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初又立有富乐院，为教坊司乐工居住的场所，同时，往来商人可以入院宿妓。对此，刘辰《国初事迹》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太祖立富乐院于乾道桥，男子令戴绿巾，腰带红搭，足穿带毛猪皮靴，不容街道中走，止于道傍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妇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许华丽衣服。专令礼房典吏王廸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许入院，止容商贾出入院内。夜半忽遗漏，延烧脱欢大夫衙，系寄收一应赃物在内，太祖大怒，库官及院内男子妇人处以重罪，复移武定桥等处。太祖又为各处将官妓饮生事，尽起赴京入院居住。[22]
从“复移武定桥等处”，可知自富乐院失火后重建当不止一处，增建的缘故或者就是为了收纳各地入京的官妓。
富乐院初设于何时，并无明确记载；可以推知的是，失火后重建当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以前，朱元璋于是年敕修成书的《洪武京城图志》已载有两处富乐院：一在武定桥东南旧鹿苑寺基，一在聚宝门外东街[23]，与《国初事迹》的记载正相吻合。
永乐迁都北京后，同样建院以处教坊乐工。《静志居诗话》言：“明制南、北都各立教坊司，北有东、西二院，南有十四楼。其后南都旧院特盛。”[24]详考旧院实富乐院也。王骥德校注《古本西厢记》时于卷六附刘丽华题辞一篇，末云：“嘉靖辛丑岁上巳日金陵刘氏丽华书于凝香馆。”后有王氏按语：“刘丽华，字桂红，金陵富乐院妓也。”[25]则起码到嘉靖时，南京尚有富乐院的称谓。又《板桥杂记》云“旧院人称曲中，前门对武定桥，后门在钞库街”，其位置正与移富乐院于武定桥处相吻合，且余怀言“旧院则南曲名姬、上厅行首皆在焉”[26]，亦正与朱氏所谓“南都旧院特盛”相映照，则南都旧院或即富乐院。明中后期史籍与文集中还经常提及“三院”（也作“两院”“六院”），且往往与教坊并称，如：
正德三年……礼部乃请选三院乐工年壮者，严督肄之，仍移各省司取艺精者赴京供应。[27]
今京师城内外不隶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宋所谓路歧散乐者也。[28]
御史胡鳌言：“京师优倡杂处。请敕五城，诸非隶教坊两院者，斥去之。”[29]
凡过年终……教坊司将六院乐户男妇户口，各造册送部，差人类送礼部收查。[30]
关于三（两、六）院的记载，前引资料在正德年间，其中六院指南教坊，两院、三院则皆在北京。富乐院建于洪武间南京，永乐迁都北京后，是否富乐院也移至北京，目前史籍并无明确记载；那么，富乐院是否为三（两、六）院之一，尚有疑问。所谓“三院”“两院”“六院”之说，始于何时，又是哪几院；或者，两院即东、西二院，三院则东西二院外，加上富乐院，或者教坊司——明代文献中往往教坊司与院并称，或者流变传闻中，这一教坊司已与富乐院混称，这种种均难以稽考。不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自洪武起，即设富乐院以处乐工，以后南北两京的两院、三院，乃至于六院诸称，均由此发展而来。
除南、北两都之外，各藩国亦设有富乐院，以处地方乐妓。据《如梦录》记载：周藩开封“大街路东，有皮场公庙。向南，三间黑大门，匾曰‘富乐院’。内有白眉神等庙三四所，各家盖造居住，钦拨二十七户，随驾伺候奏乐。其中多有出奇美色妓女，善诙谐、谈谑，抚操丝弦，撇画、手谈、鼓板、讴歌、蹴圆、舞旋、酒令、猜枚，无不精通。每日王孙公子、文人墨士，坐轿乘马，买俏追欢，月无虚日”[31]。洪武时规定亲王之国例赐乐户27户，但这仅指初封之时，此后，人口繁衍，所籍乐户数量亦日增，景泰以来渐成流弊，以至朝廷不得不屡颁禁令。弘治九年，时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上疏《选辅导豫防闲以保全宗室事》，内中提及藩府郡王、将军不端之行，“有呼唤乐妓入府奸用者，甚至宫阃不肃致生外议者，其他将军有潜入富乐院宿娼者，或与市人饮酒赌博者”。[32]马氏所谓“致生外议者”，亦可从其他材料上得证：
弘治八年六月内，晋王奏称世子奇源宫人马氏生有一子，其马氏曾祖马得乔原系民籍，至伊祖马王瞽目唱词，报生乐户，其父马亮又经告明改正等，因本部驳行，山西布政司查勘，保结相同，合行分豁覆题。奉孝宗皇帝圣旨：是，钦此。
正德元年十二月内，晋府宁化王府辅国将军钟忾奏生子。妾张氏，祖张俊，原在富乐院地方居住。伊男张玺，迁居在乡，乞要改正，该本部行。据山西布政司勘过，张俊止在富乐院前居住，张氏不系娼优等，因前来覆题。奉武宗皇帝圣旨：是，钦此。(www.xing528.com)
