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明了洪武建制的委曲，以及帝王与廷臣之间矛盾的隐微所在，我们首先还得对洪武制作，是如何从最初的锐复三代之制变为杂唐宋、甚至金元之制这一轨迹作一简单追溯。
百制之中，以礼乐为先。朱元璋自定国以来，便积极制礼作乐，并著之于典籍，以为永世垂训：
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洪武元年，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乃历叙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庙仪以进。礼官及诸儒臣又编集郊庙山川等仪，及古帝王祭祀感格可垂鉴戒者，名曰《存心录》。二年，诏诸儒臣修礼书。明年告成，赐名《大明集礼》。其书准五礼而益以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又屡敕议礼臣李善长、傅
、宋濂、詹同、陶安、刘基、魏观、崔亮、牛谅、陶凯、朱升、乐韶凤、李原名等，编辑成集。且诏郡县举高洁博雅之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至京，同修礼书。在位三十余年，所著书可考见者，曰《孝慈录》，曰《洪武礼制》，曰《礼仪定式》，曰《诸司职掌》，曰《稽古定制》，曰《国朝制作》，曰《大礼要议》，曰《皇朝礼制》，曰《大明礼制》，曰《洪武礼法》，曰《礼制集要》，曰《礼制节文》，曰《太常集礼》，曰《礼书》。若夫厘正祀典，凡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类，皆为革除，而诸神封号，悉改从本称，一洗矫诬陋习，其度越汉、唐远矣。又诏定国恤，父母并斩衰，长子降为期年，正服旁服以递而杀，斟酌古今，盖得其中。[2]
总体而言，洪武建制的第一步集中于洪武元年到二年之间，这期间各项祭祀礼仪及乐舞之制一一有所设立，洪武三年《大明集礼》告成，也正是对这一礼乐初备的总结。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诸种祀仪不过是初备制度，并非定式，到后来，不论是礼仪抑或乐章都有一定程度的修订，只是《明集礼》一书因为完成太早，所以对洪武三年之后的种种变动并未编入罢了。此外，清人《明史·乐志》的记载，自郊社宗庙之仪起，往下列举诸祀，一一言明所定乐舞之数与奏曲之名，只是诸祀仪行文列举之序，与明代实际举行的先后次序并不完全相合。
我们说，洪武朝的礼乐制作，基本奠定了有明一代制度的规模；然而，有意味的是，从洪武初制到洪武定制，其间却发生了几乎根本性的变化。简捷而言，洪武初制以《大明集礼》《存心录》为代表，反映了上追成周、式法先王的特征，遂与《周礼》相通。其后明朝历代继承的祖制是经过改革的洪武定制，它以继承唐、宋礼制为主，礼仪从简，体现法后王的特征。以祭礼为例：
那么，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朱元璋立国在蒙元统治之后，本身即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原”之意，君臣于其时草创诸礼，皆慨然以续三朝正统为旨归，譬如当时君臣议论，便明确标举越两汉之上，直追三代：
（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五月）丙子，上朝罢，退御白虎殿，阅《汉书》，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侧。上顾谓濂等曰：“汉之治道不能纯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对曰：“王霸之道杂故也。”上曰：“咎将谁孰？”克仁曰：“责在高祖。”上曰：“高祖创业之君，遭秦灭学之后，干戈战争之余，斯民憔悴，甫就苏息，礼乐之事固所未讲。独念孝文为汉令主，正当制礼作乐，以复三代之旧，乃逡巡未遑，遂使汉家之业终于如是。夫贤如汉文而犹不为，将谁为？帝王之道贵不违时，有其时而不为，与无其时而为之者，皆过也。三代之王，盖有其时而能为之，汉文有其时而不为耳，周世宗则无其时而为之者也。”[3]
加之其时制度多出于文人、儒士之手，故而洪武初制以周礼为准则，体现复古礼的礼乐思想。
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观念的复古必然为时所囿，而周礼的繁文缛节更是与洪武务实的礼乐理念相冲突，于是改革势不能免。如：
（洪武七年五月）甲午……礼部尚书牛谅上所考定进膳礼，奏云：“古礼凡大祀斋之日，宰犊牛为膳，以助精神。”上曰：“大牢非常用，致斋三日而供三犊，所费太侈，夫俭可以制欲，澹可以颐性，若无节制，惟事奢侈，徒增伤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谅曰：“周礼是古人所定，非过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后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4](www.xing528.com)
