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教坊（司）以来，与之相辅的，又有乐院与酒楼——前者为六院，供教坊乐户居住与接客，又以旧院最著；后者为官酒楼，为教坊乐户往来承应的场所，当时主要是南市楼。乐院与酒楼早在洪武时期便已设立，数百来兴衰异变，却也一直延续到明末，成为我们透视明代乐事沧桑变化的重要风景。
（一）“六院”
“六院”本为居住乐户而设，这一词最早出现于万历间所修《大明会典》中：“（南京）教坊司将六院乐户男妇户口，各造册送部，差人类送礼部收查。”[120]修于天启元年的《南京都察院志》又有更明确的解释，“六院：旧院、和宁院、陡门院，会同院，南城之南院，西城之西院，以上六院太祖高皇帝设立，贬罚为乐户娼贱，设教坊司奉銮等官统辖”[121]。这条记载叙述六院名目甚详，只是说六院皆“太祖高皇帝设立”尚有疑问，据目前文献所载，都只有太祖于教坊司外设富乐院事，而不闻设立六院事，六院大约也只是后来衍变，只是具体始于何时，已难以考定。
六院地址具体设于何处并未见明确记载，唯正德间陈沂所撰《金陵古今图考》中略及一二。陈沂述及陡门院在斗门桥（又称陡门桥）附近，和宁院在升平桥以北[122]，另据陈沂所作《金陵古今图考》之《国朝都城图考》所示，西院在西城外石城门与三山门间，而其他三院并未提及。
陡门院之所以在陡（斗）门桥附近，可能因为陡（斗）门桥的特殊地理位置：
陡门桥、体字东桥，马头渡船系民间私渡，南通常平仓，北接陡门桥，往来稠密。[123]
南都大市为人货所集者，亦不过数处。而最夥为行口，自三山街西至斗门桥而已，其名曰“菓子行”。它若大中桥、北门桥、三牌楼等处，亦称大市集，然不过鱼肉、蔬菜之类。[124]
可见于水路而言，陡门桥南通常平仓，这一段水道乃民间私渡的稠密地段；于陆上而言，自三山街西至斗门桥的“菓子行”则是人货集中的“大市”。明政府在此地设置乐院，招待四方来客，不难理解。
会同院，考其命名，当与会同馆有关。洪武时，于应天府设立会同馆，以供四方夷使接引送别，都有宴饮。据《明会典》载：
旧设南北两会同馆，接待番夷使客。遇有各处贡夷到京，主客司员外郎主事轮赴会同馆，点视方物，讥防出入，贡夷去，复回部视事。……凡贡使至馆，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四夷归化人员，及朝贡使客，初至会同馆，主客部官随即到彼点视正从，定其高下房舍铺陈，一切处分安妥，仍加抚绥，使知朝廷恩泽。……量其来人重轻，合与茶饭者，定拟食品卓数，札付膳部造办，主客部官一员，或主席，或分左右，随其高下序坐，以礼管待，仍令教坊司供应。[125]
于会同馆外，又别设会同院，大约是专门为便利承应会同馆宴事而设的。不过，从文献记载来看，陡门院与会同院似乎在英宗以后的南教坊系统中影响并不大。
而和宁院因何而立，不可稽考，但至万历十三年以后和宁院仍然存在，潘之恒《亘史钞》中曾提及：
余友张季黄每为余言，和宁院之康生也，是虽最少，而姿首耀目，精彩摄人，曲中之艳，无出其右者……（郝公琰）问年。何字？曰蘂生；何行？曰四而班小；见几岁？曰癸卯初，见年十二。能擅新声，登场令坐客尽废。丙午再见，为破瓜。时艳发长干倾六院。[126]
后来郑明选《为循例举刺存恤官员以肃军政事疏》在谈及讼事时，提到“和宁院”与“旧院”同存的情况：
南京武德卫右佥书指挥使徐应文，贪淫无似，刁恶有声。管屯而私验户田，每户索银一钱，当被刘荫爵之讦告，旧案可查；收租而多求常例，每甲科银五钱，时被辛坚等挟制，人言足据。与同寅吕文兆、吴日强互骂于公堂，体面安在？招识字周询妻王氏共饮于私家，廉耻奚存？运江西则嫖李三，屯六合则宿金九，在在滛风；入旧院则结张六，在和宁则交马五，处处狂荡。[127]
据清陈田《明诗纪事》所记：“明选，字侯升，归安人。万历己丑进士，除安仁知县，擢南刑科给事中”[128]，可知郑明选为万历十七年进士，而《郑侯升集》现存最早为明万历三十一年郑文震刻本，那么，这封政事疏至少在万历十七年至万历三十一年间，而此时和宁院尚存。
