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纳陶安议，下集庆路，改名应天府。二十六年秋（1366），改筑应天城，作新宫于钟山之阳，括江淮之南北十有三府四州为畿内以统御万邦，有逾丰镐。次年即吴元年（1367），始召天下贤士制礼作乐，于礼部下设立教坊参与其中。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鼎于燕，迁都前一年（1420）诏天下曰：“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华夷，建都江左，以肇邦基。肆朕缵承大统，恢弘鸿业，惟怀永国，眷兹北京，实为都会，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乃做古制，狥舆情，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宫室。”[97]但迁都后相当一段时间，朝廷仍举棋不定，并未明确都城即在北京，洪熙元年（1425）三月二十八日，仁宗将还都南京，诏令北京诸司悉称行在，恢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都城之名又冠于南京[98]。直到正统六年（1441）十一月初一日，英宗才又定都北京，“改给两京文武衙门印。先是北京诸衙门皆冠以‘行在’字，至是以宫殿成，始去之。而于南京诸衙门增‘南京’二字，遂悉改其印”。[99]自此“南京”之名才正式确定，设立“南京”的原因正如闻人诠所言：“太宗迁鼎于燕，而宣皇犹以储君监国，迨至英圣始改顺天为京师，以应天为南都，台省并设，不改其旧，夫岂能忘惟艰之业哉。”[100]自明代设两京制度后，京师（即北京）、南京附近地区不设布政使司，各府、州直隶于朝廷，为畿辅，两京制度下的南京虽为陪都，仍然设有宗人府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故而礼部下的教坊司亦得以保留，正式改称为“南京教坊”，与京师教坊相对。
（一）南教坊之隶属
洪武建制，教坊与太常同属礼部，也即具体承应礼乐的教坊司在明代正式隶属礼部，如前所说，这实际是教坊司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101]教坊司隶属礼部，一应事务俱归礼部管理，相应的，后来的南教坊隶属南京礼部，日常诸事便都由南京礼部全权定夺。
首先，南教坊的官员由南京礼部任命。据《大明会典》记载：“凡南京教坊司官，及俳长色长名缺，本部查勘明白，咨礼部奏补。”[102]南京教坊官员有缺，即由南京礼部查勘，奏补充，可见南京礼部掌管南京教坊官员的任命权。
其次，南京礼部通过对乐籍管理，严格控制了南京教坊乐人。乐人入院造籍需南京礼部收查，而造籍的主要目的除了便利管理以外，便是收税。对造籍收税之事，《大明会典》有详细记载：
凡遇年终……（南京）教坊司将六院乐户男妇户口，各造册送部，差人类送礼部收查。[103]
凡南京教坊司，各该事因，随即具报本科，每月仍具甘结。[104]
明代官方规定乐人需造籍入册，南京教坊司须将六院乐户户口，编册，送到南京礼部查收。而造籍的作用，便是报丁口以纳赋税。明人谢肇淛曾言：“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105]除此之外南教坊还应每月甘结。甘结即指交给官府的一种字据，表示愿意承担某种义务或责任，如果不能履行诺言，甘愿接受处罚。
而南教坊的乐人出籍亦由礼部管辖。明代乐人想要脱籍是十分困难的事，《广志绎》曾言：
旧院有礼部篆籍，国初传流至今，方、练诸属入者皆绝无存，独黄公子澄有二三人，李仪制三才核而放之。院内俗不肯诣官，亦不易脱籍。今日某妓以事诣官，明日门前车马无一至者，虽破家必凂人为之居间，裘马子弟娶一妓，各官司积蠹共窘吓之，非数百金亦不能脱。[106]
该段记载首先说明脱籍之事不易，且裘马子弟也不能违籍娶妓，因为这样会招致官方处罚，非数百金不能脱。同时该段材料亦表明，旧院乐人的簿籍在礼部管辖，当乐籍中人落籍归良，则需要礼部官员核查。材料中办理黄子澄亲属脱籍事务的“李仪制”即是礼部官员，据沈家本《历代刑法考》“赦六”记载：“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仁宗已即位，诏礼部，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言事谪戍者，亦如之。”亦可佐证李仪制即为礼部之官员。具体说来，仪制即为礼部下设四部之一仪制司的主管，据《大明会典》卷2载：“国初设（礼部）子部四，曰仪部、祠部、主客部、膳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员。洪武二十九年，改四部为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清吏司，改首领官主事为司官，司各一员。”[107]而崇祯年间，在张公亮为董小宛、冒辟疆所作传中，记录了冒辟疆为身在乐籍之中的董小宛赎身，也是“移书与门生张祠部为之落籍”[108]，则由礼部祠祭司之主管管理。司掌乐籍者如何是仪制，又是祠部，具体不明，但不论如何，南教坊乐籍的管理权始终归礼部。
