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间又于南京大建酒楼，以蓄歌妓往来。据《实录》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庚寅，新建京都酒楼成。先是，上以海内太平，思欲与民偕乐，乃命工部作十楼于江东诸门之外，令民设酒肆其间，以接四方宾旅。其楼有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重译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楼，至是皆成。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46]《洪武京城图志》于“酒楼”下作：
江东楼在江东门西，对江东渡；鹤鸣楼在三山门外，西关中街北；醉仙楼在三山门外，西关中街南；集贤楼在瓦屑埧西，乐民楼南；乐民楼在集贤楼北；南市楼在三山街皮作坊西；北市楼在南乾道桥东；轻烟楼在江东门内，西关南街，与淡粉楼相对；翠柳楼在江东门内，西关北街，与梅妍楼相对；梅妍楼在江东门内，西关北街，与翠柳楼相对；淡粉楼在江东门内，西关南街，与轻烟楼相对；讴歌楼在石城门外，与鼓腹楼相对；鼓腹楼在石城门外，与讴歌楼相对；来宾楼在聚宝门外来宾街，与重译楼相对；重译楼在聚宝门外，与来宾楼相对；叫佛楼在三山街北，即陈朝进奏院故址，宋改报恩光孝观，今即其地为叫佛楼。[47]
共十六座，与《实录》所言十五座略有出入。对此，《二续金陵琐事》于北市楼后注云：“在城内乾道桥东北，太祖时回禄不存。”[48]之后《明诗纪事》《明诗综》及《静志居诗话》更直言：“酒楼本十六，其一北市楼建后被焚，此《实录》止言增建五楼也。”[49]据北市楼在南乾道桥东的位置推测，当邻近最初建于乾道桥的富乐院，《客座赘语》言：“今独南市楼存，而北市在乾道桥东北，似今之猪市，疑刘辰《国初事迹》所记富乐院，即此地也。”[50]顾氏将北市楼直接误为富乐院虽不确，却正反证了二者位置十分靠近。以此度之，北市楼建后被焚，或正是富乐院失火之时。
然而，关于洪武间酒楼的数目及名称，后世记载颇有出入。或称十六楼：《金陵琐事》载洪武进士李公泰《咏十六楼集句诗》[51]，名称与《洪武京城图志》略有不同，易江东、叫佛二楼为石城、清江。或称十五楼：《万历野获编》云：“太祖所建十楼，尚有清江、石城、乐民、集贤四名，而五楼则云轻烟、淡粉、梅妍、柳翠，而遗其一。”[52]或称十四楼：永乐中晏铎《金陵元夕》诗有“花月春风十四楼”句，是故十四楼之数多见于明中后期史料中，如《南畿志》所载与《咏十六楼集句诗》相比，但少清江、石城二楼[53]。或称十楼：《雍熙乐府》收有一套【仙吕宫·点绛唇】“洪武天开”和一套【仙吕宫·点绛唇】“岁稔时丰”[54]，均作十楼，名为轻烟、淡粉、乐民、集贤（宾）[55]、讴歌、鼓腹、翠柳、梅妍、醉仙、鹤鸣。《（正德）江宁县志》也作十楼，只名称稍异，较前二曲多来宾楼、重译楼，而无讴歌楼、鼓腹楼[56]。然时人考证仍以十六为数，《二续金陵琐事》言：“杨升庵《艺林学山》少南市、北市二楼。陈石亭《金陵世纪》少清江、石城二楼。石亭金陵人，纪金陵事，何可遗此二楼乎？”[57]种种讹误，大抵皆因其多为文人歌诗吟咏，久而失其本，所谓“因曲就十四楼之目而误”[58]者也。
十六楼之设与明初官妓制度直接挂钩，《万历野获编》称所建酒楼“皆歌妓之薮也”[59]，《明诗纪事》亦云“当日诸楼皆有官妓，不独轻烟、淡粉、梅妍、柳翠为然”。[60]洪武更是数次设宴与臣同乐于其上[61]，所谓“以修书巨典，而令之歌馆为欢，非开天圣人无此韵致”。[62]永乐北迁以后，酒楼之制当亦移往北都，且永宣之世，世风较之洪武朝已趋奢靡，官妓侑酒之风日恣，史载“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63]就连贤相三杨在明人笔记中也有挟妓饮酒的记载：
三杨学士当国时，有一妓名齐雅秀，性最巧慧。一日被唤，众谓之曰：“汝能使三阁老笑乎？”对曰：“我一入，就令笑也。”进见，问何以来迟，对曰：“在家看些书。”问何书，对曰：“《列女传》。”三阁老闻之果大笑，乃戏曰：“我道是齐雅秀，乃是脐下臭。”盖因其姓名之声而讥之，应声曰：“我道是各位老爹是武职，原来是文官。”以文为闻也。三公曰：“母狗无礼！”又答曰：“我是母狗，各位老爹是公侯。”侯者，猴也。[64]