另外，南院与西院沿革时间也比较长。永乐年间，建文帝时黄子澄的四个女儿没籍后，即在南京西院，事载《建文朝野汇编》：
黄子澄，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洪武十八年会试第一，少年有文采，伴读东宫。建文时为太常寺卿，建议削诸王之权，大见信用。已而坐赤族，妻入浣衣局，生子名舜，家儿郑氏养为子，冒姓郑，今尚在。生女四，见在南京西院。[129]
正德时有名妓赵丽华，“字如燕，小字宝英，南院妓，自称昭华殿中人，如燕父锐以善歌乐府奉康陵。如燕年十五籍隶教坊，能缀小词，被入弦索”。[130]另据沈德符记载，隆庆中云间何元朗还曾觅得南院王赛玉红鞋[131]。到万历年间十年左右，顾起元又闻：
余犹及闻教坊司中，万历十年前，房屋盛丽，连街接弄，几无隙地。长桥烟水，清泚湾环，碧杨红药，参差映带，最为歌舞胜处。时南院尚有十余家，西院亦有三四家，倚门待客。其后不十年，南、西二院遂鞠为茂草，旧院房屋半行拆毁，近闻自葛祠部将回光寺改置后益非其故矣。歌楼舞馆化为废井荒池，俯仰不过二十余年间耳，淫房衰止，此是维风者所深幸，然亦可为民间财力虚羸之一验也。[132]
从文中来看，万历十年前教坊司尚自繁盛，当时南院、西院也尚有数家倚门待客，不过十年，也即万历二十年，南、西二院渐次荒芜，旧院也仅存一半罢了。由此可见西院、南院在南教坊的历史上沿革较久，与城中旧院一起促进了为明代南都伎乐的发达，也见证了南教坊的衰微。
简言之，洪武建制，明确提及教坊司外别设富乐院以处乐工，而后来记载却只说南教坊六院。从富乐院到南京六院，其间沿革已难以考清。而六院之中，大约旧院第一，次则南院、西院，又次则和宁院、会同院、陡门院，后三者或专奉诸国来使，或专奉口岸行旅，终不及旧院与南院、西院，为色艺尤佳者所在。
（二）旧院
城中四院以旧院为上，影响也最远。《板桥杂记》曾记载“若旧院则南曲名姬、上厅行首皆在焉”。所谓上厅行首，原指官妓承应官府，参拜或歌舞，以姿艺最出色的排在行列最前面，后为名妓的通称，可知旧院以名妓著称。其时，金陵名妓，如马湘兰、傅灵修等，许多都是旧院中人。
值得留意的是，旧院与富乐院之间似乎尚有些踪迹可寻。据刘辰《国初事迹》载，朱元璋初立富乐院于乾道桥，专令礼房典吏王廸管领，禁文武官及舍人入院，止容商贾出入院内。后来因失火，复移武定桥等处。同时，又为各处将官妓饮生事，尽起赴京入院居住，云云。[133]富乐院初设时间已不可考，失火后重建当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以前。因为这一年，朱元璋敕修成书的《洪武京城图志》上，便标有两处富乐院，一在武定桥东南旧鹿苑寺基，一在聚宝门外东街，都已不是乾道桥处。可见，《图志》上的富乐院已经是重建以后的富乐院了。旧院与富乐院，皆在武定桥附近，然而，前者是否即是富乐院演变过来，并因此而规模最盛呢？其实，两家地址细看来令人有些疑惑。陈沂《金陵古今图考》说旧院在武定桥东北[134]，而《洪武京城图志》标富乐院却在武定桥东南，后来《板桥杂记》也道：“旧院人称曲中，前门对武定桥，后门在钞库街。”[135]据今天南京遗存的钞库街与武定桥可知，《板桥杂记》所言旧院亦在武定桥东南。因此，旧院在武定桥畔无疑。然而是否即是富乐院后来向北扩张的结果，尚待进一步确证。关于旧院地理，潘之恒《亘史钞》记录更详：旧院有后门街、纱帽街、鸡鸢巷、长板桥、道堂街、旧院后门、旧院大街、厂儿街、旧院红庙，石桥街，旧院有琵琶巷[136]。可见旧院包含多条街巷，其规模实远在其他五院之上。
陈沂《金陵古今图考》之《明都城图》
此外，万历以后的文献中，“旧院”又往往与“教坊”混称：
小刹回光寺古刹在都城南隅，中城地。东北去所领鹫峰寺一里。梁天监间创，萧子云飞白大书寺额，名萧帝寺。唐保大中，改法光寺。宋太和中，改鹿苑寺。一云鹫峰是其址，今互存之。国朝永乐间，有回光大士自西域至，重建，改今额。寺在教坊内，道所必由，今为另辟他途。复有孔雀、道堂、宝塔诸庵，悉移徙之，而净秽于此始别云。[137]
