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取磬，几乎都会提及“泗滨浮磬”，明初制磬必取石泗州，便是因此而来。所谓“泗滨浮磬”，这四字语出《尚书·禹贡》：
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
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21]
在《禹贡》一篇中，泗滨浮磬与峄阳孤桐，杂于诸物之中，都不过地方所进贡的物品，因此，茅氏道，此不过记录制贡大略而已，并强调，这些物品主要供礼乐之用。[22]因此，后世制礼作乐，在儒家锐复三代的心态下，往往强调制石磬必取“泗滨浮磬”，制琴必用“峄阳孤桐”。“峄阳孤桐”好解，峄阳，乃峄山之阳，而峄山，即今山东邹城，即孟子故里。问题是，取磬之地，《尚书》只说“泗滨”，书传与《正义》也只是说泗水之涯，并未说明具体在何处所：
传曰：“泗水涯水中见石，可以为磬。”《正义》道：“泗水傍山而过，石为泗水之涯，水中见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为磬，故谓之浮磬。”[23]
因此，这一泗滨究竟指的是何处，并不分明，遂令后世儒者议论纷纷。
泗水，又名泗河，素来为儒家发祥之地，宋人蔡沈曾释泗水，言简而意赅，道：“泗，水名，出鲁卞县桃墟西北陪尾山，西南过彭城，又东南过下邳县，入淮。卞县，今袭庆府（今兖州）泗水县也。”[24]也即，泗水源出卞县（今山东兖州泗水县），途经彭城（今江苏徐州），至下邳（今江苏下邳），汇入淮河。细按，蔡氏独标这三处，饶有意味。第一是卞县（邑），鲁之卞县乃周汉古称。隋时因泗水源出此县，遂易名泗水县。宋时属袭庆府，后袭庆府名废，金以来属（济宁）兖州。泗水县与曲阜隔水相邻，元时曾一度并入曲阜县。第二是彭城，即今徐州，古称涿鹿，是黄帝初次立都所在，后来也为西楚国都。第三是下邳，今江苏邳州。邳地，古属徐州之域，战国时，齐威王封邹忌为成侯于其地，始称“下邳”。汉定天下，置东海郡，治所于下邳。后来汉明帝置下邳国，封子衍为王，治所于下邳。也即，如此三地自先秦以来，或是国都所在，或是儒者所在，或是争战要冲，皆渊源久长；而蔡沈于“泗水之滨”专门标举这三地，也正是因其与“取磬之地”密切相关。
今考诸家议论，泗滨浮磬所在之地，大约有三：
一说出于吕梁之水。《水经注》云，泗水，自彭城又东南，过吕县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吕梁。晋《太康地记》曰：水出磬石，《书》所谓泗滨浮磬者也。《括地志》亦云，泗水至彭城吕梁，出磬石。高诱《淮南子注》云：“吕梁在彭城吕县，石生水中，禹决而通之。”盖即磬石之所出也。这一彭城吕县，即今江苏徐州吕梁乡。(www.xing528.com)
一说出于磬石之山。《隋志》载，下邳县有磬石山。陈师凯曰：“《舆地要览》云，磬石山，在下邳县西南八十里。”《寰宇记》云：“泗水中无此石，其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上供乐府，大小击之，其声清越，恐禹治水之时，水至此山矣。”[25]蔡传曰：“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为古取磬之地。”[26]《明一统志》卷13淮安府曰：“磬石山，在邳州城西南八十里，与泗水相近，山有石，其声清亮可为磬，禹贡‘泗滨浮磬’即此山所出者。”[27]又曰：“磬石山，在灵璧县北七十里，山出磬石。”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曰：“灵璧石，出绛（虹）州灵璧县，其石不在山谷，深山之中，掘之乃见。”[28]《续考》卷103又云出“凤阳府宿州灵璧县”。[29]