洪武七年十一月壬戌朔，《孝慈录》成。先是，贵妃孙氏薨，敕礼官定丧服之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奏曰：“《周礼》《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服。”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丧服低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乃敕翰林学士宋濂等曰：“养生送死，圣王之大政；讳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丧礼节文尤详，而散失于衰周，厄于暴秦，汉唐以降，莫能议此。夫人情有无穷之变，而礼为适变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尔等其考定丧礼。”[5]
可以看出，朱元璋已经在具体的礼乐实践中敏锐地注意到了时易世变，法古不能一味遵古，因而针对文臣援引《周礼》提出的一些礼仪制度，主张不能拘泥于古，而应该礼顺人情，随时损益，道是“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从而开始了对初制的反思与改革[6]。
另一方面，洪武制礼的核心观念是“致诚敬”：
（元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四月）乙卯，上阅《古车制》至“周礼五辂”，曰：“玉辂太侈，何若止用木辂？”詹同对曰：“昔颜渊问为邦，孔子答以乘殷之辂，即木辂是也。孔子以其朴素浑坚，质而得中，故取焉。”上曰：“以玉饰车，考之古礼，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车，只宜用孔子所谓‘殷辂’。然祀天之际，玉辂或未备，木辂亦未为不可。”参政张昶对曰：“木辂戎车也，不可以祀天。”上曰：“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其斟酌四代礼乐，实为万世之法，乘木辂何损于祭祀？况祀事在诚敬，不在仪文也。”昶顿首谢。[7]
洪武六年二月癸酉朔，上谕太常司臣曰：“……夫祀神之道在诚敬。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苟有一毫诚敬未至，神必不格，而牲醴庶品皆为虚文，又焉用祭？朕自即位以来，于祀神之道不敢怠忽，常加警惕，务致其诚。尔太常职专祀事，宜益加修谨，以副朕事神之意。”[8]
在“致诚敬”而又基于务实的礼乐理念指导下，制礼作乐注重的是教化人心，而非礼节繁文，相反，过于繁缛的礼节反而会与此制作观相冲突：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礼成，敕中书省臣胡惟庸等曰：“立纲陈纪，治世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相承而法则焉。凡有国者，必以祀事为先，祀事之礼，起于古先圣王，其周旋上下，进退奠献，莫不有仪。然仪必贵诚，而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若措礼设仪，文饰太过，使礼繁人倦，而神厌弗享，非礼也。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见其仪太繁，乃以义起更其仪式。”[9]
明代与周代已大不相同，周代以宗法立国，制度尚礼，战国之后政体大变，宗法衰落，秦汉之后制度尚法，礼的作用大大萎缩[10]。正如欧阳修所论：“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所谓“治出于一”，即一于礼治；而“治出于二”，就是法主礼辅，在这样的情形上试图恢复古礼，结果只能是“习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11]朱元璋正是在礼乐实践中看到了礼之繁文虚名，才开始从初制到定制的改革，如其所述，与其“礼烦人倦，神厌弗享”，不如删繁就简，一趋于实。而《明史·礼志》首列前欧阳修语：
《周官》《仪礼》尚已，然书缺简脱，因革莫详。自汉史作《礼志》，后皆因之，一代之制始的然可考。欧阳氏云：“三代以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要其用之郊庙朝廷，下至闾里州党者，未尝无可观也。惟能修明讲贯，以实意行乎其间，则格上下、感鬼神，教化之成即在是矣。安见后世之礼，必不可上追三代哉。[12]
又谓“安见后世之礼，必不可上追三代哉”，实正是洪武改制的最佳脚注，朱元璋制礼作乐的理念，正是“修明讲贯，以实意行乎其间，则格上下、感鬼神，教化之成即在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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