回光寺在旧院内，旧院，国朝设教坊于此。[138]
东花园在金陵闸东，明旧院地。有桥曰月明，相传为名妓马湘兰望月处，自明末乱后教坊无存，今比屋多禅院。[139]
按《洪武京城志》所绘，教坊司初设于宫城外西南方向，即西华门外；[140]后来《新京备乘》道，“据考教坊司，初在西华门外，明都北迁，至嘉靖间，始移于东花园旧演乐厅，旧院在东花园之右”，[141]则后来教坊司改址，与旧院毗邻。而在《尺木楼诗集》中，已视东花园为旧院所在地，所说教坊，实指旧院。而《金陵梵刹志》所言“寺在教坊内”，《肇域志》又言“回光寺在旧院内”，都表达了旧院与教坊所指为一。由此来看，第一，教坊司为官署，乐院为乐人居所，原不相属；嘉靖时移教坊司与乐院毗邻，草蛇灰线，正是正德以来教坊司逐渐与钟鼓司合流，礼乐职能日衰，而娱乐功能日增，即官署日益市场化的结果；第二，教坊司与旧院毗邻，也可见六院之中，旧院与教坊司关系最密，往来皆上层子弟，更酬酢百官，出入禁中，这也是旧院名声最著，皆上厅行首所在的缘故；也正是因此，时（后）人往往直接称旧院为教坊。可以说，明代教坊的繁盛，首先是旧院的繁盛。(www.xing528.com)
但旧院的颓败晚明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如前引《客座赘语》所说，旧院在万历二十年左右被拆毁近半，而回光寺改造后，“益非其故”。可以说，改造回光寺是旧院愈发荒废的重要契机。当时南京人易震吉所作词《旧院长桥》前的小序亦记载：
教坊司中大街回光寺之东，陂水沦涟，垂杨掩映，桥联亘百余步，红板绿波，光影荡漾，为勾阑游赏佳境，近年祠部将回光寺以东分置院外，此桥遂断歌舞之迹矣。[142]
而前引《金陵梵刹志》载：
国朝永乐间有回光大士自西域至，重建改今额，寺在教坊内，道所必由，今为另辟他涂，复有孔雀道堂，宝塔诸庵，悉移徙之，而净秽于此始别云。
该书刊刻时间在万历三十五年前，至此我们可初步断定回光寺的改造约在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五年间，旧院盛况不再。经历易代变革后，清初“旧院则废圃数十亩而已。中山东花园仅存其名故址不可复睹，回光、鹫峰两寺亦金碧剥落香火阙如。至长板桥，尤泯没无迹询之”[143]。
（三）南市楼
洪武时，官方于南京建酒楼十六，以蓄往来官妓，宴饮四方宾客，朱元璋并数次设宴与臣同乐。据《洪武京城图志》载，计南市、北市、叫佛[144]、来宾、重译、鼓腹、讴歌、鹤鸣、醉仙、集贤、乐民、梅妍、翠柳、轻烟、淡粉、江东。十六楼之设与明初官妓制度直接挂钩。
永乐北迁以后，酒楼之制当亦移往北都，且永宣之世，世风较之洪武朝已趋奢靡，官妓侑酒之风日恣，与此相应，朝野上下禁官妓之声也日益高涨。宣德四年（1429），宣宗准右都御使顾准奏，下诏礼部出榜禁约官员挟妓饮酒。六年之后，英宗继位，汰奢尚俭、摒宴乐以示天下，第一个措施便是大放乐工，宣德官妓之禁与正统释放乐工作为一个信号，标志着洪武以来以教坊司为核心、集权于帝王一身的教坊演剧制度开始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随着官妓制度的衰落，十六楼也逐渐失去原有的繁盛而日益凋敝。
明后期，十六楼仅存南市楼。万历间周晖《二续金陵琐事》卷下曾详细记载十六楼基地，于“南市楼”后注云，“在城内斗门桥东北，此楼独存”；[145]同时期的顾起元《客座赘语》卷6道，“今独南市楼存，而北市在乾道桥东北，似今之猪市。疑刘辰《国初事迹》所记富乐院即此地也”；[146]周晖又于《续金陵琐事》卷上“宴南市楼诗”条下注：“今此楼（南市楼）虽存，不过屠沽市儿之游乐而已。”[147]可见至迟到万历晚期，十六楼皆废，仅存南市楼一座，且已不复初建时景象，成为“屠沽市儿”游乐地。
这一南市楼至清代康熙年间为陈鹏年改建讲堂，《养默山房诗稿》记载：