再者，国家对乐籍中人的婚姻、服制、日常行为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而南京教坊的日常，例如乐人生活、播调承应、乐器修造之事皆由南京礼部管辖：
凡供应乐器，遇有毁坏，本司申礼部题请，咨工部造办其弦线等料。南京教坊司三年一解，南京礼部咨礼部验给。[109](www.xing528.com)
相应的，南教坊乐人若不服拘唤，或违反法令，礼部并有权发落，对于违规僭越的行为亦由南京礼部裁定。明代法律就曾明确规定：
教坊司官俳，精选乐工，演习听用。若乐工投托势要，挟制官俳。及抗拒不服拘唤者，听申礼部送问。就于本司门首，枷号一个月发落。若官俳狥私听嘱，放富差贫，纵容四外逃躲者，参究治罪，革去职役。[110]
这些规定应该同时也适用于京师、南京及各王府之教坊司系统。据载，当时名噪一时的南教坊女妓马湘兰遭讼，正是经由当时钦慕她的南京礼部尚书维护，才得以释放。[111]
值得一提的是，到万历时期，由于南都官员严重缺乏，礼部之事竟由他部尚书兼管，甚至一部尚书兼管数部事务。据孙居相于万历三十年十月上《请补南都大臣疏》所载：
迩年以来，嗜好少偏，登用弗广，以猜疑成壅滞，以壅滞成废格。在皇上方谓慎于用人，在诸臣亦且澹于用世。或缺而不补，或补而不来，或来而辄去。有一署缺至数官者，有一官缺至数年者。凡官皆然，大臣尤甚，两京皆然，南京尤甚。以南京大臣之缺而历数之：如吏部缺矣，总督仓场缺矣，礼部缺矣，兵部缺矣，工部缺矣，都察院掌院缺矣，通政使缺矣，大理寺正卿缺矣。即其间有一、二已点已任者，又屡辞未至，久归未旋矣。……优游家园者，尚抵任之无期，迁延不补者又悬缺而废事，徒使一户部尚书张孟男也，既管本部矣，又管仓场矣，又管吏部、礼部矣。一刑部侍郎王基也，既官本部矣，又管兵部、工部矣。一操江佥都御史耿定力也，既管操江矣，又管都察院矣、大理寺矣。夫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圣明之朝原不乏士。今乃使一官而兼数官，一人而摄数篆。纵使诸臣之才力固足以胜之，然事非专制，官属代庖，能保人心之不玩，政事之不弛乎？[112]
由此可知，由于万历皇帝长期废政，在上者不肯用人，在下者也便淡于用世，以至于两京官署往往缺员，又以南京最为严重。当时南京礼部之事一直都由户部尚书张孟男兼管，这个户部尚书兼管礼部之外，又管吏部、仓场，所谓“一官而兼数官，一人而摄数篆”；如此，礼部暨整个南京官署实际已经不能保障政事的有效处理。也就是说，官方对南教坊乐工的管理基本已处于半瘫痪状态，南教坊之事，不过向礼部报备而已，这方有了晚明教坊乐工的种种脱籍、僭越、不法行为，也方有了四方音声在南京的大兴。前章所说，在任官员优游园林，终日啸歌，也正是以此为背景的，南教坊也因此成为文人与乐工往来考音，从复古到新变，南北雅俗交融最为剧烈的场域。
（二）南教坊之乐官
《明史·乐志》载：“吴元年……又置教坊司，掌宴会大乐，设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乐、左右司乐，皆以乐工为之，后改和声郎为奉銮。”[113]可知明太祖初定南京，草创教坊司时，教坊司的官制为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乐、左右司乐组成。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上以中外文武百司职名之沿革、品秩之崇卑、勋阶之升转、俸禄之损益，历年兹久，屡有不同，无以示成宪于后世，乃命儒臣重定其品阶、勋禄之制，以示天下”[114]。其公布的百司官职中，教坊司由奉銮、左右韶舞、左右司乐组成。另据《明史·职官》云：“教坊司奉銮一人正九品，左右韶舞各一人，左右司乐各一人并从九品，掌乐舞承应。”[115]可见自洪武二十五年后，明代教坊司乐官系统大致确定，奉銮、左右韶舞、左右司乐组成了北京教坊司的乐官体系。改和声郎为奉銮的原因不可考，但奉銮在古代是侍奉銮舆的意思，魏晋南北朝至唐代都有奉銮肃卫这一机构，属于皇帝护卫，唐代有拱宸奉銮军，亦属于皇帝内侍护卫军，至明代时奉銮才开始用于乐官系统中。
而南京教坊司所设官员只有“右韶舞一员，左右司乐各一员”[116]，可见南教坊并未设奉銮，最高官员只是韶舞、司乐。虽然明代之奉銮相较元代之和声郎，其品秩有所降低，但在具体的宴乐仪式中，奉銮承担的职责为举麾、唱盏等，实际引导了整个仪式的乐舞流程，责任重大。南教坊不设奉銮，即有意区别于京师教坊司。
南京教坊设有右韶舞一员，左右司乐各一员，是最高官员。与京师教坊司相比，南京教坊少左韶舞一名。韶舞与司乐都是明代新设立之乐官，韶舞原本即是舜时乐舞名，从其命名来看当是负责舞事之职，但据文献所载其职司似乎并不仅及舞事[117]；司乐一官疑衍自周朝的音乐机构——大司乐，韶舞与司乐的职责大约皆作为教坊司之副官分管具体事务。
南京教坊还设有俳长、色长数名，与京师教坊同。《大明会典》载“凡南京教坊司官及俳长色长名缺，本部查勘明白，咨礼部奏补”[118]，又邓之诚在南京古物保存所曾看见万历辛亥教坊司题名碑记，上有俳长、色长、衣巾教师、乐工等称谓[119]，这些都是为南京教坊司的下层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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