是则当时官吏之聚妓纵饮可想而知，诚如小说家所言：“百官退朝之暇，都集于妓家，牙牌累累，悬于窗槅，终日喧哗，政事废弛。”[65]与此相应，朝野上下禁官妓之声亦日益高涨。宣德四年（1429），宣宗准右都御使顾准奏，下诏礼部出榜禁约官员挟妓饮酒[66]。六年之后，英宗继位，汰奢尚俭、摒宴乐以示天下，第一个措施便是大放乐工。明初演剧的繁荣随着一个“全盛”时代的渐逝而黯淡下来，宣德官妓之禁与正统释放乐工作为一个信号，标志着洪武以来以教坊司为核心、集权于帝王为一身的教坊演剧制度开始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67]
随着官妓制度的衰落，十六楼也逐渐失去原有的繁盛而日益凋敝。嘉靖至天启年间，周晖在《二续金陵琐事》中详细记载十六楼基地，于“南市楼”后注云：“在城内斗门桥东北，此楼独存。”又于《续金陵琐事》“宴南市楼诗”条下注：“今此楼（南市楼）虽存，不过屠沽市儿之游乐而已。”[68]可见大致到隆庆、万历时，十六楼皆废，仅存南市楼一座，且已不复初建时景象。(www.xing528.com)
洪武帝禁止朝廷用女乐，在朝臣的监督下也不敢私召女乐入宫承应[69]，史称一革前朝弊政；另一方面，则沿袭唐宋旧制，百官酬酢，俱以官妓祗应，酒楼便是重要的宴集场所。个中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考索。据王书奴考证，国家“官卖酒”制度与“娼妓”发生关系始于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当时，为诱回小民手中青苗钱，官“设一酒厅而置酒肆于谯门……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名曰‘设法卖酒’”[70]。王安石以妓设法卖酒，不过是从经济着眼，非鼓励民众耽溺声色，于官吏纵妓督责犹严。这一设置与明人所谓“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71]似有相通之处。至南宋时，教坊渐废，而侑饮之风却花样出新，有妓女乘马迎酒之故事，又有官库内设官妓卖酒，往来风流才子可径点花牌，惟意所择[72]。朱元璋效仿有宋故事，于南京大建酒楼，论其初衷应该也与经济有关。从整个教坊制度而言，朱元璋之所以籍天下乐人入教坊司，又设富乐院以为居处，正在于广纳四方宾客，以乐妓迎送，而官征其税，意在经济，这点从院中止容商贾出入，却对官员纵妓督责甚严也可以看出，这也正是王安石遗意。
然而，关于酒楼侑饮，晚明以来的材料却往往强调朱元璋设酒楼与宋有别，其意不在于榷课，而在于鼓吹升平、怀柔天下。譬如，《实录》即云：“上以海内太平，思欲与民偕乐……令民设酒肆其间，以接四方宾旅。”[73]沈德符又补充道：“盖仿宋世故事，但不设官酝，以收榷课，最为清朝佳事。”[74]清人则视为怀柔之道，清初顾炎武云：
以上十楼，皆洪武初建，楼每座皆六楹，高基重檐，栋宇宏敞，各颜以大书名匾，与街坊民居，秩秩整饬。四方客旅，以公事至者，居以驿馆，以贾贩至者，居以客店。又置诸楼，各在市阛辏集处，以为客旅游乐憩息之所。柔远之道，备至无遗焉。[75]
所谓“柔远之道”，姚莹《康纪行》里有更详细的解释：“昔明太祖既定天下，思以销兵革之气，于金陵设十四楼，出官钱贳酒食，实以官妓接待四方之士，而草泽英雄之气遂以潜消，帝王大略如此，虽儒者之所讥，非通智之所善欤？”[76]大抵以此诏示对文武百官的宠遇及对科举功名的鼓舞，销兵革之气于轻烟淡粉之中。
综合来看，第一，十六楼非一般人物往来之所，而是专供士夫、大贾及其他四方客旅因公事往来者，因此，某些庆典，官方，甚至帝王会亲自设宴于十六楼。第二，酒楼不设官酝，即不由官妓卖官酒，而是由民设酒肆其间，当官方设宴时，则官方尚得出官钱贳酒食，以享宾客。可见，明初酒楼制度较之宋元酒楼已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尽管是由民设酒肆，但官方设宴毕竟并非常事，平时四方宾客往来酒楼，招饮官妓，本身即有促进经济之作用。另一方面，则突出了怀柔四方、礼乐天下的功能。可以说，洪武设酒楼以利歌妓往来，也是其官妓制度，或说控制天下乐籍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
明初官妓之盛，屡为儒者所讥。然而，至明代中期，尤其是嘉靖以来，文人士夫深痛文网渐密、盛世不再之时，却往往追忆洪武之治，一步步突出了十六楼怀柔四方、礼乐升平的意义。如此，十六楼作为一个特殊的升平之象，频繁出现在晚明清初文人的吟咏中，为其所艳赏，并以唐宋盛况作比，个中情怀其实都寄寓了他们对于承平都会之盛、君臣相遇之隆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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