泗滨磬，用华原石代之，询诸磬人，则曰，故老云泗滨声下，调不能和，得华原磬考之乃和，由是不改”；接下来，在诗中却对这一制作极尽伤悼之意，“磬襄入海去不归，长安市人为乐师。华原磬与泗滨石，清浊两声谁得知”。^[34]当玄宗之时，真正的乐师已入海远遁，不过以长安市人为乐师，这才导致音律上的清浊不辨，最终华原磬取代了泗滨石。白居易正是假此来寄寓复古（雅）乐而不能的伤感。北宋陈旸《乐书》也道：“唐天宝中，废泗滨磬而以华原石代之，卒致禄山之祸。元白赋诗以讥之，诚有意于去郑存雅矣。自时而后，有取华阳响石为七县焉，岂亦得泗滨浮磬之遗乎。”^[35]由此可知，唐玄宗废泗滨磬而用华原磬，一直为唐宋儒林所议，认为这一行为直接标志了雅乐的衰微与俗乐的大兴，同时，这一乐变更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大变，唐室因此而走向衰落。

唐宋改制时，一方面，时人往往因唐玄宗用华原磬而废泗滨磬，而深慨雅乐衰微；但另一方面，北宋末以来的议论便渐趋通脱。例如，陈旸在重石磬的同时，却特别强调“磬之所尚，岂在夫石哉，存乎声而已”；又道“古之为磬，尚象以制器，岂贵夫石哉，尚声以尽意而已”。也就是说，用磬之道，首在功化，磬的意义首在于声，以声尽意，石不过是形而已。这一通脱与唐太宗时期主张“乐在人和不在声”时的态度颇有相似之处，并为后来用磬，不一定用石磬，也不一定用泗滨磬诸说，也为后人纷纷考求石声之美，以资赏玩，兆启了端倪。

（二）取石灵璧与独重石磬——用泗滨磬与明代的锐复雅乐

一旦了解到华原磬的曲折，我们便可以对明太祖特别标举用灵璧磬有新的理解，究其实质，正是对唐玄宗以来雅乐衰俗乐兴的反动，而试图绍继宋儒主张，重新恢复用泗滨磬。自元一统以来，儒者锐复三代之制的声音日益高涨，复古乐思潮也正是以此为核心的；正是因此，洪武君臣锐意制作，自一开始便标举用泗滨磬。同时，这一泗滨磬的取磬之地磬石山隶属凤阳府，也正是明代帝王朱氏发祥之地，因此，洪武君臣标举用泗滨磬便更多了一层王权或文化正统性的意义。

从诸家记载来看，终明一代，始终重视石磬。据《续考》载，辽金元三代俱有玉磬，只有明代始终未恢复使用玉磬^[36]：(www.xing528.com)

谨按明自太祖初克金陵，其明年即定雅乐，亲击磬声，命取泗州灵璧石为之。弘治中，以礼官言，欲制玉磬而不果。嘉靖九年，尝发内府所藏金铜玉石钟磬，命神乐观考正音律，而玉磬卒未闻施用。后张鹗请设特钟特磬，帝谕辅臣亦惟以特磬难得巨石为言，是明代未尝用玉磬，故乐志无金钟玉磬之文。

这段文献所载弘治间事，在《明会要》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37]：

（弘治）十五年六月，礼官言：“近闻皇上命官于内府造大祀乐，以纯金为钟，西玉为磬。夫自尧舜以来，造乐制器。钟必用青铜，磬必用灵璧石。若更以纯金、西玉，恐未可以谐众音，神感格。”

只是，这两件事，一发生在弘治时期，正是明中叶以来第一次复古乐思潮再次飙起之时；一发生在嘉靖时期，又是大更祀典之时，也是第二次复古乐思潮兴发之期。而乐志所载也主要为洪武朝与嘉靖朝乐事。因此，并不能完全否定明朝是否完全不曾用过玉磬，但儒者以锐意复古乐的姿态始终标举石磬，并对帝王形成了一定的监摄作用，却是不容怀疑的。

如前所说，有明一代，伴随着复古乐思潮的消长，在古与今、雅与俗之间，帝王与儒臣始终存在着微妙的矛盾，明初朱元璋用泗滨磬，标志着对长期以来文人士大夫议复古乐这一诉求的认可；然而，随着宋濂、冷谦等人的纷纷离去，也就是复古乐思潮的渐次消隐，只怕这一泗滨磬，也同冷谦律一样，是极为冷落的。也就是说，即使有泗滨磬在，也不过是礼乐的一种形式罢了。这也是弘治间与嘉靖间重考乐制时，是用玉磬还是用石磬，石磬是否又必用泗滨磬等，再次引发热议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