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开国帝王均重礼乐，所谓“治定功成而作乐”，以教化天下。明兴，朱元璋驱除胡虏，重建汉室，慨然以复三代礼乐为旨归，其礼乐建设较之前代焕然有异。早在初克金陵时，即立典乐官：
其明年置雅乐，以供郊社之祭。吴元年命自今朝贺，不用女乐。先是命选道童充乐舞生，至是始集。……是年置太常司，其属有协律郎等官。……又置教坊司，掌宴会大乐。设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乐，左、右司乐，皆以乐工为之。后改和声郎为奉銮。[2]
永乐北迁后，于北京重新设立教坊，故南北两京各有教坊。洪武二十八年（1395）又设钟鼓司。其中太常与教坊均属礼部，系外廷。《明史·职官志》称：“太常掌祭祀礼乐之事，总其官署，籍其政令，以听于礼部。”教坊司“掌乐舞承应，以乐户充之。隶礼部”；钟鼓司则属内府，为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3]
太常司置于吴元年（1367）七月，洪武三十年（1397）乃改“司”为“寺”，下设卿、少卿、丞，其属有典簿厅典簿、博士、协律郎、赞礼郎、司乐诸职。洪武初置各祠祭署，又设署令、署丞二职，后于二十四年（1391）改各署令为奉祀，署丞为祀丞。洪熙元年（1425）置牺牲所，又设吏目一职。太常职属虽经建文、永乐朝两次反复，但大体保持洪武间制，至嘉靖时始大为更张，史称“世宗厘祀典，分天地坛为天坛、地坛，山川坛、籍田祠祭署为神祇坛，大祀殿为祈谷殿，增置朝日、夕月二坛，各设祠祭署，又增设协律郎、赞礼郎、司乐等员”[4]。此外，太常下尚隶有两个特殊部门：一曰提督四夷馆，掌译书之事，初设于永乐五年（1407），其时隶翰林院，因弘治七年（1494）增设太常寺卿（嘉靖中革）、少卿各一员为提督，乃改隶太常。另一曰神乐观，以太常乐舞生居之。出于对祭祀礼乐的重视，朱元璋对乐舞生的择选十分谨慎，“洪武初命选道童为乐舞生，后以古制文、武生俱用公卿子弟，乃令乐生用道童，文舞生于教官学生内、武舞生于军职舍人内选用”[5]。后于十二年（1379）专建神乐观以处之，下设提点一人、知观一人（嘉靖中革）[6]。《明史·职官志》虽将其列于道录司之下，但强调“神乐观掌乐舞，以备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庙、社稷之祭，隶太常寺，与道录司无统属”。[7]以非乐籍中人的太常乐舞生承应祭祀，可见洪武对祭祀礼乐之重视；但与前代相比，太常寺在明初礼乐体系里的地位实际是有所下降的。自中唐迄元，太常的职权已逐渐让归于礼部，但始终未改变其作为独立乐署的性质；直至明代，才完全隶于礼部祠祭司之下[8]。太常职能有二：一是承担具体的考音定律、制造并校定乐器等职责。洪武礼乐制作之初，即招冷谦为协律郎，命其“协乐章声谱，令乐生肄习之”，同时“校定音律及编钟、编磬等器”。此外，神乐观承担有教习雅乐之责，如洪武十七年（1384）尝命神乐观选乐舞生五人，往各王国教习[9]。二是承担具体祀典。据《续文献通考》载，礼部“祠祭掌祭享、献荐、天文、国恤、庙讳、术艺、佛道之事，以赞尚书。凡祭有三，曰天神、曰地祇、曰人鬼，辩其大祀、中祀、小祀而敬供之……稽诸令甲播有司，以时谨其祀事”[10]。可见其时一应礼乐制度，均由礼部参订、呈进、实施，太常诸职不过参与并执行其事而已。宣德就曾明言：“国家祭祀，掌之礼部，而复置太常，尤重其事也。”[11](www.xing528.com)
与太常寺地位下降相对应的是教坊司的升格。教坊司置于吴元年（1367）十二月，稍晚于太常寺，下设和声郎、左右韶舞、左右司乐等职，后于二十五年（1392）重定百司职名时，乃改和声郎为奉銮[12]。明代祭神与娱人严格有别，所谓“其雅乐备八音、五声、十二律、九奏、万舞之节，俗乐有百戏承应、队舞承应、讴歌承应。祭祀用雅乐，太常领之；宴享朝会兼用俗乐，领于伶人。奉銮、韶舞、俳长、色长、歌工、乐工、舞人，各专其业而籍用之”[13]。教坊司特强调“以乐户充之”，即从人员配置上将乐籍中人与太常乐舞生区分开来。如此，教坊司与太常职属分离，从原属内务部门转列于礼部祠祭司之下，二者地位实一升一降。并且在教坊承应的方为乐籍中人，则乐籍由太常转归教坊就成必然之势，所谓“乐户统于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14]。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教坊司隶于礼部祠祭司，但其为具体职司，礼部不过总其大概而已，故不妨说天下乐籍归于教坊。同时，地方上亦设有教坊司[15]，如此，洪武初搜求四方乐工，著立在籍，从京师到地方，一应用乐俱由乐籍中人承应，一应乐籍俱由教坊司管理，从而保证了乐籍的管理并礼乐的上下一统性。
历来认为，所谓礼者，“仅鬼神祠祀而已”[16]，然明礼部下仪制、祠祭、精膳、主客四司职属却远远大于前代。一些史籍在论及礼部沿革时都特别强调这一点，认为明代礼部“掌天下礼仪、祠祭、宴飨、贡举之政令，凡典乐典教，内而宗藩，外而诸蕃，上自天官、下逮医师、膳夫、伶人之属，靡不兼综，职任綦重。成化以后，率以翰林诸臣为之，其由此登公孤、任辅导者最多，盖冠于诸部焉”[17]。总而言之，太常与教坊的职属严格分离，并一统于礼部，礼部之权由此冠于诸部，正是洪武君臣在建制上欲复三代之治的一次精心结构，史称“我太祖众建诸司最得周官精义，而尤垂神于礼”[18]。
钟鼓司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重定内府官秩时始真正设立[19]，其时宦官设十二局、四司、八局，统称二十四衙门，钟鼓司即为四司之一。初置时下设司正一人、左右司副各一人，后渐更易，设掌印大监一员，佥书、司房、学艺官无定员[20]。朱元璋制礼作乐，每以天下为念，于内廷宴乐不甚提倡，虽于内廷专设钟鼓司，但从其命名来看，最初可能只执掌出朝钟鼓，至于《职官志》所言掌“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事，当是后来方流变至此。但其究竟于何时开始兼掌内府杂戏，史载不明，较早提及的已是景泰间事。可以推知即使钟鼓司承应宫中演剧，在明初时亦当不甚发达。至正德间，政局大变，钟鼓司乃势力大炽。当时，教坊司与钟鼓司已无大界限，二者一同承应宫中乐舞，一同择选天下乐（伎）人入宫，钟鼓司不只兼掌内府演剧而已，教坊之权、甚至一应司乐之权原属礼部外官者，均日益转移至钟鼓司，以至于外廷哗然。[21]如此，相应钟鼓司及俗乐的兴起，以神乐观、教坊司为代表的雅乐逐渐趋于衰落，而明初以教坊司为核心、集权于君主的演剧制度则就此全方位地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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