十六楼明初建以处官妓，为游人憇息之所。曰南市、北市、来宾、重译、集贤、乐民、鹤鸣、醉仙、轻烟、淡粉、柳翠、梅妍、石城、讴歌、清江、鼓腹，后皆废，惟南市楼在陡门桥东北。康熙中太守陈鹏年改建讲堂。[148]
因为南市楼的“狭邪”性质，陈鹏年还因此被治罪，据《清史稿》载：
陈鹏年，字沧洲，湖广湘潭人。康熙三十年进士。……寻擢江宁知府。四十四年……鹏年尝就南市楼故址建乡约讲堂，月朔宣讲圣谕，并为之榜曰“天语丁宁”。南市楼者故狭邪地也，因坐以大不敬，论大辟。[149]
可知入清以后，南市楼别作他用，大概康熙后，南市楼便弃而不用了。清人郑澍若《虞初续志》卷11记载，“明初于聚宝、石城、西关诸处，建轻烟、澹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楼……今诸楼皆废，遗址无存”[150]，或可作为证明。
南市楼原为十六楼之一，其性质为酒楼，只是院中乐伎往来弹唱之所。然而，又有记载将南市视为乐伎居住宿客之所。余怀《板桥杂记》序言载：
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闲有殊色，若旧院则南曲名姬、上厅行首皆在焉。[151]
这里的南市已经与珠市、旧院并提，皆为乐伎居所，只是身份有别，居南市者皆地位相对轻贱罢了，大约容貌不足，才艺不足，所往来者不过下层商旅而已，如《万历野获编》就道“今南市楼虽在六院之一，而价在下中”[152]。不过，如果居住此处的乐伎容貌才艺最终能脱颖而出，也有机缘迁至专贮名姬的旧院，有“马如玉，字楚屿，本张姓，家金陵南市楼，徙居旧院”。[153]
余怀仅称“南市”，其子又称作“南市院”，“凡金陵曲中有和宁院、有猪市，有南市院，而旧院最盛”；沈德符又直接称作“南市楼”，并视之为六院之一，不知是否当年南市楼畔，原有乐院，俗称作南市院，简称南市，而后人又混作南市楼，或者这一南市院即南院，沈德符方直接视南市楼为六院之一；[154]只是这一切已无从证明，在历史变换中，南院、南市、南市楼、南市院所指恐怕也难免混淆之处。
（四）珠市
明代材料虽记载“六院”，可后来与旧院并称的，只是珠（猪）市、南市：
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闲有殊色，若旧院则南曲名姬、上厅行首皆在焉。[155]
凡金陵曲中有和宁院，有猪市，有南市楼，而旧院为最。[156]
南市楼作为十六楼之唯一遗存，已于上文详细考辨，现着重考辨与旧院并称的珠市。
关于珠市，顾起元《客座赘语》卷6记载：
十四楼则知相沿已久，今独南市楼存，而北市在乾道桥东北，似今之猪市，疑刘辰《国初事迹》所记富乐院即此地也。[157]
顾起元认为珠（猪）市楼可能是之前的北市楼，而北市楼所处地点是富乐院的遗址。但值得推敲的是珠市在内桥，非乾道桥，两桥距离并不近（参考图一），所以顾起元的说法并不准确。
珠市地处内桥周围当是无误，据余怀《板桥杂记》载：
珠市在内桥傍，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丽人，惜限于地，不敢与旧院颉颃，以余所见王月诸姬，并着迷香神鸡之胜，又何羡红红举举之名乎，恐遂湮没无闻，使媚骨芳魂，与草木同腐，故附出于卷尾，以备金陵轶史云。[158]
清人胡承珙《求是堂诗集》卷15赏春集，亦记载：“白门与王微波姊妹皆居珠市，近内桥。”[159]而今人注人余宾硕《金陵览古》时更给出详细的地址：“明朝中、后期，金陵曲中以旧院为最，余则珠市（即猪市，一名石城坊，清时称珠宝廊，地在今内桥西至建邺路口）。”[160]
另外，光绪间有记载，“《板桥杂记》谓明季歌姬旧院为最，次则旧内，次则珠市，其后旧院少衰，与贡院前牛市鼎峙而三，无所轩轾，而东西钓鱼巷次之”。[161]这条文献提及旧内与牛市，却不见于今存《板桥杂记》，暂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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