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锐复古制，还是务实从今，洪武制作中，帝王与廷臣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一开始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太祖初克金陵，即立典乐官。其明年置雅乐，以供郊社之祭。吴元年，命自今朝贺不用女乐。先是，命选道童充乐舞生，至是始集。太祖御戟门召学士朱升、范权引乐舞生入见，阅试之。太祖亲击石磬，命升辨五音，升不能审，以宫音为徴音。太祖哂其误，命乐生登歌一曲而罢。是年，置太常司，其属有协律郎等官。元末有冷谦者，知音，善鼓瑟，以黄冠隐吴山，召为协律郎，令协乐章声谱，俾乐生习之。取石灵壁以制磬，采桐梓湖州以制琴瑟，乃考正四庙雅乐，命谦较定音律及编钟、编磬等器，遂定乐舞之制。乐生仍用道童。舞生改用军民俊秀子弟。又置教坊司，掌宴会大乐，设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乐、左右司乐，皆以乐工为之，后改和声郎为奉銮。[13]
百制以礼乐为先，早在太祖初克金陵不久，即立典乐官，[14]次年十月，道是“戊午，考正四庙雅乐，命协律郎冷谦校定音律及编钟、编磬等器”。[15]大抵八音之中，以石为先；弦音之中，又以琴瑟最雅；因此，诸器之中，特别标举石磬与琴瑟的制作。那么，又为什么制作磬必得取石灵璧，而制琴瑟又必得采桐梓湖州呢？
八音之中，以磬为主。重磬音，或者说重石声，由来已久。《尚书》道：“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6]据此，陈旸便特别阐释了何以八音之中，以石磬为重，其《乐书》道：“有虞氏命夔典乐，击石拊石，至于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者，由此其本也。盖八卦以乾为君，八音以磬为主，故磬之为器，其音石，其卦乾。又云：古人论磬，尝谓有贵贱焉，有亲疏焉，有长幼焉，三者行然后王道得，王道得然后万物成，天下乐之。故在庙朝闻之，君臣莫不和敬；在闺门闻之，父子莫不和亲；在族党闻之，长幼莫不和顺。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如此，则磬之所尚，岂在夫石哉，存乎声而已。”[17]八音以磬为主，乃君主之象征，以磬声寓贵贱、亲疏、长幼有序，而王道兴，万物成——帝王制礼作乐，意在化成天下，而特别标举磬声如何功化最敏，也正是以石磬为礼乐之核心象征的意思。因此，在具体的乐声协奏中，石磬实际起到定音与始音、并始终节音的功能，遂为一部乐声——八音齐奏——的纲领。如朱载堉《律吕精义》道：“呜呼，古之圣君能兴乐教者莫如舜，古之贤臣能明乐事者莫如夔。然舜命曰‘八音克谐’，而夔惟以‘击石’为对，则石乃八音纲领可知矣。”[18]这样，只有石声和，方能八音齐和。清秦蕙田便道：“宋儒谓石声难和，石声和则八音无不和矣；故诗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先王所尤重焉。”[19]可以说，明初，洪武君臣考音定律，承继宋儒之说，也必然最重磬声。嘉万间唐枢撰《国琛集》下卷冷谦传便特别提到，朱元璋向冷谦询问八音之重如何，冷谦对曰“闻磬声关系本朝大臣廉节”云云。(www.xing528.com)
洪武制乐，欲复古道，遂以磬为先。据《实录》卷2载，五年九月，命于泗州灵璧取石制磬，湖州采桐梓制琴瑟；后来《钦定续文献通考》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曹昭《格古要论》曰：‘灵璧石，出凤阳府宿州灵璧县，在深山中掘之乃见，其色黑如漆，间有细白纹如玉者，有卧砂不起峰者，亦无岩岫。洪武初年取其石作磬，给赐各府文庙，其色灰白，其声清逸，吉安南昌府学皆有之。’”[20]由此来看，洪武初确曾从凤阳府宿州灵璧县取灵璧石制磬，并颁发各府府学，置于文庙之中。
洪武一朝，取泗州灵璧石作磬，这一泗州灵璧又指实为出自凤阳府宿州灵璧县，似乎只是就地取材；然而，详考历代议论，我们却发现，灵璧石究竟出自何处，说泗州，而泗洲又指何处，不取石泗州，又当取石何处，其实一直聚讼不已。对洪武君臣来说，对宿州灵璧石的选择，自有其礼乐取向，并直接体现了洪武制作介于锐意复古与权宜从今之间的尴尬；而后来，随着灵璧采石的客观变化，朝廷开始起意用玉磬，而石磬也主张不妨用其他石磬来取代泗州磬，于是，士林议论再次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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