正德四年，该本部议得马氏虽经查勘无碍，然以天潢支派而求婚于唱词微贱之家，诚为不当。张氏虽已保勘明白，然富乐院乃淫贱之处，在彼邻住，亦涉嫌疑，后各王府选择婚配如马氏、张氏者，不许滥选，违者罪在辅导官员。奉武宗皇帝圣旨：是，钦此。[33]
各大藩府倚地方而望朝廷，似乎天然就隐藏着逾情越礼的因素，除朝廷颁赐乐户外，还私蓄乐户，将地方乐妓收归私有，甚至有纳女乐为姬妾、生下子嗣者，以至于朝廷为继嗣事不得不勘辩乐籍。随着朝廷对乐籍制度管理的松懈，各王府所隶乐户，尤其是女乐，其实已有相当的家乐色彩。隆庆年间，吏科都给事中何起鸣在《条议宗藩至切事宜疏》中言：“近如辽府收乐工张绍之女，生子川儿，朦胧请名，希图承袭，若非该省御史相继纠察，不几于冒乱宗统乎？亲王如此，郡王而下，从何究诘？此乐工所当尽革，而收买子女之禁，尤当严也。合无敕下该部，通行各王府及各该巡按御史，原设立富乐院，尽数变卖入宫，乐工编籍当差，乐妇从良改嫁。”[34]既然所革除藩乐需另行编籍入官，可知其时藩府乐籍实已趋私有化。
另有史料提及“丽春院”一名，但相关记载极少，可以说明确提及丽春院为明初教坊的所见仅《朴通事谚解》一书。《谚解》卷上“勾栏胡同”条注中道：“书言故事云：勾栏，俳优棚也。质问云：丽春院乐人搬演戏文杂剧处也。又云：丽春院即教坊司也。……今按北京有东勾栏、西勾栏。俗谓宿娼者曰‘院里走’。质问云：是京师乐工住处。”对此，伊维德解释说：“这条混乱的注似乎显示，继富乐院在北京设立的即是丽春院，一个以处教坊司乐工之所，并包括（或接近）两座勾栏。朱有燉《香囊怨》中的‘院里’用法，可证‘院里走’此语为明初特有。因为它只有在富乐院及相似之院建立之后才可能出现。……‘丽春院’无疑源出‘丽春园’，但应该和‘丽春园’加以区别，丽春园在元代常指青楼。”[35]然而，伊氏的解释同样有些混乱，丽春院源出丽春园，但与丽春园有何区别，似非一“应该”二字即可笼统言之，且有关“丽春园在元代常指青楼”的解释也并不确切，丽春园在元代散曲、剧曲中往往泛指伎乐人家，与鸣珂巷、平康巷等同，元代伎乐也源于乐籍，因此伎乐所居可能也包括男女乐，很难说就是单纯意义上的青楼，这一点元之丽春园与明初之丽春院并无太大区别。问题是，继富乐院之后，永乐在北京确实设有丽春院一地，以聚乐工，还是丽春院在明初仍属虚指，仍难以断定。另外提及丽春院的，据笔者勾稽，尚有如下材料：
（1）据《词谑》载，李开先曾与王渼陂谈及元末明初人所制北套【商调·集贤宾】，以为气韵上终输于元词，其中《后庭花》一支道“丽春院曾惯经、教坊司也惯行”[36]。
（2）《雍熙乐府》卷2收有【正宫·端正好】《忆美妓》一套，中有一句“莫不是丽春院苏卿的后身，多管是西厢下莺莺的影神”，不注撰人；《词林摘艳》则易“丽春院”为“丽春园”，并注云“元吴昌龄散套”。
（3）《雍熙乐府》卷14收有【商调·集贤宾】一套，言“莺花寨近来谁战讨，这儿郎悬宝剑、佩金貂，燕子楼屯合了凯甲，鸡儿巷簇拥着枪刀，丽春院万马萧萧，鸣珂巷众口嗷嗷，将一座玩江楼等闲白占了”，不注撰人[37]；《词林摘艳》则题为《悔悟》，并注云“皇明王子一散套”[38]。
（4）嘉靖间《风月锦囊》收《新增联字山坡羊》一套，曲中有“知他在长春院、富春院、丽春院里，朝欢暮乐，与谁人欢乐”[39]句。
（5）正嘉间传奇《绣襦记》第二十一出有一支【忆莺儿】，中有末云：“这是崔尚书老爷的百花开，又不是教坊司丽春院。”[40]
（6）万历间孟称舜《柳枝集》中收有【快活三】一支，中有末云：“你是一个丽春院里的柳盗跖。”[41]
（7）成书于嘉靖万历间的《金瓶梅》曾详赡地描绘了一个丽春院，是李桂姐、李铭、李娇儿、吴银儿、郑爱月、郑奉等教坊司乐工居住的地方。
从以上七则材料来看，丽春院究竟属元、属明，是实指、是虚指，尚比较模糊，尤其是其多出现于小说、曲子中，作为史料的凭证略显不足[42]。且“丽春院”字眼，在明散曲中仍属少见，相反，“丽春园”才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代语词，如汤式《笔花集》中《悼伶女》四首，即有“丽春园长夜漫漫”句[43]。由此可见，即使丽春院一词始见于明，也无法完全排斥虚指的可能，《朴通事谚解》毕竟只是一例孤证。[44]宋之杂剧有“行院”一说，一般以为，“院”多指称乐工住处，并引申为对乐工（妓）的称谓[45]，明代建富乐院以为乐工住处，因此称“院里走”正合事实，至于富乐院之外是否另有丽春院（园），就不可知了。不过，伊维德称“院里（走）”之谓乃明初特有，却可以反证明初官妓的盛行。明初于教坊司下设院，院中所居乐工原是男女俱有；不过，因院中也供子弟出入宿娼，明代后期提及南京旧院，也多追忆其时名妓风流，所以近人在提及富乐院时常常误以为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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