一说峄山。据清胡渭《禹贡锥指》再考，取磬之地或出峄山，“秦刻峄山以颂德，曰‘刻此乐石’，或云峄山近泗水，乐石即磬石也”。这一峄山，又名邹峄山，邹山，东山，在今济宁邹城东南，北依曲阜，而亚圣孟子即为邹人。
以上三说，峄山说，其地邻近卞县；吕梁说，其地在彭城；磬石山说，其地邻近下邳；也就是说，胡渭释泗水，于泗水之滨专门标举三地——源出卞县，途经彭城，至下邳而入淮——都与对取磬之地的思考有关。
值得提出的是，关于磬石山所在之地，似乎有两说，一说在下邳县（邳州）西南八十里，下邳乃今江苏邳州市；一说在灵璧县北七十里，而灵璧则为今安徽灵璧县。然而，仔细查考，二说其实为一。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卷》[30]，磬石山的位置，恰好位于邳州之西南，灵璧县之北。邳州属淮安府。灵璧县西有宿州，东南则有虹县、泗州，俱在汴水之滨，属凤阳府。凤阳府，治所在今安徽凤阳县，元时，称濠州，属安丰路。吴元年，改临濠府；洪武七年，改为凤阳府。另外，《明一统志》记载道：“灵璧县，本隋虹州地，唐为虹县之零璧县镇，宋元祐初置零璧县，政和中改曰灵璧，属宿州，元省入泗州，后复置，属宿州。又云：虹县，隋属虹州，唐因置虹县，属泗州。”[31]则零（灵）璧县，唐以来曾属虹县，曾为虹州地，又属泗州、宿州。如此，所谓灵璧石或出下邳县，或出灵璧县，其实只是方位指向不同，磐石山其实为一；而说灵璧在虹州、泗州、宿州，其实都指代同一地方，也即地名虽然纷纷，磬石山却只是一座。只是不知这一磬石山，是否原属下邳，后来划属灵璧，又何时划归灵璧；唯一知道的是，据明人考订，有关灵璧石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北宋，只是何时用来制磬却已不明。[32]
历代取磬，往往标榜所采为“泗滨浮磬”，却出处各一，那么，泗滨浮磬究竟出自何处？或者说，为什么，历代取磬之地不一，以至于对“泗滨浮磬”的解释不一？隋时始有磬石山之名，宋时更明确记载从此山取磬石上供乐府，[33]然而，磬石取之于山中，又与磬石出于水中（“泗滨”）不符，因此，当时人便开始疑惑，试图从水道变迁来加以诠释，道是当大禹治水之时，泗水可能曾至磬石山所在之地，只是后来水道更改罢了。清人对此作了进一步考证。胡渭道：“磬石盖实出吕梁水中，历年已久，水上之石采取殆尽，余皆没水中，吕梁湍激，艰于采取，灵璧石声亦清越，乃改用之。但不知始于何时，隋志有磬石山，疑隋以前改用。后人见吕梁水上，不复有可用之石，遂疑《地记》为虚，而以灵璧石为禹贡之浮磬矣。焦弱侯云：今泗滨绝无磬石，惟灵璧县北山之石，色苍碧，琢之可为磬，或当时泗滨石，取之已尽，若今端溪下岩之石者，亦未可知。此说是也。”胡渭认为泗滨浮磬，实出于吕梁之水——这方是泗滨，这方是浮于水上之浮磬；而后来，吕梁开采殆尽，遂改用磬石山的浮磬，这样，灵璧石并非是禹贡所说的泗滨浮磬，焦循便斩钉截铁地说：“今泗滨绝无磬石。”焦循与胡渭等人是从磬石的开采历史来推衍取石变换的客观原因，最终否定了灵璧石是泗滨浮磬的旧说。
此外，胡渭又以秦刻为证，指出峄山也出乐石，因为峄山邻近泗水，或者这一峄山乐石才是真正的泗滨浮磬。此说恰好与《禹贡》“峄阳孤桐”相互呼应，如果从磬石与琴桐都出自峄山来看，或者，秦时，甚至更早，泗滨浮磬原出于峄山，后来随着地理的变迁，峄山乐石尽，遂转而取吕梁之石，吕梁石尽，又转而取灵璧之石。说“泗滨浮磬”，说吕梁磬、灵璧磬都是《禹贡》所载古泗滨磬，都不过是后世锐意制作时的标榜，同时，也寄寓了儒者锐复三代的志趣；可以说，八音之中，以石为上，而乐石必取自“泗滨浮磬”，最终成为复古乐思潮的核心象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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